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雷蒙是家族中最受宠爱的女孩,她从出生那天开始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父母是医生,经常会与家族中的兄弟姐妹来往,她常常会接触到伦理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她的父母都是曼哈顿最炙手可热的传奇医生,他们行医的经历给了她不少启发,同时也为她累积了不少丰富的医学知识,书柜里堆满了医学书籍,她很喜欢沉浸在这些书籍里,那样她可以找到最真实的自我。读大学的时期,她就报读了医科,在曼哈顿的东部城市租了一个很小的公寓,角落里的书柜是她每天都要打开的东西。她之所以选择居住在东部完全是因为距离东部不远处的地方,第五大道的纽约公共图书馆藏有许多她喜欢的图书,尤其是医学与哲学相结合的书籍,她看得津津有味,并且一度沉迷这种阅读的习惯。除了回医学院上课,其余时间她几乎沉浸在图书馆里,谢绝毫无价值的社交。如果她一直关在图书馆里钻研医学上的理论。说不定她的人生真的就那么的一帆风顺,按班就位成为一位很出色的医生。前提是她的人生轨迹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顺利熬到毕业那天。然而在她探寻美国与欧洲的发展史期间,她无意中找到一本记录了马尔科姆家族的发展历程的书籍,一千多页的事迹记载,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的发展历程都记录得很详细。家族的发展史在早期是充满血腥与罪恶的,当她读到19世纪的资本转型的时候,她对家族的产业瞬间就没了好感,对马尔科姆整个家族都产生了怀疑。那些积累的财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那一刻她对做医生的兴趣瞬间就消散了,她觉得做医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从那天开始,她就厌恶自己的身份,讨厌自己是医学生的标签。她开始在医学院里混日子,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研究近代发展史,夜里就跑去酒吧进行自我放纵,不再参加医学研讨会,实验室也不曾去过,拒绝做实验,拒绝上课。她在医学院的表现越来越糟糕,院长给了她很多次机会,马尔科姆家族对医学界的投资贡献相当大,他不希望这个年轻人因为年少轻狂而失去做医生的机会。终于,她的医学生崖还是提前结束了。那年夏天,她破格以实习生的身份提前去英国的爱丁堡医学院做交流手术,当时她的医学课程还没有完全进修完,她参加心脏搭桥的手术只是以医学生的身份进行,在手术的期间她只需要负责观察心脏的变化情况以及血压指数的变化即可。其他的事情也不需要她担心。尽管如此,意外还是发生了。她在手术室莫名其妙与英国的主刀医生发生争吵,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她脱掉帽子,逃离了手术室,成了那一年最不负责任的医学生。在医学界她彻底出名了,做了一场半途而废的手术,既是代表作也是最后一次手术。没多久她就被医学院劝退,她没有从医学院毕业,尽管她的父母动用了不少的关系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的名声已经臭了,犯了众怒,很难再在医学界立足。同一年,她考进了林肯法律学院,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从医学转入司法的路径·。她本来也以为自己会后悔,可是在她修读法律的那段时间里却是她人生中最开心的时期,她可以什么不用想,专心钻研法律,包括德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古罗马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至于法官那个席位只不过是她转移视线的一种说法。有的时候的确就是这样,越是夸张就越是有人相信。尽管父母不支持她修读法律,但是也动用了人脉与关系,让她在求学期间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包括安排她入皇家检控署也是他们在背后游说了相关的人员。不过这件事她自己其实是不知道,她还以为是皇家检控署欣赏她的法律素养才会破格让她进来。要知道担任检控官是很严格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的权力是独立的,只是偶尔会受到监督与制约,一旦权力开始滥用,就是悲剧的开始。
珍的关注点始终在她的身上,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出错。
在她回忆起往事的时候,法院聆讯会议室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人,他们多半是参加案件聆讯的听证会。听证会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对于案件的结果以及走向,还有事前的一些咨询与怀疑,多半在听证会完成。她深知听证会做事的程序,不过她还真的是第二次参加了这种聆讯。相比起第一次参加的时候,现在的她已经平静了很多。公职人员示意她可以进去。
她身上套着黑色的职业装,里面仅仅穿了一件白衬衫,她没有打领带,而是在胸前打了一个很大的蝴蝶结,像一朵花那样绽放。她不是没有打过领带,但是她的审美观不行,挑了很多种,还是无法满意。
听证聆讯的委员会由7个前任退休大法官组成,他们本来应该过着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但是却因为听证聆讯的次数过于频繁,委员会需要大量的组建,联邦法院只好重新找了他们,并且以较为诱人的报酬劝他们返回法院,只需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即可,具体的工作内容他们当任法官的时候早就已经经历过,处理起来就驾轻就熟。
罗伯·福特大法官抬起眼镜,用笔尖戳了戳麦克风,他对准了麦克风喊着:马尔科姆·雷蒙检控官?
她点了点头,并且在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杰斯卡大法官用着很懒惰的声音陈述着:这一次的聆讯听证会主要是咨询你关于马尔医药公司起诉失败的相关原因。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控方所掌握到的证据以及证人是相当充足,起诉陈述强而有力,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似乎十分缺乏经验,无法充分利用手里的证据去说服陪审团应该有人为此负上责任。依我看,你的结案陈词做得相当精彩但却无法正确引导法官去思考关于赔偿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你有什么解释?
她很平静地回答问题:在这件事上,我的确缺乏经验,可是我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去做事,我已经很努力去引导陪审团,很可惜我们始终没有掌握实质的证据去证明马尔医药公司之所以销售或者生产成瘾药是管理层决策方面所造成的疏忽。股东大会的记录很显然在告诉我们,他们从来不知道成瘾药会大量在市面上流通以及销售。既然他们全不知情,我很难去定义他们的罪行,很难令他们做出赔偿的行为。
玛格丽特·瑞丽对准着麦克风说着:还是说,马尔医药公司是你的家族企业,你不忍心让股东们参与赔偿,所以你在引导陪审团思考的过程中做得敷衍了事呢?如果我刚才的话有冒犯你的地方,我很抱歉,尽管从股份制公司的迹象看来,你并没有持有马尔医药公司的股份,在公司管理的问题上你也全程没有参与过。不过你始终与马尔医药公司存在相当的利益关系,我会怀疑你的做事方法也很正常。
她的视线逐渐放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在我担任这个案件的检控官之前,我就已经向司法部与联邦法院做了利益申报,并且阐述了我对这个案件的看法。9位联邦大法官在看过我的阐述以后均表示对我的行为动机感到没有异常,最后法律文书颁布,我才能正式获得负责这个案件的权力。我有了权力,但是我没有滥用,我会很谨慎地监督自我。
兰迪·希尔茨大法官利用手里的钢笔敲响了木桌子: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一份材料,有人举报你在临开庭之前,曾经去过马尔科姆的家族派对,你在那里逗留超过3个小时。你是否承认这件事?
她没有想过要隐瞒:是的,我的确去了。我本来就是马尔科姆家族的人,那些是我的兄弟姐妹,派对这种聚会场合我不得不去。况且我只是以马尔科姆家族的人的身份去参加这个派对,而不是检控官,我更加没有泄露过关于案件的任何细节。在参加派对之前,我已经请示过我的上级,他同意了我才去的。我想,至于聆讯记录为什么没有提及,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提出来。
卡尔兹尼克大法官倒是很伤脑筋:你为什么会参加那个派对呢?我知道家人的陪伴很重要,可是你当时已经正式成为负责这个案件的检控官的起诉工作。司法条例你应该很熟悉,无论是任何借口,也不能成为你接触被起诉那一方的任何人的理由。这其中涉及妨碍司法公正,难道你会不知道?我们拿到了派对上的名单,上面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大股东,你见了他们,之后案件的起诉又失败,我们很难不怀疑你。马尔科姆·雷蒙检控官,你认为呢?
她对准着麦克风:请问你是……
“卡尔兹尼克大法官。”
“很好,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拿到的名单,但是你可以随便找个人问,当天的派对现场,主要的涉案人员都在露天的场所,我一直在楼下,根本没有上去过。又哪来的私底下接触呢?这样是无法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我知道,案件的起诉失败了,我们动用了那么多资源、人力物力,花了不少公费去调查这个案件。在证据俱全的情况下仍然面临起诉失败,你们当然不高兴。那我能怎么办?我都是依照法律程序做事,我可以做的已经全部做了。起诉失败的原因不能光从我一个人的身上寻找,肯定还有别的因素。我认为你们只是希望找个人为这一次的失误负上责任,你们要怀疑我,要质问我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在怀疑我之前,能不能认真思考一下问题的本质。在我正式成为负责这个案件的检控官的时候,你们如果要怀疑我就应该在那个时候怀疑我,甚至可以取消我的任职资格,换别的更有经验的检控官。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不用我说,你们应该都很清楚,那是他们信任我才会这样。我觉得今天要讨论的议题不再变得有意义,你们询问的问题也毫无吸引力,很抱歉我还有别的事情,如果你们没有强制性要求,我想我得立马离去。”
她摊开手,在等待他们的回复。
金戈大法官的喉咙很痒,偶尔还会伴随着疼痛,他渴望治愈,但是很困难,他每次参加聆讯听证会议都是匆匆忙忙赶过来,他每次询问问题都得花费很大的力气,他喉咙不舒服,不能提高声音的分贝,但是声音太小,别人是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的。联邦法院方面资金比较短缺,连个麦克风都买不起,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声音去完成听证会的程序。
坐在他眼前的是马尔科姆·雷蒙检控官,她是负责马尔医药公司的起诉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开庭审理,但是在审理之前,这个听证会的存在意义就是要厘清她与家族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她还是穿着黑色的职业装,系着一条领带,黑色的风格就较为普遍,带有花纹她很喜欢,但是不符合法院的审美,她只能挑了紫色的领带。本来她想选择蓝色,但是蓝色领带总是令她想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类似的形象她要尽量绕开。在考虑形象的问题上,她更倾向于如何令所有人都相信,她是全无私心的。听证会传召她就是要搞清楚这件事。
金戈用手指按压着喉咙上的喉骨,企图令自己的声音更响亮一点:你能不能告诉听证会的4位委员,为什么你会选择起诉马尔医药公司呢?
她给出的回答是:我在林肯法院修读法律的时候,曾经协助过当地政府控告一些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在控告企业的工作上,我显得更有经验。况且马尔医药公司的成瘾药在我修读法律的期间就早已经在<波士顿晚报>上了解到一部分事实,他们生产的药物的确很有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保护主义的缘故,居然一直没有人要调查这家上市公司,还允许它打广告,做了全面的宣传,铺天盖地的广告使我不得不怀疑,这家公司的管理制度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它生产出来的药物明明是很有问题但却一直对外界宣称绝对没有问题,让他们放心服用。任何药物都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他们却企图忽略这一点,避重就轻地宣传那些看上去很正常的药物。我研究过他们的运作机制以及市场分销,产生的利润实在可观。
金戈大法官貌似意识到某些问题的存在,他低下头查看记录的资料:哦,对了,我这才看清楚你与家族企业没有太多的利益关系,生意上的来往就更少。我不得不说,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恭喜你,你得到了检控官的资格。不过我真的很想问你,你真的能做到大公无私?站在对立面的可是你的兄弟姐妹,任何一个都是。
她捏了捏鼻子,不太情愿地说着:我当初为什么要放弃做医生跑去读法律。就是因为我厌恶我的家族,我厌恶他们得来的财富是践踏了无数人生命的基础上建立的。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调查到,他们出售大量的成瘾药从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经历一个世纪他们仍然不知悔改!我希望可以利用法律的手段去惩治他们,为那些无辜的苦难者讨回公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接这个案件的原因。如果你对我的身份仍然有所怀疑,我不会介意。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任我,就应该放开权力,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找他们索偿。
金戈大法官动摇了,很遗憾地说着:接下来的事情就得看你的了。不过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也想知道你究竟会用哪些策略呢?据我所知,马尔医药公司聘请了一个大律师为他们辩护,这个律师是出了名的难以对付。打官司碰到她会让你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是我们的经验,希望你会采纳。
“难度越高,我越有兴趣,法官阁下。”
听证会很轻松就结束了,但是外面的流言蜚语总是不断骚扰着她。这个世界向来如此,真相还没出来,还没盖棺定论,就有人跳出来疯狂指责,看热闹不嫌事大。
她走在街上还是会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她跑进了服装店,换了一身休闲装,戴上了墨镜,行走在阳光的底下。
突然之间她内心产生了某种怨恨,她明明对这个案件费劲了心思,也尽了全力,尽管并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可是一想起来她的内心还是很难受。看来她必须做点准备工作,一旦起诉失败她就会被要求出席更多的听证会。现在关系搞清楚了,她一旦失败立马就会被怀疑妨碍司法公正,律师大公会的人不会放过她。她的律师生涯才刚刚开始,她可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
她走到人行天桥那里,刚好碰到黑泽明,他好像很纠结的样子,据说在更换检控官这件事上,他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她也说不出是为什么。不过目前来说,她暂时还不想招惹他,于是她只好侧过身子,慢慢从她身边溜过。然而一切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他还是发现了她的身影。
他问着:你出席了听证会?
她假装很惊讶在这里碰到他:嘿!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太惊喜了。没错,我的确参加了听证会。噢,上帝,他们问的问题多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多少可回答的必要,你觉得呢?
他倒是很抑郁:我倒是挺羡慕你的。
“噢,听着,抢去了你的工作我很遗憾,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另外你觉得女权运动的崛起是否合理呢?”她站在了他的身旁,但是并没有看着他。
他很失望地回答着:我对这个话题没有太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