美国取消了总统的制度，联邦制就更加松散，士兵只听从军队，而军队又吵着闹着要独立，但凡在阿富汗有任何的部署，总有一部分人跳出来喊反对，厌战的情绪普遍高涨，时势变得越来越混乱，商人渴望一个稳定、宽容的环境，他们渴望有一个总统站出来稳定时世，然而当总统制度被取消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明白，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制度。时代只能往前推进，后退或者开历史的倒车都不可能的，那样等于与全世界为敌。

华尔街的经济状况却在美国最糟糕的时刻变得越来越繁荣，股价一路推高，房地产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要员对此十分不满，他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然在媒体记者面前狠狠痛斥美国现状：

“我们生而平等，不仅仅是自身价值，还有享受一切的平等权利。有的东西很贵，我们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将其拿到手，可是当我们都拿到手以后，难道我们心里不会产生疑惑吗？一些本来就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拼命付出才能得到？不觉得很可悲吗？我们必须要反抗！必须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美国已经乱套了，然而对西区城市的掌控仍然很严密，官方的媒体不允许报道对美国不利形象的内容。

东区的政府则处于高度控制状态，出入有人盯着；在互联网上与陌生人聊天也有监督的电脑软件；但凡一些关键的英文字母被识别，产生反应，那些用词就再也看不到，会隐藏也会被删除。通讯设备都自带定位功能，只要你使用了这些设备，都能准确定位到你的位置。未来的追踪芯片绝对是一大流行的趋势。美国方面已经在按照计划制造这些芯片，没多久就遭到民众的反对，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监听、监视与监督民众的想法与生活，实在是太恐怖。因此带有不可控制的定位功能的设备都会遭到抵制，哪怕在当地上市，也会被捣破。

美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记者招待会，曝光度很高；西布达拉美宫也是同样，不过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并不是什么政要人物，而是一个囚犯—阿瑟。

自从在东区的城市发现了杰克·帕克森的尸体之后，轰动了整个司法界，法律界的律师们立马就坐不住了。阿瑟被控告的罪名中，其中就包含了在西区的郊区谋杀死者，但是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警方没有放弃过寻找死者的尸体，自然而然，外界的人绝对会联想到死者的尸体就藏在西区的某个角落，那是无容置疑的。然而现实中却是，死者的尸体在东区被找到——准确来说，是被一场雨给冲了出来，尸体重见天日，却狠狠打了司法界公职人员狠狠的一巴掌。光是从表面迹象来看，就可以百分百证明，阿瑟是无辜的，他被冤枉了。一群律师界的精英就利用媒体的渲染力量，将阿瑟渲染成一个失败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将他描绘成一个受害者、可怜虫、受尽生活折磨的流浪者。他们认为阿瑟应该站出来，向媒体倾诉愤怒的情绪。

于是，他就这样重新出现在广大媒体的视野中。第一次穿着正式的服装，很严肃，极其富有感染力地进行着演讲：

“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我觉得很高兴，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将我抛弃了。他们不相信我，怀疑我，鄙视我，甚至孤立我！当日法庭宣布我的谋杀罪名成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极其痛苦与沮丧。我当时狠狠抓着可以抓住的物体，对着法庭里的所有人大声呼喊：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绝对的无辜！然而他们却喜欢扮演聋哑人，既听不到我的声音，听不到我的哀嚎，也不愿意替我伸冤！替我说一句好话！我的行为被当成一个白痴，一个精神病人！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笑话。我有想过要越狱，报复社会！但是这个念头仅存在我大脑里不超过一秒钟就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我想了很久，终于让我想到了，而且还是很不容易的那种，我不是想报复社会，我要证明给这个冷漠的社会看，我不是杀人凶手！我是冤枉的！我必须要证明我自己！我就是我！不是别人！因此在监狱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修读法律，我在图书馆借了很多关于法律的书籍，而我的朋友每年都会在圣诞节来探望我，顺手给我送一本法律的书籍。我的朋友对我很好，因此我没有想过要放弃。我钻研法律，不断向法院申请要上诉，然而我的上诉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我尝试了足足两年，丝毫没有动摇的可能。他们的信仰还真的坚定，老底都被拆穿了，却还能自己骗自己。本来我还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希望，看不到未来，注定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的时候，幸好，上帝在怜悯我，他赐予了这个世界一个灾难——一趟洪水。洪水摧毁了不少的基础设施，冲垮了山林里的泥土。一副被埋藏多年的尸体就这样被冲了出来。警方一直以来都找不到的尸体居然出现在东布达拉美宫，但是我却在西布达拉美宫被控告谋杀！这合理吗？不！并不合理！它不能存在！丝毫没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不过事情还是发生了。没想到一趟洪水居然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我觉得很满足，至少目前的状态是十分美好的。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那些坚称我杀了人的一件事情，你摧毁不了我，你就会很麻烦。地方法院已经接受了我的上诉，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接受，没有人会与全世界作对。我今天要说的话就是这些，谢谢。还有，我很肯定，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黑泽明在家里，通过电视机屏幕亲眼看到了阿瑟在记者面前的演讲，可谓是铿锵有力，具有迷惑群众的力量！现在全世界都觉得他是无辜的，当他是受害者，他说什么也有人相信。他就是号召力的保证。他没想到，现在的阿瑟居然充满了信心与干劲，与过去瘾君子的形象产生了颠倒性的转换。简直就像脱胎换骨那样，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感觉。他那么自信，是不是背后有人在策划这些呢？黑泽明心想着。

辛波斯卡弗关掉了电视机：不好意思，孩子刚刚睡着，我怕电视机的声音会吵到她。对了，你要喝什么？

柏妮笑着说：牛奶就行了。

她好奇问着：不喝咖啡了？

柏妮解释着：最近老是失眠，喝多了反而睡不着。

她抱着孩子回房间了。

黑泽明倒是表现得很苦恼，躺在椅子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问了句：是不是害怕了？

他摇了摇头：没有。只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能贸贸然因为一副跳出来的尸体就认为他是无辜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她安慰他。

“你调查了什么？”他很冷静地问着。

“还是你比较理智。”她对他赞叹不已，开始在客厅的范围里走动着，说话的语气就像在讲故事那样：

“其实呢，验尸报告早就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控方当日可以成功入他的罪，完全是基于一位目击证人的供词。根据目击证人的说法，死者是死于失血过多，被利器刺死，这一点我相信你还记得很清楚。然而事实却是，死者是死于枪械，头骨里发现的子弹以及金属残余粉末就能证明证人当初在法庭上说谎，给假证供。至于她为什么要说谎呢？这就很关键了。而且我还查到，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后的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坐飞机去了荷兰，后来又去了丹麦，三个月之前在柏林定居，不过具体的住址还没有找到，只是找到她在柏林的消费记录。我们准备明天就去一趟柏林，希望可以找到她，这样就可以利用搞清楚她当初为什么要说谎。究竟是阿瑟故意安排的还是别的原因。只要找到她就一切真相大白。”

黑泽明隐约预料到自己会有麻烦，情绪上很抑郁，只是说了句：你去找她回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会向法官大人求情，尽量不会因为假证供的事情起诉她。

她笑了笑，感觉他对她很信任，转眼她又说着：不过明天去柏林是秘密行动，只有我与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去，尽量低调，不会走漏风声，这样就能确保消息不会泄露。

他这才反应过来：你是担心有人对她不利？

她点了点头：如果她是受了别人的指使，我相信她背后肯定还有更神秘的幕后玩家。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仿佛在这个时刻，只有她最冷静，这一次他只能指望她了。他很难才说服自己说出那样的话：这一次真的很感谢你。

“先别感谢我，等我回来再说吧。”

她告别了他，他回到房间，看到本来应该睡觉的女儿却睁大着演讲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辛波斯卡弗只顾着逗孩子玩，全然没有注意到他的状态是多么的沮丧与寂寞。她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的身上，有的时候他还挺羡慕自己的女儿，最起码还有人关心有人宠，他就变得孤立无援。要不是还有柏妮在支持他，他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

他想起那天詹斯一阵脸红一阵脸白，想发怒又发不了的样子真的很可笑，他还谴责自己：当初我都告诉你了！没有找到尸体是不能贸贸然提出起诉的！现在好了！你成功了，但是尸体在别的地方被找到，致死的原因与你描述的完全不一样！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可救不了你。他很明白，这个时候独善其身比什么都重要。就在昨天，他已经受到了出席听证会的邀请，光是一个星期就有12个听证会；律师大公会的人纷纷找过他聊天。听他们的语气就是不相信他，同样的问题问了无数次，他很厌倦不信任的态度，然而听证会却是无法拒绝的。他希望尽快平息这一次的风波，否则带来的影响将会是不敢想象的。

柏妮走到楼下，开着自己的车，正准备离去，机票她都准备好，正当她在得意洋洋，为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感到非常完美的时候却 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已经被珍妮特监听。

她得知了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比他们提前了许多，去了柏林。她不仅从包里拿出了机票，还在过安检的时候，被检查到藏有刀具，不过是一把小刀，并不在管控的范围里，安检方面很快就放行了。

她坐的那一班飞机是早上七点钟，柏妮那一班则是中午十二点，她比柏妮早了五个小时去了柏林。

远在柏林的朱迪·曼看了新闻，知道会有警察找上门，已经第一时间停止了使用信用卡消费，然而还是暴露了柏林的位置，她只能搬家，躲开那些想要找到她的人。

朱迪·曼这几天不敢出门，警方目前在拉丁美洲通缉她，还好柏林距离拉丁美洲有一段距离，德国当局为了保护合法公民的利益，当然不会理会通缉令的事情。她本来还想在南美洲的其他地区享受人生，不过尸体提前在媒体面前曝光了，这与原定的计划不一样，她知道在法庭给假证供是违法行为，肯定会有警察找上门，她不得不躲起来。东布达拉美宫是德国的庇护国，她逃去德国的柏林是明智的选择，同时她还意识到，刷信用卡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信息，逼着她拿美元去兑换德国的流通货币，她用尽了所有的迂回方法来避免地理位置被暴露。

她天生就是喜欢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就算找男人也必须找一个有钱的，她不喜欢工作，不喜欢挤地铁上班，要是违法的勾当使她免于劳动，她是很乐意触碰法律的底线，前提是钱要给够。

几天前她知道自己会被通缉，凑巧的是，钱已经差不多用完，她的经济状况陷入窘迫的程度接近危急警告。她找了珍妮特，向其索要更多的美元，以自己即将被通缉可能要过上流亡在外的生活为理由。本来她还以为珍妮特会推搪或者直接拒绝她的请求，没想到对方还真的答应了，毫不犹豫的那种。珍妮特在今天早些时候会过来，她做好一些食物等着她。

而此时的珍妮特，身上没有带支票，也没有带美元的现钞，在她的挎包里只藏了一把水果刀。本来在去年的圣诞节里，她就有计划杀害朱迪灭口，然而她心软了，她受了天主教的影响，内心一直抗拒残害无辜的生命，她希望放过朱迪，只要她不耍花样，不索要好处，不威胁她，她自然不会动违心思。但是朱迪目前已经被通缉，她是一个贪生怕死，很害怕受苦受委屈的一个女人，面对警察的追捕与逼问，她必然招架不住，她要是说出一切，那么之前所策划的复仇计划就会全部报销。为此，她必须杀了朱迪灭口，既是为了保证计划可以顺利完成，也是为了保证不让自己的真面目暴露。

在前往柏林的之前，她提前用了一个虚拟定位的太空电话卡打了一通长途通话给朱迪，使用了变声器，用很低沉的声音告诉她，很快就会见面，让她准备好。为了躲避警方的线索追查，她故意将时间提前了许多，目的就是避免让警察追查到与到达时间吻合的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