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挑夫班的邓祿喜，除了在朝鲜死去的兄弟，在归国人员中，可能没有比他的人生之路更曲折，也更具传奇色彩的了。

他于1960年第一次获减刑出狱，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回到了甘肃定西老家。那地方严重缺水，丰年尚难吃饱。老婆早带着孩子改嫁了，自己还被戴上了坏分子的管制帽子，活的眼看就要去见阎王老爷，无奈之下只好假装去偷农业社的耕牛，被贫下中农暴打一顿后，果然又进了班房，过上了吃不饱、但绝对饿不死的的生活。

又一次减刑出来，正好是1968年，社会上流行搞文化大革命，他暗自思忖了一番，自己识得几个大字，都是在部队扫盲班学的，算不得啥知识分子，这文革，与自己八竿子也打不着关系。可是回到家乡一看，立即就明白了政治形势，是谁说，文革就是革知识分子的命呢？它的要害，是革一切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命！有历史问题的人，那是铁板定钉跑不脱的，不死也得扒三层皮呀！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夜，他毅然扒上了一辆往新疆拉煤的火车，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不是他想逃，是不得不逃，再不逃，他预感自己的四肢，至少要缺少两肢，到底将残缺哪两个部位，有待验证，可他不想拿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给人做实验了。

之所以要亡命新疆，是因为听说那边地广人稀，条件艰苦，只要是壮劳力，不愁活不了命。

而人活着，不图个活命，还图个啥哩？

乌鲁木齐是新疆的首府，在邓祿喜眼里，比他的家乡定西市要大多了，也繁华多了。他窜来窜去，窜到了一个叫八楼的地方。这地方本是个小地名，被中国人广为人知，得益于后来出了个唱歌的刀郎，他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唱到：“停靠在八楼的2路汽车，带走了乌鲁木齐最后的黄叶”，他把中国人民给唱蒙圈了，都以为乌鲁木齐已经发达到使用立体停车场了，公交车开到八楼去停放了。

实际上，八楼这个地方靠近新疆大学，它的得名，是因为乌鲁木齐的昆仑宾馆很有名，1956年建成的八层楼，长期以来是乌鲁木齐的标志性建筑，当地市民习惯把这一带叫作“八楼”。

邓祿喜窜到八楼，当然不是奢华到有钱去住新疆最高档的酒店，他是去到这最高档消费场所附近，从事最低贱的工作：舔盘子。

所谓“舔盘子”，也并非是真的要把盘子拿起来舔，因为就算他有这个胆，餐馆的服务员也未必给他留这个时间差。他是怀里揣着个破搪瓷碗，假装在店外看风景，实际上眼观六路，密切留意着店内食客的就餐情况，一旦某人站起转身（那时食客都是先买票再吃饭的），他就得冲过去，不管碗里有什么残羹剩汁，或盘子里有块骨头剩馍，他得眼疾手快，倒进碗里就走，然后躲到房子转角的地方，去慢慢享用他的美餐。

又不是打仗，为什么要用“冲”这个词呢？实际上，在大城市流浪、衣食无着的人多了去了，不打冲锋，能轮到自己混个肚儿圆？那真是“梦里娶媳妇”，想的美！

在八楼一带混久了，邓祿喜就混出点名声了，因为他坐牢的资历很深，那些丐帮人员都对他挺服气，逐渐就推他做了帮主，希望他主持一下分地盘啦，处理丐帮成员纠纷啦等事宜。

当他手下有了一帮人员后，他就不再满足于混个肚儿圆的状态了，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离不开钱，应该利用这些社会闲散人员，搞钱！

对于无业游民来说，又不会耍魔术，这钱咋搞呢？他想出了两条计策：利用那些孤苦伶仃的老年人，分散在繁华街道，用乞讨之法；再把小孩和青壮年组织起来，搞小偷小摸。这都是来活钱的路子。另有一帮打手级的人物，帮他暗中执行盯梢任务，谁不老实，就修理谁！

不用说，那时社会上还没有“抢劫”这个概念，所以他也称不上是在搞“黑社会”，有点打擦边球就是了。

他的日子很快就过得舒适起来，在二道沟维族聚居区那边租了套房子，把一个流浪的河南少妇马英收为己用，过上了“喝小酒、唱小曲、睡小妞”的幸福生活。

这马英薄有几分姿色，本来是跑到新疆来寻夫，夫没寻到，先把自己寻成了许多流浪汉的灭火器，后来又把自己寻成了邓祿喜的压寨夫人，见他能混得开，也就铁了心跟他混。其直接后果是给他连生了三个女儿，当然，都是没有户口的黑人。

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偶尔遇到公安机关打击，也折过几个小兄弟，不过倒也平安无事，他隐藏得很深，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也不知道他的落脚点。

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了，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垮台了，邓祿喜慌了。他意识到社会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时他开始考虑后路了。

思来想去，他觉得继续保留一帮人马讨钱，按说是犯不了大的王法的，组织人搞扒窃，不出事则罢，若出事，这辈子恐怕还得表演三进宫。而已经坐过两次牢的他，真心不想再进去了。只有没坐过牢的人，才会傻到“羡慕”坐过牢的人。

所以，他决定抽调一部分精壮人员，到昌吉州那边的天山脚下，开始去养羊。

这支人马相近三十人，他设了正副组长进行管理。种羊的钱他出，搭窝棚的钱他出，大家的吃喝费，他也出。所有的收成归他，由他根据手下人的表现，进行再分配。

羊吃草，养羊比养猪成本低，而且更值钱，关键是在新疆，羊肉更有市场。最大的成本是人工，而偏偏对他来说，人工是最不值钱的。

有人看到这里要问了，天山，可以自由放牧吗？告诉你，那个时代，做什么都是自由的，因为没人去这样做，也没人管。

就这样干到1982年，邓祿喜手上真的有钱了，他把摊子扔给手下几个人打理，带着马英和三个女儿去了西安。在他眼里，西安才是真正的大城市，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西安的荣誉市民。

却说新疆的事业正在风生水起之际，他为何要急流勇退呢？一方面，见到他赚钱的人开始来跟风，他觉得再搞下去，未必还能像原来那么好赚；另一方面，内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许多坐过牢、有点胆量的人，现在都出来贷款开公司跑生意了。

他觉得这样更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嘛，我邓祿喜，也要当老板！于是，他在西安雁塔区注册了个“福禄禧商贸公司”，开始做起生意来。

那时社会上所谓的“老板”，多是做皮包生意的，介绍信、收款收据和公章都揣在皮包里，在招待所包个房间，门口竖个牌子，就算一家公司，而且十有八九是没注册的。他们天天都在忙着交换“商品信息”，一会儿是自己手上东北的玉米或高粱有几百个火车皮，一会是手上有粮站的标准麻袋几百万个，最不济的，也要说自己手上有陕北积压的红光苹果多少个汽车。

邓祿喜听了这些牛逼哄哄的话，只是摇头苦笑，他做生意，不打算这样做。他要来货真价实的生意，譬如他的家乡定西，虽说山穷水恶，但确实出产着全国最优质的马铃薯、黄芪和党参，他就到处找买家，专门经营这些农副产品。

那时的家乡人民，手上有好东西，但完全没有商品经济意识，抱着金娃娃哭穷。而这恰好给了像邓祿喜这样有头脑灵活的人以机会，他靠贩运马铃薯每斤只赚二分钱，也发了大财，而黄芪、党参等高档药材，更是让他日进斗金。当那些靠买空卖空的所谓老板们，亏的裤儿也没得穿、银行天天逼债的时候，邓祿喜靠他的眼光和智慧，早已赚到了超过500万的身家，这在八十年代，差不多算天文数字般的财富。

因此，当商品房的风一吹起，他就全款购了两套大户型，不仅把自己和马英弄成了名正言顺的西安市户口，还捎带把三个女儿的黑户，给弄成了阳光灿烂的的大城市户口。

安居才能乐业。八十年代末，邓祿喜又停止了搞农副业产品的生意，他要从事高大上的文化产业了！

一个连自己都认为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水的人，为啥要搞文化产业呢？此事说来有点话长。

洮（tao）河是甘肃境内黄河流域的重要水系，卓尼县紧邻定西，那里自古出产我国四大名砚——洮砚（其余是肇庆的端砚，徽州的歙砚和山西新绛及山东泗水的澄泥砚）。邓祿喜从小耳濡目染，他知道洮砚非常值钱。尤其是喇嘛崖的老坑料，随便一块，不但比翡翠值钱，还相当于得到了一块千年古董。

洮砚的产地是在卓尼县洮砚乡，藏巴哇、柏林三乡境内的喇嘛崖、苟巴崖、水泉湾、卡古直沟、青岭山、圈滩沟、崖沟、鹰子咀等处，主要的产地是洮砚乡的喇嘛崖、苟巴崖、水泉湾、现在在洮河流域的岷县,羊沙也有产出。

洮砚以其石色碧绿、雅丽珍奇、质坚而细、晶莹如玉、扣之无声、呵之可出水珠、发墨快而不损毫、储墨久而不干涸的特点饮誉海内外，历来为宫廷雅室的珍品，文人墨客的瑰宝，非达官富豪，只能在传说中听听而已。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洮砚之名贵，贵在其材料之难采，以及雕工之精细。

就拿名声在外的喇嘛崖来说，洮砚历史上的管理在宋代是将军王韶，后来是赵土司。明代是杨土司，就是卓尼土司旺秀，后来一直由历代杨土司管理。

喇嘛崖位于洮水东岸，正处于纳儿村和下达窝村的中间。此崖峭壁耸立，崖顶与水面的垂直高度约500米。洮水紧贴壁底流过。它与东南方的苟巴崖，正南方的卡古崖形成——座形似笔架的三角形山峰。这里原来是青松翠绿的奇山秀峰，脚下洮河滚滚北流。喇嘛坪上以前有个喇嘛庙，这座崖的外形也极象一项喇嘛僧帽；又因宋，明间掘石洞口曾凿过一幅喇嘛神像；再加上传说中的砚工祖师曾是—位学识超群的喇嘛，三合而—，当地人就将此崖称为喇嘛崖。

喇嘛崖的东、北方与其主峰相连，西方与土坪、喇嘛坪相接，唯有正南是裸露的岩石。陡峭如刀削。洮砚石料矿就分上、中、下三层夹在岩石之中(至于崖底深层中有无矿石料层，就不得而知了)。崖脚直插水底，下层矿带层距水面仅数米，明清时曾在此处编筏掘坑采石。

那时洮河两岸的植被覆盖良好，水源充足，洮河水位很高，下层矿带紧贴水面，洞窟与水面齐平。采石时，要等到枯水期编制木筏，才能靠近石坑。估计这就是赵希鹄所云：“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的根据吧!

现今因为洮河两岸植被破坏严重，许多山泉小溪枯竭，再加上河床的自然切割，洮河水位日趋下降，洮水流量仅剩解放初期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下层矿坑离水面的距离越来越高，现在反而无人开采。

中层距下层约30米，据说是宋代老窟的所在，但因旧洞口被一九五八年的引洮工程的流砂掩埋，无从寻找。现仅有一九五八年后期凿的两个洞窟。因洞内窄狭，又在峭壁之上，开采条件极为艰苦。所以开采时断时续。

上层距中层约50余米，矿层的有用厚度居三层之冠，约在0．6米到1．5米之间。

邓祿喜自1989年开始，每年有一大半的时间耗在了洮砚乡，但喇嘛崖，说真的，他只上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之后，他就觉得没必要再上去了，一是有了年纪，体力方面支撑不住，二呢，有了点小身家，他不想再犯这个险。

是的，稍有不小心，人如果跌落下去，能不能把老骨头捡回去，尚且是个未知数，何苦来着。

不过，不管有多难，他只坚持做喇嘛崖的石料，而且一定要找当地最好的砚工来制作，雕琢成器。

也许，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他只得到了三五方洮砚，多的时候，也不过十来二十方，这就是他的心血和收获。

以这个产销量，要满足港澳台、国内和东南亚的市场需求，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生意，想不火爆也不可能。

说起来他能打开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市场，还是靠的一个狱友的帮忙。

那个家伙叫钟奎，是广州番禺人，当初也在志愿军部队服役，是十五军的。他犯事的情形与赵光荣有点类似，不过赵光荣是在战斗中被俘的，还没被敌人抓走，又被自己人解救回来了。钟奎却是在夜里站岗时，被敌人的特工小分队捉了“舌头”，连夜弄进一个村庄，在一家鲜族老乡的房子里突审。出于“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心理，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实打实地招认了，那几个韩国特工觉得他的“认罪”态度不错，有点放松了警惕，熬到后半夜，都犯了一会儿迷糊。

而钟奎一想，自己落在了韩棒子手里，恐怕天亮后凶多吉少，一见有了机会，就赶忙展开了自救。说起来此人在解放前混的不大光彩，他本来就是个“二级钳工”（即扒手），手上的活干净利落，所以左搞右搞，竟然给他挣脱了绳索，于是乎拔脚便跑。

他跑了，打盹的敌人也醒了，立即开展追捕，哪里还追得上？只得胡乱打了一阵枪收场。

可是敌人收场了，自己这一方却不可能收场，审来审去，给他弄了个叛变投敌的帽子戴上，结果他就成了邓祿喜在内蒙时的狱友。

钟奎自认为当“二级钳工”也算技术工种，免不了经常要拿出来吹牛，甚至吹嘘说，解放前有一次他在广州海珠桥头，伸手把一个阔太太旗袍的布纽扣解开了，还把她勒奶布内藏着的法币给摸走了，那女人连半点感觉也没有！

众人啧啧称奇，围绕着那香艳的勒奶布联想了许久，这才反应过来，有的人就趁机要拜他为师。邓祿喜一直瞧不起像钟奎这种货色，他认为人可以行骗，甚至可以放抢，前者靠智力骗财骗色，后者靠武力在江湖混饭，但人不可去偷，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问题。

钟奎知道邓祿喜对自己不大感冒，就特意给他露了一手：“喂，老邓，你也别给我装什么清高，这样吧，你这朋友我交定了，我请你抽烟呗！”

在监狱里，请人抽烟是最高的礼遇，要比这个礼遇更高级的待遇，无疑是请人吃蒸肉啦！但现实吗？

请抽烟却是真有可能的，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有烟抽，哪怕一支烟，匀着四五个人都抽了两口，那也算在抽烟呀！

邓祿喜的烟瘾本来很大，实在是迫不得已，这才“戒”了烟。但会抽烟的人，一听那个烟字，眼珠子立即不动了，就只会盯着钟奎看，盼他给自己递一支烟过来。

钟奎见他眼珠子都不会转动了，嘲笑道：“丢你老母，索嗨，烟早就放晒咗你口袋，仲要睇（读tai）住我，去食屎啦！”（翻译：草泥马，煞笔，烟早就放进你口袋了，还要盯着我看，去吃屎吧！）

监狱是所社会大学校，时间长了，南腔北调大家都能听懂一些，邓祿喜一摸，果然从衣兜里摸出一支莫合烟来。

所谓莫合烟，在这里是指用报纸包着烟丝，所卷成的小拇指粗细的烟。在狱中，莫合烟的受欢迎程度，高过任何进口或国产的名牌烟，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真的很燥，真的有劲！

邓祿喜得到这个宝贝，不用说高兴得魂飞魄散，当即有人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根火柴，往他的衣服上一划，啪的一声着火了，给他恭恭敬敬地点上了。

邓祿喜抽了第一口，那完全是燃烧的报纸，这股烟一吞进肺部，整个肺就像农民夏天在地里点燃了秸秆，那种烟熏火燎实在是让人蛋疼啊！他咳了两声，急忙来了第二口，这是纯正的烟味了，一口下肚，他根本舍不得吐出来，就让那股烟气在胸腔里千回百转。好不容易从鼻孔里溜了点烟子出来，他又赶快吸上了第三口！

这第三口烟入喉，气沉丹田，那真是浑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没有一个不舒坦！而且脑海产生了腾云驾雾的感觉，就像他在草丛中抽烟，突然见到金洙玄走过来了，给他嫣然一笑，露出了迷人的丰臀。。。

自然，当他还沉浸在美好的联想之际，他手中的莫合烟早已被人取走，这是狱中的老规矩，朋友圈每个人仅限两口。

因为这两口烟的恩赐，自此后他也与钟奎成了好朋友。

世界很大，然而世界又很小！话说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天，邓祿喜被老婆马英拉着到钟鼓楼去散步消食，走着走着，他眼睛突然一亮：娘的，刚才从旁边走过去的那个人，看样子蛮眼熟呀，是谁呢？

拍着脑袋想了一阵，他恍然大悟：那不就是当年的狱友、“二级钳工”钟奎吗？他是广州人，跑西安来做什么，莫不是恶习不改，跑西安来搞老本行了？

可是一看，却不像那么回事。因为当年钟奎说过，但凡做小偷的，手上都得有点遮挡视线的“幌子”，比如报纸啦，挎包啦，甚至伞啦，搭着的衣服啦等等。不然，当你下手的时候，苦主不知道，但旁观者可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做小偷的人，眼睛是到处乱瞟的，不会专注地盯着某个人，某个方向，这是他的戒备心理使然。

如果按这个理论去看，钟奎这也是来钟鼓楼玩了，他空着手，优哉游哉的样子，绝对不像是来“揽活”的。

想至此，邓祿喜扔下马英，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先试探性地喊了一句：“钟奎！”

那个被直呼其名的人侧过头来，认真地观察了邓祿喜一阵，叫出了声：“你是老邓？”

于是，一场“他乡遇故知”的桥段，就此展开了。

邓祿喜也算个念旧情的人，花钱请吃请喝请住，还专门陪钟奎在西安市内玩了三天。钟奎非常感动，这才给他交了老底，原来他是到西安来倒腾古董的。他有个亲戚在新加坡，历来就是做古董生意，所以这两年，他有空常到西安、郑州、洛阳一带来转悠，从那些文物贩子或盗墓贼手上淘点货，上次从咸阳一个盗墓贼手上，捡漏搞到了一个青铜器小件，只花了六千元，一转手，赚了这个数，他对着邓祿喜比了两根指头。

“赚两万？”

钟奎一见，嗤嗤地笑了。

邓祿喜立即意识到，自己猜错了，对方是说赚了20万！不过呢，这事到此为止，说穿了也没意思。

要说邓祿喜最大的收获，是与钟奎临别时，他随口的一句话。他说：“老邓啊，你不是定西人吗？你家乡产洮砚啊，如果是老坑，这玩意比我们广东的端砚还值钱 ，你干嘛不玩这个，那些马铃薯用火车皮拉，值几个钱呢？”

洮砚值钱，邓祿喜从小就知道，但他从来没把这事跟自己挂过钩。听他这样讲，也顺口问了一句：“我知道洮砚值钱哩，但我搞出来，卖给谁呀？”

钟奎一拍大腿道：“就卖给我嘛！这玩意，有的比翡翠玉器还值钱，有的比古董还值钱呀！”

邓祿喜来了兴趣：“卖给你也行啊，你拿去又怎么卖呢？”

钟奎说：“后面就不关你的事了，反正做这个，比倒腾文物好，我这是在血盆里抓饭吃，也正想改行走正道哇！我能确保你的货，卖遍东南亚，要不要合作，一起发财？”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互留地址和大哥大电话，一项新事业就这样开始了。

还真别说，这活有它的苦，也有它的乐，重要的是，轻轻松松地就赚上了高雅的钱，这钱花起来，感觉比贩马铃薯上了档次。

到了1992年春，深圳人雇人用麻布口袋装身份证排队，在股票交易所外面排队填表等摇签，这么大的事，没有理由不惊动邓祿喜，他自然是那些雇人排队的老板之一。不用说，钟奎也是之一，他们搞合作，都赚大发了。

忙乎了一段时间，原始股都买到了手，这下坐等股票升值发财了，于是闲了下来，这次轮到钟奎当地主，招待邓祿喜了。

广州其实不大，当时好玩的地方，无非是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等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把邓祿喜流回五十多年前，那时候他还算个少年儿童，也许他还会喜欢去广州动物园看看，以他的阅历，现在他对动物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在逛黄花岗烈士墓时，钟奎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解当初发生起义时的战斗场面，这些场面都是广州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邓祿喜听着听着，思绪就回到了朝鲜战场。是的，他的眼前出现了战火硝烟，他看见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呐喊，在冲锋，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中弹，以各种常见的姿势扑倒，从而成为了血肉模糊的烈士。

讲故事的人只知道，人死了，大概就是死了，可是，我邓祿喜知道所谓烈士们最具体的死状，包括他们身体各部位的洞穿伤势，以及他们肢体的残缺情形，我还能分析出他最致命的那一击，源自何处，以及他临死前的痛苦程度。

因为我在挑夫班干过，我亲手掩埋的烈士，成百上千！

成百上千的真人啊！在烈士墓前，他庄重地摘下了鸭舌帽，为烈士们，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走出黄花岗大牌楼的时候，邓祿喜突然问：“老钟，刚才会儿我突然十分想念战友们，你想他们吗？”

钟奎想了一阵，叹口气说：“说不想他们，那是假的，我常常在梦里还会见到他们，而他们有的人，已经牺牲四十多年啦！真是一日为战友，相思一辈子啊！”

“就是，一日为战友，相思一辈子哩。”

二人一路无话，都在默默地想着心事。

邓祿喜回到西安后，觉得广州之行触动很大，他不知道与自己一同犯事的老鲁，后来是怎么处理的？也不知好人吴一凡，最终调回原部队了吗？还有张国力，蒙着那么大的冤，能洗得清不？还有花心大萝卜袁子弹，懂得积谷存粮的老雕，胆小怕事的陈勇敢，没有叛变却被诬为叛徒的赵光荣，还有几个不大想得起来名字的人，他们都还活着吗，如今在哪里，过的怎么样呢？

现在自己好歹总算过上了舒坦的日子，自己应该行动起来，寻找挑夫班的老战友们，组织聚会了！

这样一想，越想越急，他决定给十二军人事局写信，寻找向春风。因为向春风当时是副排级干部，没有犯任何错误，如果他没有牺牲，那就铁定找得到他！

等啊等啊，等了快二个月，某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看信封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信封上是一行红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缄”，打开一看，果然是向春风的亲笔信！

向春风的亲笔信啊！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飞快地浏览完了这封信，然后再回过头，一字一句地读，最后，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品味，泪水湿透了他的衣襟。

向春风当了正军级干部，离休了；当初和他同级别的老鲁，当了一辈子农场工人，如今老年痴呆了。

吴一凡回到了原部队，立了功，转业到成都兵工厂当了一辈子书记；张国力却为洗清沉冤奔波了一辈子，刚刚平反落实了政策，如今却查出患了肝硬化，正在病床上与死神搏斗。

袁子弹回到家乡，跑了一辈子的大货，赵光荣却叛变去了敌方，生死不明。

向前进，老雕，陈勇敢，王二蛋，他们的遗骨都永远留在了朝鲜。

邓祿喜好想大哭一场，为自己，也为那些牺牲了的，以及幸存下来的战友们。

啊！战友，一日为战友，相思一辈子啊。于是他选了个日子，带上老伴马英，以及三个外孙、外孙女，去西安小寨兴善寺西街55号，专程为牺牲了的战友老雕、向前进、陈勇敢、王二蛋等人上香烧纸，并祭奠了两大盘白面蒸馍，两大盘切好的五香牛羊肉，并祭洒了四杯西凤酒。

见他在磕头跪拜时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外孙女晓红忍不住问：“外公，你这是纪念谁啊，你为什么要哭呢？”

外公说：“小孩子，不懂莫要问，我是祭奠战友，也是纪念我自己的青春。”

说完，他自己去大兴善寺殿内，跪在菩萨前的草墩上磕头，嘴里念念有词，为张国力和老鲁早日恢复健康，祈祷祈福。

如果菩萨显灵是真的，他虔诚地希望，用自己的跪拜，能打动大慈大悲的菩萨。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