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则 人们的日常生活品

人们在日常中，除去吃饭、劳动外，还得有点生活品。它包括用品和日常副食品。在“大跃进”时期，人们个人仅仅只是碗筷和随用的小型劳动工具。生产队时期，算是改善了一些，可是仍然简单得很。

本来，国家只是将“重要物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所有物资都紧缺得很，无法满足供应，于是，所有的物质都由国家进行分配。当时的农民们虽然经济拮据，无缘高档物资，而日常必需品却是省不掉的。因为无处买得到，总是盼望能及时分配一点。

日常生活最起码的火柴、肥皂、煤油、毛巾等，公社供销社每当有了货，便分配到各个大队里，由大队部根据数量的多少，或者按照户头，或者按照人口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并且开具介绍信，由生产队集体一次性买回来，再按照户头或者人口分配给社员。如果没有分配的话，社员们就只好不用了。

这样的“分配”，是供销社根据货源决定的，没有时间规定。因此社员们长期没有这些东西使用，只好过“原始”的生活：生火的打火石、火镰刀、火媒子是老烟虫们必备工具；人们烧煮生火，常常是“见机行事”，不是使用火镰刀，就是相互“借火”；洗衣服老是用稻草灰做“清洁剂”；晚上点灯，能省则完全省下来，必要的话，只好点个豆大的灯火，“亮一下”算事。至于毛巾，在当时的家庭里算是上等的“奢侈品”，多数人家都是用“再生布（土布）”裁成所需要的大小，长期使用。

在吃食方面，供销社有时配点红糖、白糖、古巴糖，这些都是先发给票证，由各人自己去买。一年中，每人只能配个二两三两。

生猪，本来是农民饲养的；因为粮食紧张，饲养得很少。又被国家控制得十分严格，在完成了“派购任务”后，还要发扬“大局观念”，由国家统一安排，很难批准给自己宰杀。逢到重大节日，每人配给二三两，每户一斤左右的猪肉，必须在两三天内去买。一个公社一万多人，就只有一个副食品站一个柜台，两三把刀供应，在这一个时间里，人多得挤不了。售货员派头很大，老是吆五喝六，随便给点什么样的肉，都得接受，否则就完全没有。而且，第一潮卖过以后，便卖咸肉。咸肉老是臭气熏人。许多时候，人们见了臭咸肉，只好“敬而远之”，宁愿不吃，也不买臭肉了。于是，多数社员长期没有猪肉可吃。

凡是配给的物资，都算是“计划供应”，严格规定着“有效期”，票证或者介绍信都注明着“过期作废”。

所有配给物资的价格都由国家规定。火柴每盒2分，肥皂每条0.47元；煤油每斤0.35元；猪肉每斤0.73元。因为都不算贵，有条件的人，都想买。

掌握物资的权力单位，每次在分配“计划物资”给社员以后，总还有些剩余，便是他们得天独厚的“肥水”。他们为了讨好有权力的上司，常常将这些紧缺物资送上门去；社会上一些善于钻营的人，见缝插针，寻找关系，叫做“开后门”，也常常能买得到紧俏商品。而普通社员，既没有“特权”又没有关系，只好断绝“非份的妄想”。因此，社会上公开流行着“上等人，送上门；中等人，开后门；下等人，摸不到门”的说法。

物资紧张，没有这些东西，至多是生活艰苦一点，并不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因此，人们对这些记忆，并不是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