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几个犹太人的家庭聚集在一起,用很小的声音在互相交流着。他们的孩子还躺在床上,沉睡在梦乡里,因此他们说话的声音必须尽量压低着,避免打扰到孩子们的休息。
他们从奥地利逃来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他们,欧洲那边普遍在排犹反犹,很多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商店被砸毁,被禁止从事某种特定职业,被禁止乘坐公共汽车,被禁止驾驶车辆……总之犹太人的种族再次遭到排斥。他们漏夜逃了出来,变卖了资产,才拿到一笔钱,经过几番波折才来到布达拉美宫,他们要想获得真正的安全就必须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然后坐飞机去以色列,那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去了那边才算是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就不会再遭到迫害。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布达拉美宫其实并没有很排斥犹太人,他们的犹太朋友很快就在这个国家里任职比较重要的职位,例如银行家,投资顾问等等。如果这个国家对犹太人毫无敌意,他们倒也不至于急着要走,留下来投资、建设这个国家,不仅仅可以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定的避风港,还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尝试融入这个国家的各种传统习俗。
他们在交流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商量如何在这里建立属于自己的产业。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国家的失业率非常的高,无所事事、企图犯罪、无事生非的年轻人异常的多,尽管有政府的资金补贴,但也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有的人依然贫困,两餐不继;但有的人却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生活,顿顿有鱼有肉,面包只是拿来做早餐,牛奶当饮料,咖啡当餐前饮品。肉眼可见的贫富差距使一个犹太人团体看到了投资与救济的商机。只有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给重新拉起来,才能使社会正常运转起来;同时只有挽救了他们的经济才能保证他们不会随欧洲的潮流那样,排斥犹太人。因此用来经济复苏的资金就变得无可避免。
首先他们找到在银行负责管理债务筹借部门的犹太人,向银行以很宽松的条件借出贷款,用来发展与生产制造业,大量招募劳动人工,短时间内解决了流落街头的失业人员的去向问题。
在社会上的困境一下子得到了舒缓,潜藏在深处的社会危机再次被淹盖起来。
深夜里,黑泽明闭着眼睛,侧着身子在睡觉,但其实他全程都没有入睡过,他在等,他一直在苦苦等待着辛波斯卡弗入睡,今晚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因此他一定要出去,但是要从她身边跑出去谈何容易,为了保险起见,他早在她的可可热饮里加了一小剂量的安睡药物—宁多芬,这种药物只需要一点点的分量就能让人很容易陷入昏睡状态,而且不容易醒过来。这种药物起初只是拿来帮助睡眠,缓解压力以及焦虑,但是会有一个副作用,服用次数频密会造成成瘾性,也就是产生药物依赖,一旦不用这种药物就会失眠,甚至会使焦虑加倍。当然他是迫不得已才使用这种药物,他甚至不敢放太多剂量,他只是希望她有个好的睡眠,同时保证她不会半夜爬起来,这样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
他爬起来,换好衣服,偷偷摸摸拿走了她的保时捷钥匙,还拿走了她的20美元。他这么做除了想过足一把瘾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要去见一个人。
在他静悄悄关上门,轻手轻脚地离开之后,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她胸有成竹地盯着消失不见的保时捷钥匙,就知道他想飙车,在大半夜里。他的确想飙车,但是她并不知道的是,他飙车之余还想去见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克里斯仃,自从她放弃做律师,转行做性交易工作者之后,她就把自己隔离得远远的,她在底纹州租了一个单位,那里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常常有不知名的人员出现,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均来自社会底层,白天没有工作,聚在一起喝点由政府补助的啤酒,偶尔才能吃肉,他们会团抱团,聚集痛斥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困问题,但是到了晚上他们又会变得相对温和,因为他们晚上要在外面想办法搞钱,要不然第二天的生活费将会使他们非常头疼。
她住的单位是一个很狭窄的空间,只有一个洗手间,外面是一条很狭窄的走廊,右侧放了一张床,在走廊的通道还挤了一张陈旧的书桌—那是她在隔壁家丢弃的垃圾里捡回来的,整个桌子都完好无缺,倒是晚上会跑出几只老鼠而已,那股奇怪的气味,像极了腐肉发出的阵阵恶臭;她在书桌上摆了一排有关于法律的书籍,全是德文版的,部分书籍严重损毁,好几页纸在脱落中挣扎,桌子的左侧还放了一个柜子,那是她在自由市场里掏回来的,价值15美金,整个柜子也同样塞满了书籍,在她不接客的日子里,她忍受着寒冷与饥饿,在寒风中度过令人沮丧的冬季。她的床正对着一个很大的窗口,夜里会刮进一股很猛烈的狂风,右侧的窗是坏的,根本关不了,左边倒是可以关,但是如果关了,由于空间狭窄,会很容易出现喘不过气的现象,因此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任由那扇窗户持续敞开着;书桌的右侧有一个空隙的空间,那里刚好放得下一张小椅子,她可以利用坐在椅子在那张用瓷砖组建起来的桌子吃东西。但是她生活依旧贫困,买不起奶酪与啤酒,只能一个星期买一盒巧克力味的麦片,拿麦片当早餐吃;夜里七点钟,面包店会有一部分不合乎标准的黑面包以很廉价的价格出售,到了那个时候她就会在那里排队,买到廉价的黑面包。这种黑面包有一个很显然的缺点,口感不好,咬起来太硬,幸运的,她可能会买到一部分位置还是柔软的面包;幸运不好,那块面包根本吃不了多少;餐桌上的牛奶是她在小进口店买回来的,那里的牛奶在临近期的时候会把价格压得很低,那个时候她就可以购买廉价的牛奶;肉肠则是被人丢到回收站里,她半夜三更跑到外面捡回来吃。她就是这样,食用廉价食物才能得以勉强维持艰苦的生活,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她明白通胀是无可避免,她只能勤奋地赚钱,这样才能保证生活得以维持下去。天花板是坏的,夜里会掉下灰尘,甚至是一块墙壁的碎片,砸到她的脸上,划破了她的皮肤,有的时候会砸伤她的眼睛。她的门锁其实是坏的,就算她在里面反锁,稍微出点力就能推开她房间的门,因此她出门的时候从来不带钥匙,她只需要粗暴地把门推开就行,压根就不需要钥匙。
他的保时捷跑车停在一个贫民区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这辆车肯定会吸引部分的偷车贼,因此他不能逗留太长的时间,他还特意找了一大块黑色的幕布,铺盖在车的上面,掩盖着车的躯壳,避免让别人注意到车的存在。
其实他没有想过要找她,但是那天在法庭上与那个妓女有过一段对话,这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情不自禁想起了克里斯仃,他相信从事性工作交易者的女性绝对不会是为了享受身体的愉悦感,她们只是贫困社会中的一个悲惨缩影罢了。他很明白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对于控方证人,其实他心里是很内疚的,他也意识到自己在法庭上是非常的尖酸刻薄,他自己也很讨厌自己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一想到这个,他就想着找她聊天,就当是寻找某种心理上的慰藉也好,寻找某种可以躲避的借口也行。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找她,在此之前,他来了好几次,不过不是照顾她的“生意”,只是为了接济她。
他每次都会接济她500-1000美金,有时候他会为她带来玉米罐头、肉肠米粒还有意大利奶酪,他一直在略尽绵力地照料着她的贫困生活。因此在他的账户里就会有1000-1500美金常常不翼而飞,辛波斯卡弗搞不懂他的钱跑去哪里了,问了他,他就会撒谎,自己玩股票玩输了。实际上他很少关注股市里的行情,但是他必须要持续隐瞒下去,因为一旦让她发现他在接济其他的女人,她肯定会很生气,他不能让她知道这些事情。
当然,克里斯仃是唯一一个知道黑泽明与辛波斯卡弗是恋人的事实,当然包括珍妮特。
当他给她带来300克的咖啡粉以及900克的奶酪之后,他就坦然承认,他有想过与辛波斯卡弗结婚。
她的房子很简陋还很寒酸,她没有特别的东西可以招待他,只能泡了点蜂蜜水,给了他一盒烟(上一个客人留下来的香烟),烟丝有些潮湿,但不影响基本用途。
她忍住笑声:你以前不是很害怕婚姻吗?怎么现在突然就想结婚了呢?
他独自叹息着:现在我们住在一起了,感觉彼此越来越亲近,我想,相信结婚会是一个很好的负责人的行为。
她伸了伸懒腰,打着呵欠:所以你这是准备要求婚了是吗?
他很茫然地摇了摇头:问题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万一她不同意与我结婚怎么办?万一她因为我的求婚而提出分手怎么办?
她双手搂着他的肩膀,投以鼓励的眼神:得了吧?哪里有那么多的可能?只要你有诚意,她还很爱你,就一定会答应与你结婚的。
他表现得很开心,还很欣慰,但很快他又想起了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立场有很大的区别,我担心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仍然会成为辩论的对手,虽然表面上理性的辩论不会伤害感情,但是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分歧总是不可避免。
她像是明白了某些事情那样:怪不得我们那个时候会分手。
他给她一个白眼:正经点行不行?帮我想个办法。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检控官简直就是女强人的代表,你想娶她,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他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说了句:别提我的事情。你那边怎么样?银行真的要收走你的房子?
她刚才那副得意的笑容顿时消失了:资不抵债,我的房子已经被拿去拍卖,卖了多少钱,除了支付手续费,交税、偿还债务,还能剩多少呢?借钱的时候就求着你借,要催债的时候也同样心狠手辣。我看以后都没有商量的余地,那套房子我已经放弃了,不可能还赎得回来,当人人都在集中抛售房子的时候,就意味着房子的价格变得一文不值。
他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他想到如果要结婚就必须得买房子才行,不然二人世界的生活很难实现,更何况他还打算要孩子呢。不过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经济环境如此恶劣,他有些胆怯,暂时不敢买入资产,担心自己会因此落入万劫不复的程度。他想着想着,突然注意到她身后的那个柜子里塞满了法律的词典,他好奇地问着:为什么你还保留着那么多法律上的书籍呢?难道你还打算重新执业?做回一个事务律师?
她下意识地用身体去遮挡柜子里的书籍,露出僵硬的笑容:没有,我只是……只是偶尔为以前的客户提供法律意见,偶尔还会为地方法院提供法律建议罢了。你知道的,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读法律,难道真的一辈子都不从事那个职业吗?
他变得不知所措:我还以为你已经彻底放弃律师这个角色了呢。
她从后面的书柜里抽出一本书,回答着:怎么会?我们都是属于法律的,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等我偿还债务那天,我就会重新穿回那件律师袍,做回自己。
他看了看窗口的位置,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吊挂木牌,那是一个挂衣服的东西,那件律师袍还挂在那里,衣服很新,但袖口变小了,纽扣的颜色变得暗淡无光,扣子的位置都相互交错。就算她想做回律师也是徒然,她根本就很久没有穿过律师袍。他还想说点什么,她立马制止他,迅速转移话题:对了,你最近辩护的那个案件,我一直都有关注,你真的相信你的当事人没有强奸过受害者?
他还很好奇地问着:你连上网的东西都没有,怎么会知道我处理的案件呢?
她立马得意洋洋地从床底下拿出一沓报纸,那是《观察法律》的报刊:任何轰动法律界的新闻都会出现在报纸上,难道你忘记了?
他不以为然地说着:我知道,可是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还保留着看报纸的习惯。
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里的客人都很喜欢看报纸,他们看完就懒得带走,久而久之,我这里就成了报纸摊流动中心。不过我最近发现附近多了很多奇怪的民族。既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我会波兰文,但就是不会希伯来语,犹太人我就不太能沟通。
他假装皱着眉头:犹太人的问题确实也相当的严峻……
她顺势紧捏着他的下颚:别想着转移话题,你必须得回答我的问题。
他粗暴地推开她:这里不是法庭,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你也没有权利强迫我配合你。
她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他拗不过,只好坦言告之:好啦,他们本来就是夫妻,怎么可能存在强奸的说法呢?
她似乎在考他的专业知识:你应该明白强奸的定义。
他点了点头,理所当然地回答:当然,这种定义问题我从来都不会忘记。那又怎么样。
她松了一口气,更多像在叹气: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他很冷静地回应:我明白,只要违背他人意愿,都算是强奸。
她很惊讶地问着:既然你什么都记得,为什么你还要为他辩护呢?
他反过来质问她:做律师不应该都是这样?我们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得为他争取合法的利益吧?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有罪,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只是让陪审团觉得是不是他有罪,而不是我说他有罪他就是有罪,那不是专制得很嘛!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回律师楼,连最基本的游戏规则都不记得了?
她的灵魂深处仿佛遭到暴击那样,心境像碎片那样散开。她很慌乱,假装镇定地解释着:不……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接这种官司,以前我帮你转介过类似的风化案,你都拒绝了,你很明确告诉我,你是从来不接这种类型的案件。为什么到了现在,你却不记得自己的原则了呢?
他冷笑着:以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有效率地选择自己想要辩护的案件;但是现在呢?股市快要垮了,房地产经济一蹶不振,物价上涨,多少人成了负资产。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要是再以那种傲慢的态度去挑选可以辩护的案件,我的律师楼很快就要撑不下去,可能就要倒闭了。我要复苏经济,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接质量高,报酬较高的案件,我可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一些报酬极小的琐碎案件上。像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做得还不够多吗?你不也负债累累,结果要出卖身体来还债……
他这话刚刚说出口顿时就后悔了,他知道不应该这样说话,他一时口快伤害了她。
两人陷入了一阵的沉默。
他率先道歉:我慎重为刚才的言语道歉。
她强颜欢笑说没事,但其实心里非常的难过,那颗心仿佛在滴血那样,她只是走错了一步投资的路线而已,就这样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她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假装若无其事地去克服眼前的困难,但是没想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其实她还是很脆弱。
他看出了她的不对劲:你是不是很不开心?
她转过身去,偷偷抹干净眼泪,假装满不在乎地唠叨着:正常的……这段时间有谁会开心呢?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天快要亮了,你该离开了。
他为刚才的鲁莽行为感到很悔恨,但是现在他说什么也没用,他看着逐渐浮现的黎明,万般无奈地离去……
就留下她独自一人在小屋里伤心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