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卫星” 亩产四万三

行“三化” 大办民兵师

艾德发试验田里的早稻产量，说起它来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收获时虽然进行了“监打监收①”，而这“监收人”则是齐一龙。因为他们早就贯通一气，一定要弄出个大跃进的数字来。于是，想要多少产量，就报了多少。报的居然是亩产两千零六十四斤！这个数字，连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因为，早稻一季平均市亩单产不过二三百斤，再好的也达不到四百斤。而齐一龙却向外界解释说，这是他在现场亲自过秤称得的数字，准确无误。

大队干部们当然知道这里面的猫腻，可是，鉴于当前的形势，他们谁也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而艾德发更是早就明白了这其中的“门道”，因此，对试验田里究竟能收多少稻子，老早就不在乎。到时候只要按照形势的需要，照“理想的数字”报上去就是了。所以当早稻栽到了芒种，他也不着急；而所在意的却是，这田里的稻子一定要长得像丰产的样子。所以，当稻苗老是长不起来的时候，他倒为了肥料的事，真的着急了一程。

艾德发使试验田取得了满意的产量后，便对突击队员们大加奖赏。在大忙的双抢之时，叫突击队员们都在大饭厅里歇着。这其实只是为了笼络突击队员，使之能成为他得心应手的工具；而名义上却说是在庆祝试验田早稻丰收，在进行“生产总结会议”。

他这个“总结会议”竟从七月二十五号，一直开到了二十八号。这其间，天天加餐。食堂里为他们承办着最好的伙食：白米饭、菜园组里最好的蔬菜，梅家大潭里的鲜鱼，艾德发还亲自到大队里弄来十斤黄豆，做了一桌豆腐②。这样，他们这四天的生活，比社员们五七年以前过年（当然不是现在过年）也过得清闲，吃得丰实。

突击队员们开过“庆祝”会议以后，又过上了“特殊日子”。

这时候，虽然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却正是农业上“双抢”忙季，真的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午的太阳像火一样，社员们吃过午饭，一刻也不许停留，便都被驱赶到田里被太阳烤着了，其情景，真像是在蒸笼里蒸煮着一样。而突击队里的青年们，每天午后都在大饭厅里，伴着艾德发他们，乘着习习凉风，美美地睡觉。不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决不出去。艾德发说，突击队员们只要把试验田做好了，就算完成了任务，午睡一会儿，会有更大的干劲。十六中队的社员见他们这么悠闲，有人背后骂他们不识时务；更有人羡慕不已。然而，谁都不敢吱一声——因为现在的人们已经明白：自己只有被驱使的份，没有说话的权了。

艾德发正当自鸣得意地以为取得了非凡的试验田产量的时候，天下大跃进的形势却势如狂飙，直冲云天，令艾德发望尘莫及，惊叹不已。

在艾德发与齐一龙玩弄“监打监收”的幌子时，河南省麻城县已先他一步，玩弄着欺骗天下人民的手法，说他们早稻亩产量达到了三万六千斤！这种浮夸的狂飙，像传染病一样，在繁昌县的范围里迅速蔓延开来。当艾德发得知这个消息时，他的试验田产量，已经汇报了上去。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他无法更改“既成事实”，唯有懊悔了。

新镇乡政府为了宣扬大跃进的狂飙，双抢还正在进行中，就抽调劳动力，从新镇出街往东，沿着大路旁边，用杉木栽电线杆子。这杆子经过东圩村边，一直栽到了田家村的大队部里。电线杆子上钉着白色瓷瓶，瓷瓶上架着铁丝。于是，梅潭大队部里安装了电话、广播，东圩村上也通上了广播。繁昌县广播站每天三遍准时的广播，报道着本县和国家的新闻大事。十六中队的社员，在村上能听到广播的声音，都觉得非常新奇。每到广播响的时候，都侧耳倾听。

繁昌县为了配合一天热似一天的大跃进形势，特别办起了《繁昌报》。这是一份周报，每隔几天，《繁昌报》就送到了各个中队和机关单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敢想、敢说、敢干”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口号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在广播里喋喋不休。所谓“破除迷信”，就是要人们打破传统的思想意识，跟上狂飙式的“大跃进形势”。《繁昌报》和广播里宣扬的本县新闻，大多数都是大跃进的非凡政绩。这些政绩，许多都是亘古没有的“奇迹”。

报纸、广播宣扬的各行各业的政绩像吹的气泡一样，越吹越大；当吹到完全离了谱的时候，便说是在“放卫星”。东圩人听到了“放卫星”三个字后，实无聊奈地感叹道：这世界真有着非凡的创造词汇的能力，居然把不能自圆其说、荒唐透顶的怪事，说成是“放卫星”了！

1958年8月中旬，《繁昌报》套红发表号外新闻，说东方红三社柯冲一丘田稻子长得特别好，有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坐在生长着的稻子上，稳稳当当，竟掉不下来；21号，又出了个全版套红的号外，题目是《水稻产量放卫星——亩产四万三千斤》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这个消息后，竟然重复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于是，繁昌广播站一天三遍，喋喋不休地向人们广播着这个“奇迹”。繁昌县整个都沸腾了起来：这样的产量，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

在繁昌县大力炒作下，《芜湖报》《安徽日报》都做着号外报道。消息传到了中央，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也震动了起来，他居然挥动如椽之笔，特别写下了一首诗，赞扬这个实际上是荒唐的人间“奇迹”：

“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为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

他这首小诗，推波助澜似地，把繁昌县水稻亩产四万三的“卫星”推上了顶峰。于是，《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引得苏联《真理报》也为之鼓噪起来。这样，这一颗“卫星”，居然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上引起了震荡！

消息传到了东圩的十六中队。从来不看报纸，只听广播的社员们谁也不肯相信。他们都说，这简直是在扯九经！一亩田能收四万三千斤稻谷，说起来鬼也不会相信！四万三千斤稻子啊，不要说还要在稻楷子上生长起来，就是把这些稻谷堆在一亩田里，应该要堆多厚呀？可是，广播里天天为此事喊得震天响，社员们听了个个摇头冷笑，老董四非常厌烦地说：“这鸟广播尽是胡说八道。他说了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我听了却刺耳朵囊。今后我们都别听他的胡头大话了：亩产四万三的水稻产量它都能吹得出来，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它不能瞎吹呀？”

东圩人本来还爱听广播，特别很关心它的新闻，从此以后，广播里的声音，特别是一些新颖的新闻报道，在东圩人听来，差不多都成了荒唐的“胡说八道”。以致报道振奋人心的消息时，他们总是当心地说“怕又是四万三啊！”荒唐的“四万三”，给新闻报道留下了严峻的考验！

尽管东圩的社员们将“四万三”贬斥得一分钱也不值，而艾德发却后悔莫及地说：早晓得粮食产量能这样肆意疯狂地鼓吹，我的试验田也早该放卫星了！当初算是放着胆子，报了个两千零六十四斤的亩产，认为“很了不起”了，还进行了认真的庆祝；可是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卫星产量相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俗话说“胆大的骑龙骑虎，胆小的老鼠也骑不着”！像我这样的胆子，怎么能成大事？他叹着气，只恨自己见识和能力短缺。他知道，这样的弥天大谎，如果再要仿照，那将是“屡见不鲜”，再试不灵了！因此，他恨不得时间能够倒转，要真是那样的话，他将一定要放个二十万斤亩产的卫星来!

关于“四万三”的“奇迹”，我在写这本书时，寻到了一点资料。这些资料将当时放“卫星”的情况，说得还算清楚。因此，特别记录在这一节的后面。这也省掉了我对四万三“放卫星”情况的具体叙述。

正当“卫星”放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声又喊得震天响起来。到了中秋后，新镇和南边紧邻的谷口两个乡合并成了一个“新镇人民公社”，公社的办公地址设在新镇街上。这是一个有着一百二十多平方公里，四万多人口的庞大公社。所谓人民公社？就是农民的“家”又扩大起来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如今又过度到更大的“家”——人民公社来了。

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爆竹连声。文艺宣传更是沸沸扬扬，大街上大副标语不仅用横副拉着，粉墙上还到处写得都是。机关单位门前彩旗飞舞，一派喜庆气氛，无尽的口号声和颂歌声，让人听得耳朵起茧，连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唱《人民公社好》的歌曲，竟像唱儿歌一样，随口而溜。总之，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时候“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企图到大陆做七十大寿”的话头说得活龙活现。于是，全社会的战备动员宣传得如临实战。因此，刚刚成立了人民公社，又大办起民兵师来，实行全民皆兵。繁昌县成立了民兵师，新镇公社是民兵团，梅潭大队则是民兵营，十六中队便是民兵连了。立秋边，十六中队大食堂门口挂上了一块被油漆刷得雪亮发光的白色长木牌，木牌上写着黑色宋体的字：“繁昌县民兵师第八团第九营第二十八连连部”的字样，字迹十分醒目。随即，东圩的十六中队便被改称第“二十八连”。

于是，所有的农民既叫社员，又称民兵了。连以下进行了排、班编制。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称做基干民兵，每十多人一班，每三四个班一排，编得井然有序。试验田突击队里的人，被编成了男女混合班，是基干民兵之一，由艾德发亲自指挥。普通社员四十岁以下的人，被编为普通民兵；四十岁以上的则是机动民兵。同时对干部也进行了重新调整。大队长被称做民兵营长，营部党的一把手，仍然称教导员，连部一把手仍然称指导员，原来的中队长叫做连长。而走红已极的刘小列乡长，却查出了是历史反革命，被逮捕法办并且服刑去了。

十六中队干部也重新做了配备。党龄最老的、现年三十六岁的张亦汉仍然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艾德发当了连长，赵恒顺虽然职务没动，还是生产上的中队长，而位次则在艾德发之下了，成了第三把手。大红大紫的艾德发所以屈居第二，只是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的缘故。

张亦汉是东圩村以北壕沟村人。1955年秋天，他妻子在梅家大潭里摘菱角时，遇飓风刮翻了卡子盆，被淹死了。现在家庭三口人，即本人和两个小孩。他是地道的庄稼汉，解放前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连扁担一字也不认识。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解放初期，政治上是共产党依靠的对像。经常听从工作组的安排，做些具体的工作。共产党才执政时，为了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工作组主动动员表现好、成分也好的人入党。然而，许多人虽然具备了这些条件，却过虑重重，生怕共产党站不长，旧的先生老爷们卷土重来后，会要了党员的命，不肯加入。张亦汉没有这些弯弯绕绕的想法，当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随着基层党组织的健全，入党的条件也复杂起来，一般人要想加入，并非易事了。这样，张亦汉就成了当地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加上他平时做事诚实努力，对上级的吩咐能尽力而为，没曾与领导发生过争执或顶牛，被认为是忠诚可靠，常常被指定为先进党员。这次行政改革时，他仍然被任命为第二十八连的政治指导员，继续了他第一把手的政治生涯。

人民公社和民兵师成立以后，对社员，也即民兵，强制实行着“三化”管理。即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命令化。于是，人们的行动，完全要听从于干部的指挥，名之谓“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三化当中，组织军事化和行动命令化早就被“化”得不能再“化”了，而“生活集体化”则被强调得更加进一步：不仅吃饭要在食堂一起吃，连睡觉也要在集体一起睡了。因此，东圩食堂大饭厅里本来摆放的饭桌被移到了一边，基干民兵们被命令着在地上铺上稻草打起了地铺。晚上劳动回来，都到地铺上集体睡觉。他们男女各睡一边，按照号令睡觉、起床③。

二十八连的地铺，铺连着铺。虽然是深秋，蚊虫仍然猖獗。人们在家里睡觉，好歹能张着蚊帐。可是地铺上蚊帐无处着落，挂不起来。睡在这里，无异于在喂蚊子。食堂里的干部、炊事员和突击队队员们，本来瞒着大多数人吃的夜宵，在这样的情况下，吃不成了。而习惯了以夜宵为主要营养来源的他们，只跟大伙儿一样吃大锅里的伙食，虽然份量比普通人充足，仍然受不了。当这些民兵们被蚊虫叮咬得叫苦连天，不愿意再来饭厅睡觉时，艾德发只说了一句“这要是真的打起仗来，在野外露营的话，看你们还怎么办”的话，既批评了大家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二十八连“集体”睡觉的事，只维持了不到一个礼拜，便算结束了。

实行全民皆兵，强化“三化”管理后，艾德发更加神气活现地施行起了他的“连长”职权来。

关于四万三的资料：

1989年11月出版的《繁昌文史资料》第六集中有两篇文章都讲到了1958年水稻中稻亩产四万三千斤的事情。现在简单地录在这里。

一

水稻卫星上天记

戈永坤，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当年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许春波参加地委组织的各县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到湖北孝感参观亩产一万斤的现场会，回来传达说：“这不是什么新科技，是为了对付帝、修、反的需要。”不几天，地委蹲点在东方红三社即柯冲的干部，潘品德即向地委汇报，要放个三万斤的卫星。县委书记宋惠林说：“这可以吗？”地委一位干部说：“这是政治需要，县委不必顾虑。”

1958年8月将四十多亩已经成熟了的中稻并到一亩零三厘里面。实际面积是老亩一亩田。

并好后不几天，即八月十七日晚上十一时半开始收割，十八日下午七时收完。十九日进行“监打监收”，用三杆大秤过秤，包括称过一些重复的，四万三千斤还缺五百多斤，又叫干部和正在培训的教师到田里去捡，于是，按四万三千斤产量公布。第二天（应该是八月二十一日）《繁昌报》《芜湖报》就以套红特号字见报，接着，《安徽日报》、《人民日报》也以显著位置发布了这一消息，还刊登了一个大姑娘坐在稻穗上的照片，这个姑娘就是当时十八岁的彭可秀。为此郭沫若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诗：

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为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

不久，苏联《真理报》以显著位置转载了新华社关于四万三的新闻，还刊登了清晰的坐在稻穗上的大姑娘照片。叫人看了啼笑皆非。

——根据《繁昌文史资料》第六期第33至39页摘录。

二

创造水稻亩产四万三“卫星”的经过

汪福绥 王荫之

1958年8月21日，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柯冲生产队放了颗水稻亩产四万三千斤的特大“卫星”。当日《繁昌报》发了号外，声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真理，已从这个创举得到了有力的印证”。接着《芜湖报》《安徽日报》都发了号外，肯定了这一创举。不久《人民日报》也发了消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自然不相信这种“神话”。但回顾一下，水稻亩产“四万三”的“卫星”是怎样创造的，颇能发人深省。为此我们走访了当年芜湖地委驻东方红三社工作组成员向某某（遵照他的意愿，故隐其名）；向老年已花甲，满头白发，一时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沉思良久，才从四个方面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箭在弦上

我们地委工作组一共三个人，于1957年底，进驻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主要任务是发展大好形势。东方红三社以种植水稻为主，特别是柯冲生产队，紧靠县城，平展展的一片良田，条件很好。第二年开春，播种、栽秧、耘田，因风调雨顺，水稻长势确是很好。七月间省农工部张部长来东方红三社视察工作，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我们考虑了一下，回答想放个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不敢说。张部长听罢，肯定我们放“卫星”方向是对的，指出胆子要大，并说：“郎溪幸福社打的粮食多的没处放。”进入八月份，各地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已陆续见报，比如南陵县弋江区溪滩乡新光一社一亩三分九厘七“南陵早”早稻，实收干谷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九斤，折合亩产一万零四百二十八斤；又如宣城县周王区四合乡青峰社大李村队七分早稻实验田，收干稻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斤，折合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五斤。特别是湖北省麻城县于八月二十日放了一颗水稻亩产三万六千斤的大“卫星”，对我们震动很大。怎么办？我们想到张部长走的时候讲的话：“胆子要大”，心想，人家能放三万多斤的“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个更大的？箭已上弦，问题是如何“发”了。

拿四十亩稻田做文章

那些日子我们几个人天天想着放“卫星”，但一想到放几万斤的大“卫星”心里是直发悚，乖乖，这么多稻到那里去弄？说来也巧，我们住地就在柯冲生产队，大门外那平展展的稻田，稻子快成熟。同我们在一起的一位姓郑的农技员估测了一下，每亩可产千斤。于是，我们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干脆把这四十亩田稻挖了，全放在一丘田里，放它个四万斤的“卫星”。这个设想得到领导的同意后，便立即付诸实施。

夜幕下的行动

老向同志划火柴点了一根香烟后说：“当夜我们就组织人力开始行动。”

“夜晚黑咕隆咚的，挖稻并棵，白天干不是一样吗？”我们说。

老向摇摇头，说：“哪能一样？这又不是正大光明的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干。”

对呀，夜幕可是块最好的遮丑布。

老向接着说：“那天晚上我们组织了二百个精壮劳动力，都是从各队抽来的积极份子。工具是铁锹、禾桶，挖起的稻禾，连泥带水装进禾桶里，运到选好的‘卫星田’里。我记得，那晚还派民兵放哨，不准闲人接近。通宵达旦，才把三十几亩稻禾挖尽，并棵移栽在一丘田里。快天亮时，打扫完‘战场’，消灭掉‘痕迹’，个个都像从水塘里爬出来的猴子。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他们是当作一项庄严的政治任务去干的，压根儿没想到这是欺世盗名。农民，多么淳朴的农民！”

老尚说到这儿，眼圈儿红了。

“刚才，你说消灭‘痕迹’，那几十亩挖去稻禾的空田怎么办？”我们又提了个问题。

老向说：“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第二天便发动社员在空田里栽上晚稻。”

“听说开镰收割也在晚上？”

“对，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八月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半开镰收割，直到第二天下午七点半收割结束。在收割之前，还有段小插曲，从柯冲找了个小女孩，让她坐在那重重叠叠的稻穗上，拍了照片，挺滑稽。后来还见了报呢。”“稻穗上怎么可以坐人？”“下面搭了架子呀！”

假戏真做

“这么干，当时没有人持不同意见吗？”我们问。

“哪能没有。大队有个姓黄的支委，是个老党员，他就不同意。他说：‘你们这样胡搞，将来吃什么呀？’他讲的也是实话。挖稻并棵一折腾，粮食损失确是不少。但那时大家头脑都在发热，哪里听得进？我们专门开了支委会，对他这种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后来又把他遣送到偏远的山村里。”

“那年月，上上下下头脑都在发热。在收割时，有省、地、县、乡四级党委派人到场监打监收。那戏演得够精彩了。‘卫星田’是1.03亩，实收稻是44,367斤13两,平均亩产43,075斤3两。其实哪有这么多，过秤时做了手脚。有的过了秤，绕着稻场走一圈，再来称二遍，于是一担稻变成了两担稻。因为是夜晚，谁也不在意。但亩产‘四万三’的喜讯一见报，参观取经者便络绎不绝。有兄弟县管农业的书记，也有临省农业厅负责人，中国科学院还派了搞农业的老专家。搞科学的人毕竟比别人不同，提出的问题比较实际，比如密植呀，施肥呀，农技员小郑帮了大忙。问到密植，小郑答：‘采取1乘1寸密植，每亩20万棵左右，每棵20根。’问到施肥，小郑有板有眼地说：‘施足基肥，合理追肥，这块田施塘泥4,000担，菜子饼500斤，骨粉300斤，颗粒肥料800多斤。用硫酸铵100斤打耖口。做到分层施肥，并采用低层施缓效肥、浮面施速效肥。在追肥时采用看苗追肥，块块补肥的方法。还追施发棵肥人畜粪200担，孕穗肥草木灰1,500斤，追施人造尿200担，过磷酸钙15斤。’老先生听了将信将疑，后来从‘卫星田’里取了些泥土带回化验去了。三十年来，每想到老科学家认真取土的情景，心里一阵阵发痛。我们不该欺骗科学家啊。”

最后我们请老向谈谈刮浮夸风的后果。老向沉痛地说：“五八年放‘卫星’，五九年开始搞高指标、高征购，六0年开始出现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浮夸风真是害人不浅！”

——全文抄摘于：《繁昌文史资料》第六辑第40至44页。

①监打监收：大跃进中，为了使胡吹出来的产量让人相信，稻子收获时，上一级派人监督过秤计算产量。这种做法，叫做“监打监收”。

②一桌豆腐：这里家庭平时加工豆腐，是每八斤到十六斤豆子做一次，称为一桌。

③全民皆兵时，有些地方木材来源容易，做灯挂子床要民兵们在一起睡觉，比睡地铺好。灯挂子床：是一种方便张挂蚊帐，方便拆开的床。因两头着落点像灯盏挂子，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