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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童年生涯

2021-10-09发布 4945字

第二章:童年生涯

我的大名叫洪旺程,出生于1970年,虽然早就脱离了农业,可是仍然觉得是农民身份,并且还认为是“老式农民”。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六岁,因此乳名叫做“四六子”。时至今日,我在家时,年长的人都以“四六子”称呼我。

我的家在安徽省芜湖市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地名叫沈巷蒋村。我家里孩子多,特别穷。我从小上学的时候,就必须在读书放学或者放假后给家庭做力所能及的事,主要是放鸭、放鹅、养猪。我们家姊弟5个,三男二女,我是最小的,按道理,父母应该最喜欢我了。可是,我小时候因为特别调皮捣蛋,因而没有少挨父母和哥姐的责打。我只上了小学四年级,就被迫停学了,那是我犯下的人生中最大错误,害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

我出生时,家里兄姐多,劳动力只有父母二人,真正是吃着早饭愁着晚餐。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集体时期,人们全靠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吃饭,一个正常劳动力,劳动一天记给一个工分,是十分,每个工分(十分),每年的价值总是0.25元左右(根据收成好歹,略有升降),每年年底生产队按照人口和劳动工分分配粮食。我家人口多,只能进到“基本口粮”,劳动力少,工分粮分的也少,因此,常年不仅吃的很差,还难吃得饱。

那时农村普遍都穷,四六子家特别贫穷,住房就只是二间人字脊茅草房,不到40平方米,住着全家七口人。平时拥挤不说,特别是,每年农历五六月梅雨季节,我们这里雨水很多,总是外面下大雨,屋内小下雨;外面不下了,屋里还滴哒着不停。每当下雨,连睡觉的床上都是雨水。家里大盆小盆,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用上了,也无法将漏下的雨水装起来。

那漏下的“屋漏水”,颜色黄黑色,像酱油。家具虽然简单,却都被浸染得乌黑。因为房子上面盖的是稻草,时间一久,风吹日晒,稻草腐烂,是无法做到不漏雨的。

住着这样的房子,父母是经常犯愁的。1973年父母请村上人和亲戚朋友帮忙,用土坯重建了4间稻草房,高度只是二米左右,上面用自家房前屋后栽植的杂树做房梁,房梁上面铺垫芦苇、稻草相缠绕,排成一字形,再用泥浆抹平,上面还用稻草盖好,用草绳结网,蒙在屋面上。这样可以防止稻草被风卷走。制作屋面上结网的绳子,是用粗铁丝扭成的摇把,由俩个人配合操作,一个人转动摇把,一个人添草,很长的“一股”的绳子便制成了。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盖的房子,只要保持不漏雨,是能做到冬暖夏凉的。

江南农村风俗习惯;进门就是客厅,客厅当中就是八仙桌。我家八仙桌因为是爷爷留下的“古董”,败坏得有几道缝,从桌上面直接能看到地面。四条大板凳,有二条是三只腿,正门对着北墙,墙角中间有个香火台,香火堂中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彩色像,下面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字样。香火堂是土坯垒成的,下面就是鸡窝,鸡窝是专门给鸡下蛋用的,鸡窝下面是鸡笼,也是土坯磊起来的,上面铺着杂树棍子,每天晚上鸡们便习惯地进去休息。

西墙边有一张凉床。那个年代,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凉床是竹子做的,夏天晚上特别热,把凉床抬出门口吃饭,很凉快。吃完饭,擦干净后在上面睡觉乘凉。

家里卧室里有三张床,床腿都是土坯支起来的,上面铺垫杂树棍子做床挡,杂树棍子上面铺垫稻草,再铺上被子,就是睡觉的地方了。床上那些被子不知道多少年了,大补丁上还有小补丁,每张床上有个粗纱布蚊帐。冬天睡觉用被子,夏天睡觉用凉席。

全家就是一个大衣柜,里面放暂时不穿的衣服。

挨着客厅拐角是一间小房子,做了厨房。里面两口大锅,外面的叫外锅,里边的叫里锅。外锅烧菜用,里锅做饭用。两口锅中间有个水炉子,平时无论烧哪口锅,中间的炉子水都能烧开,因为中间有排烟道相通。这是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发明”的节省燃料的好方法。

那时农民烧火做饭主要是杂草,好的稻草需要留下喂牛,更要盖房子。因此,烧锅燃料是紧张的。我总是春天打猪草,夏天砍烧锅柴。

我家里很贫穷,姊弟五个,我最小。我出生时爷爷奶奶都去世了,父母都忙于集体生产,没有人照管我。为此,父母嘱咐我大姑妈的小女儿照管我,我叫她小大姐。小时候农村孩子天天在地上滚爬玩耍,小大姐一个人,还要照管她自己的三个妹妹,很难照应得周全。

有一次,小大姐看到我全身都被泥土包裹了起来,就二个小眼睛眨巴着,又好气又好笑,对我父亲说:“舅舅呀!看看你家四六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就二个蛤蟆小眼眨巴眨巴着!还不如送给人家养去算了,省得看到他就吓人!”

我父亲看到了也哈哈大笑,说:“四六妈,你来看看你儿子!”我妈过来一看,笑得肚子痛,就说;“你小姐,怎么不打他,任他爬呀?”小大姐说;“舅妈呀,我要是打你宝贝儿子,您还不心痛死了?”我妈妈说;“你这个丫头真会说话,难怪谁都喜欢你。”说过,我妈妈马上打来清水,给我仔细的盥洗。

我六岁那年,就开始给家里放鹅,九岁上学。上学期间,每天放学后就得放鹅。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在路上与同学玩耍,玩得忘了放鹅的事,回来太晚了,鹅都饿得哦哦叫。我赶着一群像饿狼一样的鹅,往放牧的地方去。路过一块稻子秧田,秧苗一片青绿,鹅看到稻苗就拼命的去吃,我无法制止得住。

那块稻田是别人村庄的,要是把别人村庄稻苗糟蹋了,别人找上门来,赔上秧苗不算,我还会被父亲狠狠打一顿!可是,我怎么也赶不走鹅。着急了,就用芦柴棍子对鹅身上猛打,一只鹅被芦柴打准了头部,躺在地下两腿直踹,拍打着翅膀当场就死掉了,我顾不上那死去的鹅,拼命地把这一群活鹅赶出稻苗田来。

刚把鹅赶出了秧苗田,跑来一个人说;“四六子,你怎么放鹅的?把秧苗糟蹋了,叫你爸爸给我赔!”当时我吓哭了,说;“大伯,我不是故意的,是鹅不听话,硬要吃你们秧苗,不信,您看看,我都打死了一只鹅了!”大伯把死鹅提起来看了看,还真的打死了。我哭着叫大伯;“您别告诉我爸爸好不好,明天,我在我们村里给您拔秧苗来赔!鹅也打死了,你再告诉我爸爸,我爸不把我打死才怪呢!”大伯看我还在哭,就抱着我说:“四六子别哭了,是不是大伯刚才吓坏了你?我不告诉你爸,听话别哭了,下回放鹅走大路,别走这样的小田埂,知道吗?”我吭了一声说;“大伯;知道了。”

大伯看鹅死了,我又不敢拿回家,说;“我不告诉你爸爸,他晚上看鹅数字时,你这少一只鹅,可怎么办?”

我想了半天,说:“那我就说不知道了。”大伯说:“小孩子不能学着撒谎!撒谎就不是好孩子。你以后要是撒谎,大伯就不喜欢你了。”

我反问大伯,那我应该怎么说呢?大伯说,小孩子实话实说,不能说谎话。我说:“那我说鹅是我打死了,爸爸不把我也打死了?”

大伯说:“我到你家去,你不要怕。现在我帮你把死鹅拿回家,叫你爸爸烧给我吃,你去给大伯到村西边小店里打一瓶酒,可以吧?”

我说:“大伯,我没有钱,怎么打酒呀?”

大伯笑眯眯地说:“那晚上我喝酒,你给大伯捶背。”我一口气就答应了——好!

大伯在口袋里掏出来一块钱说:“打一瓶酒,剩下的钱,你留着上学买冰棍吃。”那时,农村人喝的多是散装酒,一斤七毛钱,还剩三毛钱,要买六根冰棍,我听了大伯说的很高兴,把鹅打死的事也放下了。现在,大伯又多给三毛钱,我见大伯坐在田埂上,高兴得一把抱住他的脖子说:“大伯您真好!等我长大了,天天给您打酒,您和我爸爸俩喝。”

大伯知道我爸爸不怎么喝酒,笑着用手指头对我头上指着说: “那不天天把你大伯和你爸爸都灌醉了?”

我说:“大伯,您喝两杯,我爸喝一杯。”大伯说:“我喝三杯你爸喝一杯好不好?”我兴奋极了,抱着大伯的脖子摇晃着说:“好!好!”

大伯又说;“要是你爸不喝怎么办?”我抢着说;“大伯我爸不喝酒,我喝可以吗?”

大伯顺手拍打我的屁股,说:“好你这个小坏蛋!你想父子俩个人欺负大伯呀!”我和大伯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伯站起来把死鹅提着说:“我去叫你妈妈把鹅烧好,太阳落山时你把鹅赶回去,给大伯打酒来,大伯等你酒喝。”

我说:“好”,又叫大伯跟我爸说,我真的不是故意打死鹅的,叫我爸不要打我,好不好?大伯边走边说:“看我晚上把你爸喝醉了,他想打你也打不着了!”说着,乐呵呵地走远了,

其实,大伯是看着我长大的。大伯是前面村庄队长,他叫丁长坤,因为排行最大,人们叫他大老头,人缘很好,很有威望,十里八村多都认识他,邻居村民发生大小事情,都找大伯解决。大伯和我父亲是亲家,大伯儿子过继给我父亲做干儿子,他俩关系很好,吃喝不分你我。大伯知道我父亲不能喝酒,确实大伯喝三杯我爸喝一杯也是醉。

太阳落山了,我把鹅赶回家来,把鹅关在栅子里,悄悄的去了小店,给大伯把酒打来,躲躲闪闪的靠近大伯,把酒给了他。大伯知道我怕挨父亲的打,一把抱着我,一边说:“小坏蛋今天坐在大伯腿上,陪大伯喝酒。”

父亲端着烧好的鹅放到桌子上,还炒几个蔬菜,我父亲就骂我了:“小畜生,还不下来打酒去?”

大伯说;“亲家,酒我带来了,今天亏了四六子,不是他,我还没有这口福呢。你别老是红眉毛绿眼睛的,吓坏了孩子。孩子也懂事了,今天不是我,孩子又吓的不敢回家了。教育孩子不能动不动就打,也要问个青红皂白。今天我全看到了,孩子为了鹅不糟蹋我们村秧苗,把自己鹅打死了,这说明孩子本质很好,没有害人利己的坏习惯。你要是嫌弃四六子不好,今天我带回家去,以后就给我做儿子——我把儿子给你做了儿子,你家四六子再给我做儿子,咱俩也算拉平了。”

我妈在厨房里出来说;“大哥,你好好说说你亲家弟弟,他动不动就打孩子,这孩子真的让他打怕了。”我看妈妈这样说话,小眼睛一转,赶紧在大伯身上下来,跑到家里老地方跪下,头不敢抬,老老实实地跪着——那是四六子犯错误长期罚跪的地方,有时一跪就是半天,连腿都跪得麻木发酸,不是父母发话,不敢站起来。

大伯看到心痛不已,说:“亲家,你看看,你把孩子管成犯人了。也得改改才是。”父亲还嘴巴里骂道:“这东西,将来好的话,是个料子,不好就是个废料!现在不好好管教,将来还不知道会给我捅什么漏子来。”

大伯听了,把我拉了起来,说:“好了,你说晚上陪大伯喝酒,讲话要算数。”我没有说出声音,意思是说,大伯您就饶恕我吧。

我听了从地上爬起来,说:“大伯我给您泡茶去。”我很快就给大伯把茶端了来,说;“大白我洗澡去了。”说话时,大伯已把四六子饭端来了,又给四六子夹了个鹅腿,还有蔬菜,满满的一大碗,叫我吃过饭再洗澡。我悄悄地在大伯身边吃饭。

父亲走到跟前用筷子对我耳朵狠狠打了一下,说;“好不懂事,客人还没有吃你倒先吃饭了?”

大伯用手挡住说:“孩子要洗澡,空肚子不能洗澡,饭是我盛给的,是我叫他吃的。再说我们天天在一起,是什么客人呀?”

大伯又对我说:“四六子快吃饭,吃完饭再洗澡去。”我再也不敢吃饭了,说;“大伯我洗完澡再来在吃饭。”

那时候,农村封建意识很重,家教十分严肃,别说小孩,就是家里来客时,连妇女都不敢上桌子坐着吃饭,这风俗习惯,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很深刻的。

我兄姐五个,我是最小,按说父母最喜欢的应该是我。可是,我小时候尽管父亲严厉地管束,仍然特别调皮捣蛋。因为玩耍,闯了祸事,只读了四年小学。这是我犯下的人生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在后来的生活里,害了我的生活伴侣,更害了自己,就是文化学得太少。

1984年下学期,那年我十四岁。有一天,碰到一个比我还调皮捣蛋的同学,那天是星期六的下午,学校不上课,爸爸叫我放鹅,这位同学却来找我玩。我俩在一起放鹅,地方是一个水渠,但渠里没有水,我们两各据一边,鹅在渠底,好进行管理。

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芦柴。两个人用芦柴杆互相打着玩。不知道怎么弄的,我的芦柴杆划到了同学的眼睛。当时两个人都不敢和家里人说,悄悄地来到大队医疗室,医生清洗包扎了后,又给了消炎药,招呼说这几天不要洗脸,回家要把消炎药吃了。

我俩个人这一天都不敢回家。天晚了,那同学说:“必须回家去,不回家他爸爸要打他。”但回家又怕他爸爸看到眼睛,于是,就把包扎眼睛的沙布撕掉了,还把医生给的消炎药甩了,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

没有想到,四五天后,这位同学的眼睛发炎了。他父亲找到了我家,要我父亲给他儿子治疗受伤的眼睛。那时候,人们普遍都很贫穷,钱的价值很高,黒市稻谷只卖二十五元一百斤,人们工资,技术工只有两元三元;社会上最富裕的是“万元户”,被政府树为样板,号召农民学习。我家经济情况还是很拮据,父亲花了三千多元,差不多是我家一年的经济收入,才将这位同学受伤的眼睛治好。父亲一气之下,把我打得不让回家,我在母亲的关照下,只好跑到芜湖街上舅父家“避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