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 斗出惊天大案

上山下乡 下放城里人员

文化大革命中，尽是标新立异的作为。连县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三家，也合并成了一个单位，叫做“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这两位人保组案件调查人员，是因为山河的“特务组织”，来韩庄调查东圩“学习班”的。

原来，邢庸1957年11月因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后，判了十年徒刑，1962年李葆华来安徽当省委书记时，释放青年学生，把他也放了出来。此后，他一直在生产队里被监督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作为四类份子，被首当其冲地专政。新镇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洪笑峰，为了显示自己非凡的阶级斗争水平，一定要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出大成绩、大成果，硬是把突破点放在了邢庸身上。因为邢庸正当年富力强，又算是知识份子，理论上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能量。于是，他特别指示山河专政队，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大对邢庸的审讯力度，一定要他交代出“罪恶昭著”的反革命罪行来，并且要“下定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其实，像邢庸这样的四类份子，平时一举一动都被管制得比在监狱里还严，天天必须在生产队做工，有事要请假，来人要汇报，哪里还有活动的余地？可是，他是四类份子，对他的专政做得再过火，哪怕是整死了，也不算错误。正因为如此，洪笑峰要在邢庸身上创造出“奇迹”来。

山河大队专政队得到这样的指示后，心领神会。可是，队员们都是本大队人，知道邢庸没有活动的空间。要他“交代出”罪行来，分明是要“罗织”他的罪名。根据指示精神，罗织得越是离奇，越是耸人听闻，越是任务完成得出色。当领会了这个指示后，他们看着眼前这个一贯谨小慎微的邢庸，觉得要完成这项任务还真不容易。于是，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制定了不间断的轮番审讯方案。他们知道，只有造成邢庸极度疲劳后，在他意识恍惚中，才有可能制造出离奇的案件来。

于是，在得到这个指示的半个月里，他们没曾让邢庸好好的休息过一次。现在又连续三天四夜没让他合眼了。深夜里，审讯者信口开河地呵斥道：“顽固的邢庸，你组织反革命组织，这组织叫什么名字？”这时候的邢庸，恍惚得如在梦中，以为是在问他摆在眼前的牙膏盒子上有什么字。他见盒子上是“新华”二字，便嘟啷着说道：“新华……”没等他说完，审讯者像是卸掉了沉重的包袱，喜形于色地狂叫起来：“时到今日，你总算做了交代！”邢庸就这样的说了两个字，“新华党”特务组织，便被“制造”了出来。

当即，邢庸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交代，却见专政队员们兴高采烈地叫他休息。邢庸因此松弛了一下精神，睡了半夜的安稳觉。

第二天“邢庸组织新华党”的案件报送到了新镇公社。公社专政大队立即将邢庸提了过去，要他交代新华党的组织形式、政治纲领和组成人员。邢庸像是遇到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经历了再三的拷问、审讯后，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赶进了无底的淖泥潭里，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拔了！不过，他还是再三申明，自己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组织什么党，更不知道新华党是什么。他这样做，除了自己遭受了更加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外，丝毫没有影响到“新华党特务案件”的确定。

于是，规模浩大的抓捕“党人”的行动开始了。邢庸附近生产队里的普通社员，大多数成了他的党羽，与他相熟的别的地方人，成了他的骨干。公社专政大队忙碌了起来，他们把“党人”一串串的抓起来。公社专政大队房子关不下，又将新镇公社大油坊屯了出来，只一天时间，又把偌大的油坊塞得满满的。县“人保组”把“新华党”案件当做全县第一大案，全力以赴进行审查、逮捕可疑份子。一时间，与邢庸相熟的人，人人自危，惟恐不知不觉中“被邢庸圈了进去”。

赵荣春前不久被造反派们结合进了造反司令部里。革委会成立后，造反司令部虽然没说解散，而它的人，却都猢狲散了。革委会结合了司令部里的赵荣春和章家帆，而章家帆同时还是信用社主任，洪笑峰的老婆李瑶在信用社任出纳，却是“临时工”，需要章家帆的庇护○1，因此，洪笑峰在许多方面还得“维护”着章家帆。造反派们给洪笑峰他们吃了苦头，洪笑峰总是耿耿于怀，便将这一段冤仇，记恨在赵荣春身上。

恰巧，这一阶段赵荣春分管着山河大队工作。“新华党”案件弄得草木皆兵时，在公社干部们一次“斗私批修”会议上，洪笑峰向赵荣春发难说：“你一个公社主要干部，近年来分管在山河大队。这么大的反动组织，许多普通社员都参与其中，你居然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念淡薄’做解释”；他越说越上纲上线：“这只能证明，你与邢庸是一鼻孔出气，同流合污！”在强调“一元化”领导的今天，洪笑峰这几句话，“新华党”便与赵荣春牵连起来，被停掉了职务，隔离审查去了。

赵荣春被隔离审查不久，在一次革命委员会常委会上，洪笑峰又说：“根据群众检举，赵荣春是地主女婿；当新四军时还有自首嫌疑。”于是，赵荣春由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靠边站”去了。当年十月，又被下放到公社黛湖农场。从此，他长期地一面劳动改造，一面遭受着政治审查。

董尚昆从学校回来时，本来不肖于韩庄大队的工作。短时间内也没有找到飞黄腾达的机会，于是政治上难得出头。见赵荣雨又是办了宣传队，又是进了专政队，有着日趋向上的迹象，妒忌在心。他因为天天往新镇跑，与公社专政队的头头混得烂熟，对新华党的案情性质十分明了。看着山河大队许多小队大部分社员都成了邢庸的党羽，赵荣春也被隔离审查了，于是，想借这个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他处心积虑地写了个检举材料，说“邢庸与东圩村的反革命份子董成惠勾结，以办学习班为名，把小青年们都网罗成爪牙。”洪笑峰一伙，本来对“新华党案件”惟恐证据不足，难下定论；见了这份检举材料后，居然以为抓到了重型炸弹。

由于董尚昆的“贡献”，挖掘“新华党”的战果迅速扩大，简直成了惊天大案。1970年2月，“人保组”再次逮捕了邢庸，六月又将董成惠第二次抓进了监狱。董成惠逮走后不到一个礼拜，“人保组”便派遣以牛汝寅为首的三人小组，进驻东圩村。他们吃和住都在村东学校里，任务是专门审查东圩村青年学习班与董成惠、邢庸，也即与新华党的问题。

人保组三人小组进驻东圩村的第四天，便找赵荣雨谈了话。要他把办学习班的初衷、受谁的指使、谁担任老师、哪些人参加、学了些什么内容、学习目的是什么？都做个说明。不过，没有说要赵荣雨反省、交代，也没有把他关起来。这在赵荣雨看来，算是够“客气”的了。可是，他在大队专政队的工作却停了下来；同时，董尚昆进入了专政队，接替了赵荣雨的工作。

牛汝寅等三人小组在东圩村上住了半年，就地对学习班审查了半年之久，社员们不知道他们查了些什么名堂出来。十月中旬，在没有说学习班一句话的情况下，就要离开东圩村回县城去了。赵荣雨得知这一情况后，找到了牛汝寅说：“牛组长，听说你们就要离开东圩村了。你们在这里为学习班的问题，工作了好几个月，现在应该能给个说法吧？”牛汝寅竟轻飘飘地说：“什么说法呢？我们谁说了你们学习班怎么啦？谁也没有说你们学习班有什么问题，你要什么说法呢？”“你们要我们为学习班的事写了好几份材料，不算是问题，那算是什么呢？”“调查情况，应该总可以吧？我们谁也没有说你们学习班有什么问题，你要我们怎么说呢？”他说得赵荣雨无懈可击。

可是，董成惠还关在监狱里，凡是与学习班沾上边的人，虽然没被关压，却无论什么“革命工作”也不得参加了；入党入团，参军入伍，在政审上都被卡住了，而且却没有地方能讨到说法。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毛主席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韩庄大队因为挑水库，撤掉了黄家富的书记后，一直没有正职书记，由董兴旺代理，此时便下放了一位芜湖市里的干部来当书记。这位书记姓柴，是部队转业干部。他高高的身材，微胖的体态，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来到韩庄后，一天到晚不是钓鱼就是“兜清风”。人们向他请示汇报事情，他总是说：“找董书记去，我一个下放的，能知道什么？”公社开会，他也懒怠参加，总是说：“董书记去比我好，我开了会能有什么用？”当他听说了“新华党”案件，还涉及到了东圩村学习班上的小青年时，说：“怎么回事啊？什么新华党？这些孩子们能知道什么党不党的呀？”因为他的干部级别比洪笑峰还大，洪笑峰奈何不了他，只好由他“泰然处之”。于是，大家都说柴书记是“清风书记”。

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把城市里的青年学生下放到农村来。这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称为“上山下乡”运动。

下放来东圩的是芜湖市五位十四、五岁的初中女学生。为她们的到来，国家配给了做房子的木材。队里用这些木材为她们做了三间穿方、土墼砌成墙的草房，这在东圩村上算是上等的房子了。她们的口粮，由生产队供给。刚来的时候，兴致很高，五个人在一起吃饭，集体到生产队里劳动。国家给的“下放金”，把她们的生活安置得也可以。

东圩学生下放金开支，本来由董正玉审批，凭条子找保管员赵荣雨拿钱。先是集体拿钱，半个月左右后，改作各人拿自己的钱。时间不长，国家给的钱拿光了。她们还依着在城里的生活习惯，没钱就不能生活。于是，向生产队里借钱，说等到国家的钱来了归还。生产队里的钱从来都紧张得很，哪来钱借给。于是，她们找来管理下放人员的“五•七○2干部”刘主任。刘主任找到赵恒顺和董正玉，向他们交代政策说：“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从城市来到农村，生活环境变了，农村的同志要替他们作想，让他们能安心地在农村住下去。这是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基本要求。现在这些知识青年生活有了困难，生产队有责任给她们解决。”于是，生产队只好专门开了领导组会议，经济再困难，也要“借”给她们的生活费。

领导组会议决定给她们每人每月借支款控制在十五元以内。谁都知道，十五元钱啊，是一个好劳动力一个月的辛苦汗水！而且这些钱“借给了她们”，哪里还有归还的时候？于是，社员们都说，她们每一个人在东圩一天，东圩队就得派上一个好劳动力负担一天。再后来，她们经常地回市里去，其中小范回去后长期不归。社员们又说，他们要是都回去不再来，才省掉了队里的麻烦呢！两年后，国家把表现“好”的先上调回了芜湖市，“还没有教育好的”，继续留在生产队里接受教育。这样，小范在东圩村“接受教育”了三年，至到1972年春天，知识青年都上调完了，她才调回了芜湖市里。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社会上不少人被戴上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帽子，成了专政对像。其中因“强奸下放女知识青年”，被逮进监狱，判处徒刑的人，时有出现。于是，有人形象地说，下放学生是“高压电线”，碰也碰不得。不过，也有极少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沾了光，他们与下放学生在农村自愿结了婚，学生上调时，这样的人便成了“乘龙快婿”，跟着下放学生实现了跳出“农门”的梦想。

在学生下放的同时，也下放着成家户。1969年初春。芜湖市红苑子居委会主任年秀娟，送她居委会里成家户黄再平下放到杜宕村来，韩庄大队特别招待了她。她吃了初春的青菜苔后，觉得味道无比鲜美，说农村确实是好地方③。回市后，自己坚决要求下放。她第二次再到韩庄时，便是正式的下放户了。那天与她同时来的，还有下放到东圩村的两户六口人。

来东圩的两户，一户姓伍，夫妻俩三个孩子计五口之家；另一户姓鲁，是一位年近花甲身体有病的老光身汉。

这两户国家配给的建房材料，只够姓伍的一家建房用。生产队在村子北边做了三间也是土墼墙的穿方草房，姓伍的一家住着。姓鲁的老人，被安排在队屋里住着。

姓伍的这家男主人叫伍正彬，年近四十，本来在市里拉黄包车谋生。老婆叫王炎珍，是个患有心脏病连走路都困难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黄包车算是四旧之类的东西，不准拉了，他改拉板车。一家人小日子还能过，可是，却说他是无正当职业的人，早就要下放他。老伍总以老婆身体有病，孩子都小，按照政策可以不下放为理由，软磨硬拖地捱到了“下放形势无阻挡”的今天。姓鲁的叫鲁玉文，与伍正彬正好相反，他主动响应号召，强烈要求下放。因为，他单身一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不下放。可是，他在城里天天听广播，觉得不能在城里吃闲饭，要到农村来做“贡献”。

他们来到东圩，老伍有点体力，农业做不来，还可以做点打杂的事。可是，农村完全脱离农业的杂事不多。因此，老伍有时也和劳动力下田劳动。他是个靠体力吃饭的人，能体谅劳动的价值。而生产队见他家庭负担重，自己又尽力而为，只要做了活，都给他记与正常劳动力一样的工分。于是，他觉得对不住工分。老是自叹自怨，还自我解嘲地说：“在城里，硬说我是吃闲饭；下放了，还真的成了社员们的负担；我伍某，本来能够养活自己；可现在真像是包袱，压在了社员的身上，想想心里实在肮脏○4！”大家见他说得伤心，为了他一家人生活，便天天找些他能做的事让他去做，尽量给他多挣工分的机会。

由于修建水库，圩堤失修，1969年夏天，圩区内涝严重，东圩到新镇的大路淹没了半华里。为了方便来往行人，赵恒顺便派伍正彬去那里摆渡。这一摆居然从六月下旬，一直摆到了九月中旬。因为是生产队的渡船，摆渡人能有工分，附近过渡的人都不付钱；远路人才会丢上几个零钱。老伍天天起早摸晚，既挣了工分，也挣了点零花钱。这一阶段，是他下放后最顺心的日子。

而老鲁却什么事也做不得，连走路还要拄棍子。初来时，他主动要求劳动，董正玉安排他在村前村后撵糟蹋庄稼的牲口。可是，他走路没有牲口快，总是才赶走了牲口，他自己还没离开，牲口又返了回来。晴天他勉强赶着，下雨就不能出门了。两个礼拜以后，就只是在队屋里“守卫”自己的窝。对这样的人，生产队只好养起来。

1971年秋天，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政策好像有了点变动。有的下放户对照政策被招回城里了，也有的自己跑了回去。伍正彬也要求生产队送他们回城里去。为此，赵恒顺叫他先回一趟芜湖，探听一下虚实。老伍回来说：“市下放办公室说我和老鲁都不符合回城政策，不得回城。可是，我见到了和我们同时下放的老贾、老贺两家，他们都搬回去了。老贾在中山桥边搭了个小棚子，老贺在居委会里寄住着。居委会袁主任说，马上还要送他们到原来的生产队去。可是，老贾说，就是死，也不回去了；老贺更是干脆的说，‘谁送我回去，我就把他拉着也一起去！他们在市里享福，把我们推下去就不管不问了，共产党能这样做吗？’看来他们已经铁定了心，不给安排，就缠着居委会不放。我的情况比他们还差，按照政策根本就不应该下放。他们能这样做，我也一定要这样做。”

老鲁听说老伍一家就要回去了，也吵着一起要走。生产队给了他们一个月的口粮。又怕城里一时不配给口粮，生活无法着落，董正玉对伍正彬说：“你们的口粮，如果市里一时不能安排的话，只要你们来了，队里还发给你们 。”这样，算是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一个寒冷的早上，以鲁老二为首，董成乐、王生贵为助手的三人，在沿河村借了一只载重一吨半的小木船，由芝渡顺着漳河经鲁港，再下长江，从水路上把这两家下放户送回了芜湖市里。因为说过“市里不解决口粮，队里还给”的话，伍正彬来东圩村要口粮，从1972年一直要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

这三个送下放户回芜湖市的人，去的时候，各人多少带了几个钱，心想安顿了这两户以后，在芜湖大街上多少买点东西。可是，在居委会里，却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说送下放户回来，是违反政策的事，还得把他们再带回去。他们不理会居委会干部，丢下了送来的人和东西后，不管他安置不安置，便把船划到了“箱子拐”歇了一夜，第二天也无心思再上市里，而是清早就往回划来。

鲁老二他们的船回来经过泊口竹木站时，看见那里有许多小松树，董正贵便叫靠了船，上岸询问了情况。原来这些小松树都是等外材，没有计划也能买，于是他顺便买了一些。这都是些七长八短，弯曲得不像样的东西。回到家里，他歇了几天工，打了两张架子床，卖了一张到南陵圩去了。

① 需要章家帆的庇护：章家帆居然庇护得洪笑峰狼狈不堪：李瑶与其同事偷情，在床上被抓，洪笑峰觉得无颜，本来要“大展宏图”的心，竟因此而收敛，离开了新镇。

② 五七：毛主席下放劳动的指示，是五月七号发表的，所以又称做“五•七指示”。许多学校、工厂，因为是下放而办成的，也多以“五七”命名。管理下放工作的人，便叫“五七”干部。

③农村是好地方：本人所著《世说异事》里有《年主任吃青菜苔》的故事，可参考。

○4心里肮脏：是心里不安、烦燥，惭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