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已经处于十分焦虑的状态，地下室的案件貌似都进入最后阶段了吧？到底演变成什么样，他不得而知，他失去了对西区的信息掌握，无法摆脱这种糟糕的状况就显得他无能为力。他利用电脑仅剩余的一格网络资源，下载了一个新闻电台软件，不过网络接收能力很差，半天都无法加载出来，他等了许久，终于弹出一个网络选择地区，就是分地区与国家。例如南半球与北半球，诸多国家可以选择，不过有些国家是局域网，只能在国内使用，无法与国际网络相互连接，因此局域网的国家是不会出现在被选择的列表里，西区是高度自由的国家，很多东西政府都不会限制，包括出版自由。他很艰难地点中了西区国家的网络连接，隔了许久，终于能听到了声音。他的手指敲着木桌，发出响声。

电台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在报道着新闻，其中就包括了总统被独立检察官调查的消息，调查进度较为保密，电台的报道是一笔带过，能省略掉所有的细节就尽量省略。杂音很重，很沙哑的信号干扰，他一直在寻找软件中的某些选项，查看能不能调节信号干扰等问题，结果发现徒劳无功，点开了也是一塌糊涂。外放的声音还在继续，他尽量集中精神，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渴望听到关于地下室囚禁案件的调查进度。然而该死的电台播放广告居然长达5分钟，他都快要疯了，在这么一个糟糕的地方还要强行被灌输广告的概念，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他把电脑合上，顿时就清静多了。他放弃挣扎了，外面的世界在封锁，就连消息也传不进来。他肚子又饿了，晕眩感重新出现，饥饿感使他无力抗争，外面闹得如火如荼，驱散的行动越来越激进，封锁的时间估计还会增加，但是不确定会维持多久，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不安的未来。他在房间里局促不安，围绕着靠近窗口的桌子转来转去。沙哑的声音传遍了每一个角落。他不接从怀里拿出一个怀表，看了看时间，很经典的款式，那是一个波兰人送给他的礼物，那天她进来躲难，她也是消极抵抗的一份子，躲进来就是为了绕开神罗警察的追捕，他在高光时刻还是会帮助弱者，所以就让她躲进了卫生间里，因此她躲过一劫，为了表示心中的感谢，她可以为他做任何事，结果他让她帮忙盯着BBC的新闻公报，留意更新的新闻，她觉得很无聊，天亮了她就匆匆忙忙离开，只留下一只古老的怀表。他把怀表揣进了兜里，它就记念着他被囚禁的这段时光，既痛苦又快乐，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言论受到管控，处处受到监管，在某个角落里好像有一双古老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让他浑身不自在。外面突然下雨了，战火纷飞，因此被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疏散的声音以及动作，有秩序的撤退很难令人不怀疑一切是早有预谋。

外面突然安静了，关于朱迪斯的新闻还在播放，被问到那堵墙什么时候会崩塌，她的回答是一切决定权在民众的手里。很显然她在逃避真正的答案，不方便透露，于是就一个劲与媒体斗智斗勇，在立法会上也是如此，出席了多次听证会，仍然绕开话题中心。她的支持率有着明显的下降，一下子关于她的负面新闻就不断浮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身上，不断地挖她的黑料，为了增加曝光率，很多媒体干脆就集中报道关于她的新闻，杂志与报纸的销量一下子就上去了。难得一见的女性总统饱受争议是所有人都渴望看到的现象。他们根本不关心女性总统是否违宪，是否操控选票，他们在乎的只是一个热门话题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与矛盾。就当他们还在津津乐道的时候，参议院与众议院的议员已经开始大量换人，有些来历不明的议员很顺利地当选，他们很低调，从来不发表演讲，也不承诺选民什么，只是很低调地分配席位。政府官员正在大换血，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被扯下来的官员也被囚禁在同一个地方，也不算囚禁，只是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在酒店里，不能外出，也不能跟外面的人联系。军队在酒店附近监守着，部分官员内心有惭愧，担心自己的丑恶嘴脸被发现，现在是囚禁状态，认为自己犯下不少的罪行，静心等待法院的传召，然后被制裁。

朱迪斯也受到国会的监督以及媒体记者的监视，他们很渴望想知道她下一步的行动，明明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她却从容不迫地享受红酒带来的愉悦快感，站在窗口前，欣赏着工业城市所带来的繁荣与自由，她意识到一个自由放纵的时代即将要结束。从现在开始只不过是倒数计时罢了。她可以享受背后的目光，毕竟她正在策划一场社会的大改动，她非常满意，站在窗口前说着：是时候付出真正的行动了……

另外一方面，媒体记者的注意力也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法院的终审案件—地下室囚禁案。

控辩双方的律师已经到了法庭里，茱莉娅法官今天早上有点低血糖，她头晕眼花，无法集中注意力，食欲不振，体内糖分不足，她懒得说话，只用眼神示意控辩双方可以开始结案陈词。

最先开始的是雷蒙检控官，她的观点很简单：

“法官阁下，各位陪审员，很明显这是一宗地下室谋杀案。三名死者分别死于三种完全不同的凶器上，除了死于绳索那一个，其余的两名死者在遭遇谋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挣扎。辩方律师很明显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引导陪审团，被告极有可能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出于保护自己而迫不得已才杀死三个死者。迫不得已，记住是迫不得已。被逼迫的程度是很有顺序很有条理地去分别谋杀三个人，手法各异，几乎是同一时间谋杀了三个人。试问一个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死三个人，会是出于保护自己吗？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猎杀猎物所产生的一种快感，是蓄意的谋杀。被告是一个失踪超过10年的失踪人口，她一直在强调自己被囚禁多年，以致于精神失常等各种心理问题。要记住，她是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很明显辩方律师也企图让陪审团去联想这个问题。在辩方的逻辑观念里，似乎是认为精神病患者杀人是可以原谅，等于并非自然谋杀。我不是很明白，究竟是哪一条法律或者宪法赋予了一位精神病患者持有合理的杀人通行证。在昨晚，我翻查了宪法修正案记录以及法律条文还有各地区的案例，包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是不怎么起眼的法国，都没有找到相同的判例。那一刻我陷入了沉思，究竟患上精神病是不是就可以肆意剥夺他人生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能认同这一种行为，只能说，被告的遭遇很令人同情，她有很多种方法逃出来，但是她偏偏选择了最极端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可能对于她来说，最直接的方法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演绎。无论在任何时候，精神病都不可以作为一种谋杀的辩护，否则抑郁症、妄想症、人格分裂就会成为21世纪中后期的一种流行性感染疾病。当每个人都患上精神病不就等于每个人都没有患上？况且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人知道被告是如何杀害三名死者。究竟是猎杀还是自卫过度呢？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一个不同的定义去厘定谋杀的范围很重要的。连续杀害三个人已经是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如果被告这种行为可以得到法律的原谅，那么我们的法律体系就真的无可救药。各位，我们必须要保持法律的公正以及纯洁性，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站在这里的原因。在这里，我恳请各位陪审员判被告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谢谢。”

辛波斯卡弗喃喃说着：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随后她站了起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法官阁下，各位陪审员，我当事人的人生是充满悲剧的。原本她应该在大学度过美好的时光，然后步入社会，放开怀抱去享受这个世界为她安排的那种喜怒哀乐，无论是宗教形式还是亲近大自然还是拥抱科技世界，都是她必然会经历的。然而她的美好人生却因为三名死者的出现而改变了。她被囚禁在一个根本看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那里没有卫生间，没有床，没有桌子，没有沙发，只有一根冷冰冰的铁链，她的脖子常年被铁锁链给套牢着，过着狗都不如的日子，说句不好听的，狗的日子都比她过得好。她被囚禁了10年，是足足10年，10年的光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经历过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哪怕是旅游，在教堂里祷告都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但是！三名死者剥夺了我当事人的自由，对她拳打脚踢，肆意凌辱，侵犯她的身体，当她是一个性欲发泄的机器。她熬过了惨不忍睹的10年，是10年，在座的各位，你们谁能忍受这种程度的折磨？她至少还有勇气活下去，重新获得自由就是她活下去的信念，她渴望有人来解救她，她等到了吗？显然没有，警方效率低下，一个失踪人口的案件都无法办理，更别说解救她。最后她只能自我拯救，可是要从那个地狱般的地下室获得自由谈何容易。难道她能指望三个死者放过她？显然不可能。在长期遭受折磨的日子里，她逐渐患上了失语症，缺乏正常的语言交流，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精神已经处于失常的状态，一旦受到外来刺激，就会做出很极端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悲剧就因此发生了。我们要责怪谁？三名死者？他们已经死了，责怪他们已经是于事无补；责怪我当事人？她已经患上精神病，刚刚康复不久，再对她惩罚就有失公允。法律保障市民利益的大前提就是以人为本，执着于法律条文反而会违背法律当初的意图，扭曲了其存在的意义；责怪效率低下的联邦警察？那也不行，犯罪率一直在上涨，我们不能寄望于9万个联邦警察。那么我们还能责怪谁？似乎没有定论。一个悲剧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也发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强加一些伤害到幸存者的身上呢？她被判了死刑是不是你们就会开心，觉得满足？你们真的在乎三个死者的遭遇吗？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原谅我的当事人呢？她已经失去了10年的自由，身体上、精神上已经受到极限的折磨与痛苦，在那段悲惨的折磨经历中，我们不是她，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我们的社会制度纵容了这一种非法禁锢的野蛮现象，我们难辞其咎。宽容他人在所难免，一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我们是不应该再折磨她，那样对她是很不公平的。况且她还在地下室里生了一个小孩，很明显她对这个小孩是没有记忆没有感情，但是站在伦理的角度，她有责任照顾这个孩子。她一旦需要坐牢或者被判死刑，就等于是我们亲手制造了一个新的悲剧。悲剧无法避免，但是可以避免重复悲剧。至于要不要让悲剧重演，决定权就在你们的手里。还她一个自由，给小孩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是你们的责任。在这里，我恳请各位陪审员，判我当事人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

茱莉娅法官：陪审团是否还有问题？如果没有，暂且退下自行商议。不过本席要提醒你们，要绝对做到客观判断，不能受到外面的舆论所影响。

审判日当天，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不少人围堵在法院门口，水泄不通，他们手里也不知道有没有武器，他们只是前前后后包围了法院，等待着宣判的消息，他们群情激愤，高举旗帜，表达各自的想法，其中以女性示威的群体为主，满嘴脏话，怒吼着内心的不满。

陪审员还在议事堂讨论着是否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就这个问题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吵吵闹闹了三个小时，拖到了下午，仍然没有结果。法院已经被包围，示威者随时会撕毁他们的肉体，因此他们不敢出去，只能在法院里就餐，哪怕食物很差，他们也别无选择。法官们都在考虑为了自身的安全以及律师的人身保障，是否要呼叫联邦警察派遣军队驱散示威者，可是宪法赋予了他们自由表达想法的权利，国会不一定同意派遣军队。下午5:00多仍然没有结果，眼看着夜幕已经降临，争议还在继续。

辛波斯卡弗的精神状态早就散涣，挂在椅子上，凝望着天花板，她只想今天快点结束，她很厌恶被示威者包围着的感觉。总感觉下一秒他们就会冲进来火烧法院，烧掉了法院的旗帜，拆毁象征法律公正的神像。

珍妮特在她耳边说：今晚我们去酒吧庆祝吧。

“赢了再说。”她很没心情。

到了夜晚8：00，陪审团终于有了一致的裁定，裁定被告人玛格丽特·维尔纳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误杀罪名成立，不过被判了缓刑，法院要求她必须接受精神病院的持续治疗，由政府的心理医生定期做心理评估，向法院递交心理报告，如果一旦她的行为再次异常或者有暴力倾向的举动，缓刑就会结束，立刻要接受惩教署的监禁。怎么说呢，她受到了惩罚吧？惩罚了，但是没有完全惩罚，没有关她进去是为了稳定社会风气，要求她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稳定法律的秩序，法律与秩序是无法分开的。

案件宣判了之后，她们就匆匆忙忙离开法院，跑到酒吧喝酒。

辛波斯卡弗赢了官司，然后喝了很多酒，一晚上都不怎么说话，珍妮特倒是没有发现异常，继续喝酒以及勾搭酒吧里的性感女人。

她越喝越多，心情也越兴奋，什么话都敢说。到了后半夜，她却不可控制地哭了起来，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珍妮特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后我可能做不成律师。”

“为什么？到底怎么了？”珍妮特对这个问题向来是很敏感以及很在意的。

“我的丈夫……他失踪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他发现了我伪造医学报告，在法庭上说谎，做假证供，他的性格那么耿直，他一定会向律师公会投诉我，以后我就不能进入法院，就连事务律师都不能考。说不得我真的要转行……心理医生？可是我不懂心理学；会计师？我根本就不懂会计，况且这个职业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没得救了，他都不顾念夫妻之情，非要举报我……”

她喝得醉醺醺的，说了哪些话，她都没有思考过，根本没有在大脑里过滤，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结果就说了一大堆话。

珍妮特扶她回自己的公寓里，把她扔在床上，然后静悄悄进入地下室。

这里比较隐蔽，她的秘密全在这里了。

她找出从前的一块板，那块板上贴满了犹文太的照片，那是她跟踪着他，从偷拍的角度保存下来的。上面的日期表明了犹文太的死亡时间。她端起红酒杯，喝了一口酒，打了一通电话：是我。老规矩，帮我查黑泽明的具体位置，我要掌握他的行踪，有什么结果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们就使用短信的方式保持联系。记住，我要的是第一信息，不要有误差。

她挂掉电话，皱着眉头盯着那块板上的照片念叨着：为什么你们都不肯放过她？以前是，现在也是。既然你们不肯放过她，我也不会放过你们。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不能怪我。

一阵毛骨悚然的音乐响了起来……

黑泽明半夜从沙发上醒了过来，是惊醒的那种，他的心跳很急促，额头不停冒汗。

淅淅沥沥的雨声打在窗台上，看来外面要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