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全国突然刮起一股旋风，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纷纷装上了家用程控电话。只要加上区号，拨上一串数字（5至7位数不等），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立即就能实现通话，就像面对面在说话一样，音调、音色恰如其人，电话里还没有沙沙的杂音。

当然，要享受个人通讯的方便和自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其时装一部程控电话，初装费要三千多元，约折合五千斤大米，是笔不小的开销。

普通小老百姓不能一步到位，只好在腰上别一部BB机，走到哪里，机器一响，就满街忙着找公用电话复机，打市内一般五毛钱一分钟，打国内长途二元钱一分钟。

毫不夸张地说，不仅电信公司发疯似的赚足了钱，甚至有那么一些人，就靠摆两部公用电话，三五年内不仅赚到了房子、车子，甚至把棺材本也赚足了。

显然，向春风、吴一凡和邓祿喜、袁子弹，都属于毫不犹豫就能装得起程控电话的第一批用户。自此后，大家再也不用古老的鸿雁传书了，有事没事，拎起电话就互打，怎么收费是电信部门的事，咱们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呗！

忽一日，向春风突然给吴一凡和邓祿喜都打来电话，告知当年的叛徒赵光荣并没死，他如今以美国华侨的身份回国投资，人在重庆当老板呢！

哇咔咔，这一重磅消息搞得吴一凡和邓祿喜、袁子弹他们心神不宁，好奇心促使他们把电话不停地回拨，想了解详细情况，可是越急，那电话老是占线，仿佛成了全世界最热的热线。

啊！要是程控电话具备一个语音提示功能：“您所拨打的用户此时已经得空，请及时拨打”，那该有多好哇。

很显然，邓祿喜能想到找向春风，赵光荣也能想到这一招。那么，他当华侨回国投资，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也是一篇传奇故事。

当年在北汉江南岸大撤退时，赵光荣看看挑夫班的人，已经帮助护理队撤回了北岸，只剩下一个陈勇敢还和自己在一起。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定的是叛国罪，这是一项性质十分严重的罪名，光靠自己一张嘴，一辈子也难以说清楚。而且风传挑夫班班长吴一凡可能会调回原部队了，他这一走，任谁来当班长，自己只会更加孤立和难过。于是他心一横，把担子里的东西都转移给陈勇敢，说了句“兄弟你过去吧，我不拿国家一分钱的财物，我要走了”，然后转身便走。

陈勇敢见他朝南走，大喊：“赵光荣！你快回来，你回到人民身边，还有机会向组织交代清楚，你这一走，叛徒帽子就戴定了呀！”

赵光荣向他挥挥手，只说了一句：“请你转告他们，我以前并不是什么叛徒，从现在起，我才是真正的叛徒了！”说完，就向南方踉踉跄跄地跑去。

其时已是黄昏，但照明弹把夜空照得亮如白昼，炮弹、炸弹和枪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赵光荣抱着必死之心，只管向南跑，奇怪的是，却并未被流弹所伤。

跑了四五百米，就看到了美军的机械化部队，列阵在向江边射击。美军很好辨认，起码他们都是高个子、大鼻子，装束也与韩军大不一样。赵光荣心里窃喜，立即举起双手，站立在路边示意投降。

四个美军士兵成战斗队形围了过来，走到近处，故意把枪栓拉的哗哗的，吓唬他。他本来是学生兵，在太原的教会学校学过点英语，这时怕美国大兵走火，于是大声说：“Don't shoot！ I'm a Chinese soldier， I want to surrender ！”（翻译：别开枪！我是中国士兵，我想投降！）

就这样，他成了在朝鲜战场上，极少数主动投降的中国士兵之一。

在巨济岛战俘营，他强烈要求在美军的监管下服刑，因为他知道假如混在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占优势的营里，他很容易被弄死。而他对当过国军的那一派，也并无好感。也许是他的语言沟通能力起了作用，他果然一直处在美军的监管之下，连韩棒子都没找到机会揍他。

最后，他选择去了中立国瑞士，两三年后，他申请移民去了美国洛杉矶。

洛杉矶的华人很多，著名的唐人街就在这里。从端盘子、洗碗、扫地的小堂倌干起，他凭借踏实肯干，逐渐稳定了下来。而作为山西人，他对制作正宗的手擀面面食，有着独特的手法，后来他就典了一间小门面，专门售卖山西刀削面，和北方烩面，一时声名鹊起。

在六十年代初，有一个常来他店里吃烩面的台南姑娘阿萍，王八看绿豆，二人看对眼了，后来就成了他这小店的老板娘。

赵光荣在美国的名字叫Jenny. zhao。他不是没有机会讨一个拉丁或东欧的姑娘做老婆，但在他看来，比自己皮肤黑的，他不想要，比自己皮肤白的，他不敢要，一句话，哪里的姑娘也没有中国的好，哪怕她是台湾人，也无所谓。

讨国产老婆，那延续赵家香火的后人，其肤色和语言、饮食习惯，至少不会变。如果这些东西一变，中国的根就断了。

众所周知，美国出产金融大鳄，在美国炒房、炒地皮，是难以发财的，在那里，最主要是要炒股票、炒期货和炒美元、炒外汇。赵光荣后来主要就是干这个，也着实有了些资产，家境在美国不算大富大贵，起码算中产阶层吧。

赵光荣与阿萍，育有一子一女，都在美国上过大学。到1985年，阿萍被查出患了宫颈癌，后来终告不治。而在美国，子女年满十八岁后都是独立生活，与他的关系说不上有太大的关联度。

恰好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搞的轰轰烈烈 ，到1990年，他听说中国有个深圳特区，紧邻香港，搞的很不错。在了解回国的政治风险为零后，他就伙同阿萍在台南的弟弟，决定到东莞投资开厂。

他的小舅子原来在台湾就是开电子厂的，这下拿到了姐夫150万美元的投资，很快就在东莞虎门把厂子开了起来。

对于开电子厂，赵光荣一窍不通，厂里的事也插不上手，于是就当了甩手掌柜，平时只剩下一件事：到处玩。东莞当时是名冠全球的艳都，仅仅一个厚街镇，就有五星级酒店超过十家，其声势压过内地许多省会大城市。那时的夜总会，唱歌、喝酒、吃菜、泡妞一条龙，玩多了，会算经济账的人，一掰手指头，就知道不合算。

所以，后来赵光荣他们那一帮狐朋狗党，都喜欢往临近的深圳公明镇跑，去那里只办一件事：洗桑拿，而且是换着场子洗。洗桑拿的具体细节，这里就不科普了，总而言之，Jenny.zhao（赵光荣的洋名叫杰尼赵）洗桑拿洗出了感情，或者说，洗出了一个老相好，这事对他的影响很大。

那个老相好，叫作何真真，是个重庆妹儿。难得她和杰尼赵投缘，每次的服务都特别的细致、温柔、有耐心、有技巧，使得杰尼赵对她的满意度直线上升。到后来，三天两头都要去照顾她的生意，而且固定只点她的牌，“深情的老牛，痴心的捞女”，这对“牛郎织女”一时在该场子里传为了佳话。

事情发展到这程度，离人生红线只差那么一步之遥了。旁观者清，要是放在古代，也许将会发生嫖客为青楼女子赎身的传奇，而放在今天，恐怕将有“包二奶”的好戏看了。

也是的，早就有风月客人私下做过总结，算是经验之谈：你想喝牛奶，就上街去买牛奶来喝好了，袋装的，瓶装的，甜的酸的都行，接近保质期的，只要喝了不招病，也可以，但绝对犯不着去买一头奶牛来养。为啥？成本高麻烦多。

可是当局者迷，他们总是迷得色令智昏，杰尼赵为了喝几口所谓保鲜奶，就真打算养一头奶牛了。有一天，他对何真真说，达令（亲爱的），你对我这么好，我也非常喜欢你，我给你在虎门买套房子，你干脆搬出来跟我一起住，我养你，怎么样？

按市价，那时买套房子，要二十万元人民币。这数字若换算成泰铢越南盾土耳其里拉，对一个红尘女子挺诱人，但折合成美刀，其实也不算多大的数字。

何真真小姐如同想象中那样，做出了惊喜万分的表情，她扑到杰尼赵怀里，不停地用口红给他的老脸盖章，弄得他的老脸像猴子屁股似的，红彤彤的。

闹完了，他才听到了她的一句话：“亲爱的，你是我的幸运神，我的心都醉了，此生此世我只真爱你一人。买房子没意思，要么你把我娶到美国去，圆我一个妻子梦，要么你给我投点资，圆我一个老板梦。我来负责赚钱，你玩就是了，赚的钱我们平分，好吗？”

杰尼赵一听，娶回美国，这老婆比儿子女儿还小许多，不大好称呼呀！于是问：“投什么资？是怎么回事，你说说。”

何真真原本是重庆下面专县的人，家在山区，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也没钱复读，又没有工作，这才去闯深圳花花世界，想吃青春饭捞点嫁妆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智商低，甚至也不代表她的能力不行。

她给杰尼赵分析说，中国是个大工地，重庆是个小工地，因此在二三十年内，没有比做建筑装饰材料更好赚的了。我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不缺做生意的能力，我缺的是启动生意的本钱。你若真爱我，就跟我去重庆，一起打拼，共同发财。我年轻，多做点事没什么，你平时想喝茶就去喝茶，想打牌就去打牌，只要不去乱泡妞，我都依你的。本钱你出，赚钱五五分成，如何？

杰尼赵听了之后，觉得这是非常轻松而且美好的人生模式，就动心了。最后的关键问题是：要多少钱呢？

何真真给他伸出了一只手，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五百万，人民币！”

五百万人民币，这个钱仅六十余万美元，对于杰尼赵来说，手上不是没有，但商场上多年的经验告诉他，逢事应该要砍价；而且，经商有风险，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于是他假装为难地说：“500万我一下子拿不出来，最多只能给你200万现金，你看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吧。”

何真真一听，立即给他来了个饿狼扑食，把他扑翻在床上，一边伸手解他的裤带，一边满含娇羞地说，什么500万、200万，算个啥呀？钱这东西再多也不嫌多，说少，还有人白手起家的呢？达令，你太可爱了，我今天要强X你。。。

后来，杰尼赵果真同小女友去了山城，在红旗沟、龙溪镇和马家岩市场、南岸建材市场等地，开始经营建材生意，而且开的类似于连锁店，起点比较高。

何真真（说明：风月场所的人名多是化名，你懂的）果不食言，把她家里的哥嫂、弟弟、侄子侄女都弄来帮忙，一家人脏活累活抢着干，从不叫苦叫累，而杰尼赵乐得当甩手掌柜，闲时去泡泡茶馆，约人打几把小麻将，偶尔也出去偷偷腥。不过这事他不敢多干，毕竟上了一把年纪，何真真有时会搞突然袭击，逼他交功课，如果正好那天是零库存，交不了差，就不好自圆其说啦。

还有一点也令杰尼赵非常满意，那就是何家的那一大帮子人，对自己这个恩客兼幕后老板，人前人后都显得十分的恭敬，很感恩的样子。他们从不多话，对自己与何真真的关系，绝不多提半个字，使自己看上去，完全就像何真真的合法丈夫似的。重庆有句俗话说：“牙齿与舌头关系再好，也有咬了舌头的时候”，有时候，他和真真为了经营方向或用人问题，也会发生争吵，甚至有一次，真真把杰尼赵惹毛了，他破口大骂，还差点动起手来。即使这样，她家里的人也只是劝解，甚至帮着指责真真做的欠妥，还是赵老板考虑事情更周全！

眼见得生意渐渐上了轨道，经营的品牌逐渐在市场占据了优势，销售额和利润稳步上升，杰尼赵终于松了一口气，放手不管了。

有一天，他闲的无聊，听说沙坪坝公园有一座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公墓，带着对文革的好奇，他就开车前去参观。

他在公园里东转转西逛逛，后来终于找到了那座墓园。墓园不小，他边走边看，并不时停下来细读碑文，通过阅读，他大体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可他不能理解的是，如果有一派是反对谁，而另一派是拥护谁，这两派打起来了，还说得过去。问题在于，两派都说是保卫毛主席，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并且差点发展为全面的内战？

作为置身事外的外国人，他想不通这个理，还真不奇怪，因为就算是文革的亲历者，好多人到现在还闹不懂，当初干嘛要武斗呢。

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赵光荣明白，那些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曾经年轻，他们热血沸腾，他们以千奇百怪的姿势在冲锋，然后被不同角度和弹径的子弹所击倒。他们一定会血肉模糊，身体的不同部位，残缺的情形大不一样。他们在死时的痛苦程度也一定各不相同。

但这些躺在公墓里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算是幸运者，因为他们被人掩埋，而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墓碑。在朝鲜战场，多少人一转眼就成了无名烈士呀！遇上大撤退，连尸骨有没有人掩埋，也很难说。

他后来在远离公墓的湖边，在一丛竹林旁边的石头上，坐了许久。他觉得自己的心里有些乱，因为这些公墓里的死者，勾起了他对当年出生入死经历的回忆。

想着想着，他突然想到，当年的挑夫班管理员向春风，好像就是重庆这边的人呀（注：向春风是南充人，不过是在重庆参的军）！如果他没有牺牲，应该还在原部队呢！而且重庆的驻军是13军（他每次路过浮图关时都能看到驻军的番号），那么12军，会不会也驻防在这一带呢？看上去完全是兄弟部队嘛。

他被这些想法点燃了激情，立即驾车去浮图关，在路上拦住一个青年军官，以12军老兵的身份，向他打听12军驻防所在地。

那个军官告诉他，12军不驻防西南，军部应该驻扎在江苏省徐州市。

这地方他听都没听说过，赶忙去买了份中国地图，总算找到了地图上的那个小黑圈：徐州。

那么，向春风还在老部队吗？由于不懂现在军内的部门设置，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给12军军委负责同志（原文就是“负责同志收”）写了封信，希望查找向春风的下落，并在信里附上了现在自己的通联方式。

于是在某一个下午，他正在打小麻将，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区号。一接电话，对方直呼其名，表明身份是向春风。他愣了一下，立即告诉他，请稍等，自己会把电话拨回去，因为他知道打长途手机的电话费很贵，他想给老战友省钱。

然后他告诉牌友们，麻将不打了，有重要的事得立即离开，请原谅，这和输赢无关，下次再来陪你们。

之后他回到车上，把窗玻璃摇得只剩一条缝，尽量避免外面嘈杂的市声，这才毕恭毕敬地拨通了向春风的电话。

而这个电话打的很长，有两个来小时吧，直到手机发烫，电源耗光。打完电话之后，他早已泪流满面，人在车里好像瘫痪了好一阵，根本无力坐起来发动皇冠3.0小车。待情绪平静之后，他一踩油门，车子猛地朝解放碑驰去，他的公寓正在那里，属于市中心。回到家，先给手机插上充电器，然后翻出了来电显示，又用座机打了过去。

他要想弄清楚每一个牺牲了的人，具体的牺牲情形，还有那些活着的人，这些年的具体情况。无疑，向春风也很难满足他的愿望，所以说来说去，总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之处。

这也是吴一凡和邓祿喜总是打不进向春风热线的原因。

到最后，赵光荣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向春风把活着的战友们列个名单，写清楚通联方式，给自己传真过来。他记得店里的传真号码，一口气给报了过去。

过了一阵，何真真从店里打来家里座机，问他是怎么回事，收到了一份莫名其妙的传真件？又问他手机怎么打不通？他连忙说，手机是没电了，在关机充电，那份传真非常重要，一定要收捡好，千万要记得下班后给带回来！

真真回家后，啥也不做，先来逼问他，这份传真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以前，她只知道他是美籍华人，但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这一来，就打开了话匣子。听到最后，真真有些夸张地叫了起来：“哦！原来你是叛徒，是卖国贼，天哪，我是咋个和叛国者住到了同一个屋檐下的，国家安全局的人会不会来抓你，我会不会受牵连哟？”

杰尼赵见她大惊小怪的样子，安慰她道：“你别怕，别说什么叛国罪，就算杀人罪，过去了四十年没侦破，就是抓住了，一般也不会治罪了，因为犯罪有个追诉的时效性。再说，我在回国前请律师研究过法律风险，我本来也不算啥叛国罪，准确地说，犯的是投敌叛变罪，或叛逃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8条，【投敌叛变罪】投敌叛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根据第109条，【叛逃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法律，我个人的犯罪危害性显著轻微，再怎么也判不了十年。”

“这么说来，你就无罪了？”

“不是无罪，而是顶多犯了个几年的罪，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四十年，早已过了刑法追诉期限，所以，我肯定不会因此再被起诉。”

“嘿嘿，你这叛徒当得值，命活了，钱挣了，还当归国华侨了。”

这话使杰尼赵听得很不顺耳，就拉下了脸，懒得再搭理她。当晚，俩人破天荒地分房睡了，此后两三天打起了冷战，见面都没多的言语。

赵光荣没事就拿着那张传真，翻来覆去地研究上面的内容。要说他最怀念的一个人，首推陈勇敢。这是一个可怜的人，而且与自己同病相怜。

新兵第一次上战场，吓得往后跑，这事在全世界，绝不止他陈勇敢一个。自己内疚的是，恰好在叛逃时，他是唯一在场的见证人。要说命，这就是命，为什么恰好是他呢？任何人在场，其结局也比他好，因为他是一个脆弱的人，脆弱到再也受不起任何政治伤害。

他死了，怎么死的也没人知道。如果没死，估计要为这事受一辈子的牵连，永远也说不清。对不起啊，我的兄弟！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上梁山落草为寇时，没来得及顾及你的后路。

按地理空间的距离，离他最近的人，无疑是吴一凡。所以他真正开始联系的第一个战友，非吴一凡莫属。

像吴一凡这样的普通退休干部，当时肯定不会装配大哥大显摆，艰苦朴素是他们的一贯作风。他一般较早起床，晨跑晨练，早餐后侍弄一下花草，练习一下书法。午饭后出门活动，跟老同事老朋友约好去某个茶馆，喝清茶聊天，或打小麻将混时间，黄昏回家吃饭，带带小孙子。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节奏。

赵光荣不掌握他的作息规律，下午往他家打电话，那是铁定找不到人的。他老婆崔文芳听了半天，只知道是吴一凡的老战友打电话来找，具体是谁，却是一头雾水。

好在吴一凡会翻查来电显示，一看是重庆的区号，就猜是赵光荣，一打回去，却没人接。原来杰尼赵与何真真在打冷战，他肚子饿的不行，上街去找吃食了。等他吃完山城担担面回来，就看到了吴一凡的来电，再打过去，二人总算通上话了。

吴一凡说，赵光荣呀赵光荣，你都不知道，你叛逃后，大家都叫你赵狗屎。你把陈勇敢祸害的不轻，当时有人是想拉他作替罪羊的，因为没人承担这个责任，就会影响挑夫班的集体立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立功，立功才能改变命运。还好，有几个同志坚持正义，才拉了陈勇敢一把。

再说，这事对我当时的处境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算了，事情早就过去了，这些陈年旧账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带着耳朵来听，我希望你把这几十年来的故事，给我讲清楚，越详细越好。

于是，赵狗屎就打开了话匣子，叽里呱啦地给他讲了一个晚上的奋斗史。

当吴一凡获知，当初赵光荣的叛变投敌，直接动因是因为自己即将调回原部队时，他深受感动。他以戴罪之身，到挑夫班当个班长，跟赵光荣所打的交道并不算太多，却取得了他如此高的认同和尊重，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热情而诚恳地邀请赵光荣安排时间，尽快到成都来耍，俩人好见面叙旧。而赵光荣却坚持请吴一凡到重庆玩，因为他有车，比较方便，重庆也比较熟悉了。

那时成渝高速尚在修建过程中，成都到重庆的火车，三百四十公里路，大约要行进近六个小时。赵光荣获知了吴一凡的车次和到达时间，先去理发修面，然后干蒸了个桑拿，搞得神清气爽，这才老早就赶到菜园坝火车站接站。

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他在等候一场难得的重逢。等人的时间是最难熬的，等着等着，他突然想起，老战友四十年没见面了，乍一见面，如何能保证还认得出来呢？于是他也学那些接站的人一样，让人给用毛笔在瓦楞纸写上“吴一凡”三个大字，到出站口举着这个牌接站，这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他看着出站口那汹涌的人流，仿佛美国西部传说中的淘金客似的，争先恐后地向前，声势真是吓人，若凭自己一双眼睛，就算有一百个吴一凡，他也会错过。好在土办法挺管用，就在他茫然四顾之际，一个两鬓斑白、体型微胖的干部模样人员，右手提着旅行包，来到他面前，用普通话问他：

“您好，请问您是赵光荣吗？”

四目相对，岁月的洪流从他们的脑海滚滚而过，几乎冲洗过滤了所有的人生轨迹，然而有那么一刹那，他们从对方的眼睛里，都寻找到了一抹不曾远去的青春色彩——

那就是纯真的热血记忆：同生共死的战友情。

他们的手，立即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用力地摇晃，竟无语凝噎。

随后，赵光荣帮吴一凡拎着旅行袋，直接把车开到了位于解放碑的会仙楼宾馆，这在当时是很高档的酒店了。他开了个豪华双人商务套房，索性也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聊的太多太多。

果然，第一天，他们除了出去吃饭，就整天关在房间里聊天。第二天，在解放碑、枇杷山、两路口附近一带走走，边走边聊。到了第三天，赵光荣才建议游一游重庆。

这时，吴一凡告诉他，他对缙云山北温泉、弹子石南温泉等自然风景兴趣不大，在他心目中，对重庆烈士墓、渣滓洞监狱、松林坡白公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红岩村革命纪念馆、曾家岩50号、黄山蒋介石故居等人文景观，倒是非常想去故地重游。

赵光荣对此并不理解，他不明白这些地方有什么好看的，但既然吴一凡明确要求了，他就对着一张重庆旅游地图，先做攻略，规划线路，然后一处又一处地拉他去参观。

吴一凡每到一处，都显得兴致勃勃，并不时给赵光荣讲解那个景点的背景和故事。一路走下来，赵光荣终于弄懂了，对于吴一凡这样一个共产党员而言，他关心的不是自己所积累金钱的多寡，他希望见到这些红色景点，能激发更多后来者的缅怀，因为那是一种信仰的延续。

赵光荣在美国待了数十年，他从不信教。虽然他不信教，但他却懂得一个道理：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他是幸福的，同时也令人尊敬的。

重庆之行前后不到一个礼拜，二人把酒言欢，甚是惬意，吴一凡见此行目的已经达到，就提出想返回成都去了，并再次邀请赵光荣去成都玩。

赵光荣却意犹未尽，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老班长，你看我们原来挑夫班的一帮战友，现在都能联系上了，听说张国力身体不行了，老鲁也生病了，我们何不前去看望他们，也顺便借此机会聚聚呢？”

吴一凡听了，眼珠亮了起来，旋即却黯淡下去。他说：“嗯，光荣，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呢，咹，这个需要组织一下，大家也要准备一下。”

像赵光荣这种跑国际社会的人，人情世故还是相当懂的，他立即接了一句：“老班长，你说话有影响力，组织工作就由你来做呗，其余的你就别操心了，你的费用我全包就是。”

吴一凡听了，显得有点尴尬，他说：“这不光是费用的问题，大家天各一方，要一下子聚集在一起，客观上有点难度哦，也许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赵光荣说，世界上最难的事，譬如发射个航天器上月球去火星，最主要是差个钱字，你就跟向春风赶快联系一下呗，不组织，怎么就知道办不成呢？

吴一凡见他讲的有理，就借用赵光荣的手机，立即跟向春风通了话。

没多久，向春风就回了话，说邓祿喜愿意承担袁子弹的所有费用，而自己完全可以自费，请大家不用操心。要不，快说不如快动，我们就下定这个决心，趁着秋季这个不冷不热的大好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9月15日，让我们在太原相聚！

当年的挑夫班监管员向春风同志，一言九鼎，终于为这次集体行动，一锤定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