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写好以后，陈冬梅又提出来，亓处长必须在落款处签名盖章。律师觉得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就点点头。不过，其处长表示没有随身带章的习惯，“我按手印行吗？”

陈冬梅点点头。其实，她说盖章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按手印。因为在她看来，个人的名章，跟单位的公章还是不一样的。个人的名章，别人也能伪造，你要是认真追究起来，还很复杂。

但是，单位的公章就不同了。当然也有伪造公章的，可是伪造的公章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容易追究。

总的说起来。陈冬梅认为，公章私章，都有一个伪造的问题。而手印却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不过，现在很少见到按手印的场合了。

所以，说出口的时候，就是签名盖章。张慕润也觉得什么事情，也还是小心为好。现在造成的局面，如果追根查源的话，也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一次侥幸心理。当初如果不在亓处长的电脑上演示软件，哪里会有今天的种种麻烦呢？

不过，张慕润也知道，要按手印，是要有印泥的。他们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也就不会想到要带印泥。

这个时候，律师不慌不忙地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圆形的印台盒，打开，叫亓处长按手印。

这道程序走完之后，律师提出来，“事情的是非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话入正题，看看这个撤诉的事情怎么办？”

张慕润还没有表态，陈冬梅抢先说，“这个事情，昨天谈的也只是意向，如果你们是有诚意的，你们先说出一个具体的数目来。”

张慕润知道陈冬梅的意思。因为他们商量这个数目的时候，意见并没有真正达成一致。所以，陈冬梅要抢先说话，她害怕张慕润把事情搞砸。

张慕润当然不会跟她唱反调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张慕润就没有说话。他静观事情的发展。

律师看看亓处长，亓处长也看看律师，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律师咳嗽了一声，缓缓地说，“这个软件的价格，在市场上也是有行情的，我也作了一点功课。按照市场价，这类软件应该在5万元左右。”

陈冬梅一听就有点火了，她霍地一下站起身来。刚要说话，律师举起手来，制止了她，自己继续说，“我说的这个是市场价，我们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按照市场价来办。既然我的当事人，他是过错方，他就应该担负起主要的责任来，在经济方面，也要多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我考虑，我的当事人可以参照市场价，加上适当的赔付补偿系数，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系数是多少呢？这个就是咱们要商谈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没有征求亓处长的同意，我觉得在三到五之间比较合适。”

陈冬梅迅速地算了一下，如果是三的话，那么软件的补偿价码就是十五万元；如果是五的话，那么软件的补偿价码就是二十五万元。

陈冬梅他跟张慕润商量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额限制，所以，十五万也好，二十五万也罢，她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至于律师说的市场价，她也是认可的。因为她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在有关的帖吧里看了一些帖子，知道这种软件的价格，政府不管，完全由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其实就是个人定价，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两厢情愿的事情。只要买卖双方达成了一致，那么这个价码是多少，都是合适的。

不过，两个人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一定是各有根据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也会参考别人类似的价格。这种情况，有点像英美司法体系中的判例。

有了一个判例，后面的类似情况，就按这个判例走。应该说，律师这个提议也是很有根据的，并没有一般谈判中的故意压低加码。

但是，陈冬梅觉得，他们这个事情，是不能按照市场价来办的。因为里面夹杂了太多的东西。她就说，“律师说的市场价，我们也不否认有它的道理。可是咱们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市场行为，现在成了民事行为了。”

律师赶忙说，“所以，我才提出一个补偿系数。”

陈冬梅说，“既然是补偿系数，我也同意需要一个系数。但是，律师说的补偿，只是针对软件本身的补偿。这个系数也就只是软件本身补偿的系数了。”

“如果不考虑别的因素，这个三到五的系数，也不是不可以商量的。问题是，律师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精神补偿的问题。”

“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知识产权的被盗取，同时付出的还有精神方面的损害。所以，我认为，在软件方面补偿的同时，还要加上精神方面的补偿。”

陈冬梅说完以后，律师陷入了沉思，亓处长也陷入了沉思。只是律师的沉思，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沉思，他坐在沙发上望着看不见的目标。而亓处长的沉思，却是四处张望，心神不宁。

关于精神补偿的问题，律师不是没有想到。作为一名资深律师，他代理过很多的民事官司，也代理过一些刑事官司。这些官司都会遇到精神补偿的问题。

精神补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他是无形的，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而没有标准，漫天要价就成为可能。

律师在跟亓处长沟通的时候，很严肃地告诉过他，撤诉的难点不在于对软件本身的补偿，而在于对精神损害方面的补偿。

其实，亓处长倒是也同意律师的意见。不过，他觉得，精神损害补偿，这个观念这个事例，张慕润他们不一定关注过。他们毕竟不是法律问题方面的专家，而只是沉湎于软件领域的行家里手。

最后，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在谈判的时候，故意不提精神补偿方面的话题。如果对方不提，那么这个事情就蒙混过关了；如果对方提出来了，那么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律师沉思，是因为陈冬梅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是提前就预料到的问题。既然是预料到的，律师他就有相应的应对方案。所以，律师不动声色。

亓处长沉思，是他觉得自己，又一次低估了张慕润和陈冬梅。看起来，张慕润跟陈冬梅根本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对书呆子。

亓处长因为估计不足，也就准备不足。所以，他的沉思是惊慌失措，抓耳挠腮。

张慕润起初并没有想到什么精神补偿问题，他心里想的就是软件的所有权问题。现在一听到陈冬梅提出了精神补偿问题，他也没有心理准备。

律师沉思了一会儿，说，“关于精神补偿的问题，陈女士提出来了，我不能说陈女士提得不对，我只能说精神补偿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陈冬梅气呼呼地说，“有什么特定的含义？软件好比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叫别人给拐走了，你说说，我们有没有在精神方面受到了损害？”

律师一下子也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比喻其实是很恰当的，即使能言善辩的律师，也不好反驳。

律师稳了一下情绪，说，“如果把软件比作孩子，我也没有话说。这样看起来，我们确实忽略了一个问题，精神补偿应该作为一个问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