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名副其实的“农家乐”

一、“农家乐”的由来

“农家乐”，顾名思义是“农民家庭的快乐”；然而，今天的人们竟将“农家乐”用做休闲旅游的代名词了。

农家乐旅游休闲，是创办人向城市现代人提供的一种回归自然，获得身心放松、精神愉悦的做法。农家乐场所一般是在美丽的自然田园风光中，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具有舒缓人们精神压力的特点。

近年来我们这里陆续兴办了一些“农家乐”。都是在乡村或者是小镇旁边。这些农家乐名称，依据“乡土气息”而命名，如“梦溪山庄”、“湖滨家园”、“怡乐田家”等等。

这样的“农家乐”好像是展现“农民家庭”安祥快乐的情景，其实是创建者做生意的地方。虽然也能够看一看农家景致，但都是因为地方局促，所列农家景物只是简单的“点缀”，无法展现农家应该具有的博大犷悍的气魄。这里的主旨，是景区里的“饭庄”，吃的方面能做到具有农家特色的“风味”。因为材料利用的是当地农产品，成本较低，消费水平也就不高，所以受到很多城市人的喜爱。到这里旅游的人，基本上都会享受丰盛的餐宴。

“农家乐”借喻的是农民家庭欢乐的情景。曾经的农民家庭确实有着自由自在的欢乐环境：虽然不一定豪华，但基本衣食无忧。全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互相协助与体贴，饱含和乐与温暖，还时不时有着热闹的庆典活动，显示着安祥与富足。外界看来，这便是农民“自得其乐”的景象，因此被称为“农家乐”。正因为这样，历史上有着“千行万行，种田上行”的说法，当官的人到了时候也会“告老还乡”，来农村家庭颐养天年。

如今的农家，总体上也进入了“衣食无忧”的怡乐环境。但是老年农民自身没有养老金，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他们的日常生活难得理想，而且出现了层次不同的负面问题。这是与“农家乐”不相称的一面，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遗憾。

二、农家环境的变迁

改革开放后，农民家庭分到了承包的土地，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生活水平随即提升，经济环境大幅度改善，农家乐的景象呈现了出来。而社会也进入到了“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很快普及使用，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城市为了现代化，进行着大规模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许多农民进城，做起了本来只有“非农业”才允许做的工作。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开放前令人重视的购物票证自动失去了作用，“两业人口”虽然还限制着农民，但是，基本生活资料已经不受约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许多农民居然在城里买了房子，成了城里人。

如今，普通农民家庭，年轻人绝大多数走了出去，脱离了农业，从事非农行业的工作。整个农家经济主要的收入，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非农行业的收入。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也把本来“几代人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格局改变成了“各自为家”的状况，原来的家庭经济也自然地变成了“新社会新国家，哪个挣钱哪个花”的现象。

然而，本来的各个家庭基本上都还有人“留守”，但多是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家庭小块土地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在政府的引导下，大多数流转给大户生产。留守的农民成了“在家不种田”的人。所流转出去的土地，只能收取一点“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约500元左右（农民个人平均有一亩土地，算是多的。自己生产，每年可以收获一两千斤稻谷）。没有了自己耕作的收入，经济上仍然处在紧张的状况。因此，留守的农民只要身体允许，都还去“打工”。

农民打工，被称作“农民工”。这是农民与其他行业里人做同样一件事的“特别称呼”，虽然没有明确说是“贬义词”，却是农民们做工人工作的特别标志。

农民工的报酬是有很大区别的。没有技术的与有技术的比较，同样的时间，没有技术的人从事的工作劳动强度大，而且格外辛苦，工资却比有技术的少许多。而且，有技术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没有技术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农民。

为什么技术会是年轻人的专属？老年农民都是很笨拙，学不到技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技术是“与时俱进”的，什么时候就会有什么样的技术。现在的老年农民，当时都被固定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没有其他特长，讲究的只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果还让他们从事传统农业，都会是行家里手。可是，在新的行业里，老年农民却被“边缘化”了。他们付出的力气比年轻人更大，工作更辛苦，得到的收入往往只是年轻人的一半或者更少，这让老年农民“情何以堪”？但是，雇工老板们，却只能是“按照技能付酬”。

如今，社会上其他行业里的老年人退休都有“退休金”，而老年农民却仅仅象征性地领一点“养老补贴”，每月百把元。“退休金”是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更是社会现代化的特征。老年农民所领的“补贴”无法维持“老有所养”的最低标准。老年农民没有经济支柱，生存空间自然尴尬。而如今的老年农民，曾经是社会的重要贡献者。现代化的社会里，老年农民处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和其他行业里的人比较，与公平、和谐无法相称。

三、曾经的农民

须知，如今的老年农民，都是集体经济时期为农业生产出力流汗、“艰苦奋斗”的人群，是对社会有着重要贡献的人群，而且是在国家千方百计的策动下，必须得做贡献的群体。

为了说明这方面问题，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当时农民的真实情况：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国家便将人口分成了“农业、非农业”两大类，农业人口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非农业人口由国家分配给粮食。粮食是农民生产的，而非农业们不生产粮食，这样做法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当初的农民们对“两业人口”的划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国家为了保障给非农业人口的粮食（还有油料等）供应，十分注重掌握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主动权。于是，把建国初期分配给农民们的土地集中起来，组织成生产单位（初期是合作社，小队，大跃进时是中队，以后是生产队），把农民们固定在规定的范围里从事农业生产；所收获的产品，都由国家“按照政策分配”，分配标准由国家规定。长时间里，众多的农民只能维持在“节衣缩食”的标准内，超过标准的产品，都得向国家贡献。

“大跃进”运动致使国家经济，特别是粮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家为了减轻负担，将“农业、非农业”人口设置了严格的界限：凡是农业人口都被固定在生产队里“努力生产”，不允许做农业以外的其他事情；同时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要把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在短时间里扭转过来。从此，农民所收获的产品，特别是粮食，除留下规定数量的口粮、种子外，都被“动员”向国家贡献。

由于当时是“大呼隆”的生产体制，生产效率非常低下。国家为了能把农产品如数收入国库，每到收获季节，常常派遣工作组深入到生产队里来，帮助农民抓紧收获（实际是鉴察），用政策规定要农民把农产品上缴给国家。

当时的动员方法，多是正面鼓励，内容是：“新中国的农民，应该发扬优良传统，树立全局观念，所收获的农产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这是新中国农民应尽的义务——在井冈山的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农民都有着卓越的贡献，如今是建设新中国时期，农民们更要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多做贡献。”

农民们收获的农产品，在缴纳给国家的数目里，有着“硬任务”和超任务“多贡献”的类别。硬任务是“农业税”和“订购粮”，是必须完成的，只有遭遇了特大灾害才可能减免；“多贡献”是在完成了硬任务以后，再根据政策规定的标准，留下种子，分给了农民的口粮后多余的部分，都要向国家“贡献”。

为了能多贡献，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农产品分配政策，特别规定了平均口粮标准。我们这里是水稻产区，口粮标准最高不得超过六百斤，最低则没有规定，有的生产队，常常不足三百斤稻谷（每百斤稻谷可以加工出七十斤大米）。由于当时的农民都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体力消耗很大，又没有副食和肉禽蛋食品，普通劳动力一顿需吃三大碗饭，大约是一斤米左右（俗话说“一碗先生{教书的}二碗匠{手艺人}，三碗四碗种田汉”）。农民们一年中只能分配到这么一点稻谷，都必须千方百计地计算着，才可以维持长年的基本生活。

当时规定的农产品分配政策，只能坚决执行，不可违犯。常常为了要达到规定的标准，总是“想方设法”把粮食的产量提升起来。有时候，那已经被作为废物丢弃了的庄稼瘪壳，也要进行估算，说是里面还有相当数量的稻谷；零星的杂粮如少量的黄豆、芋类等，也要计算成稻谷，作为农民口粮。要是有人不同意这样做，就会被扣上“落后自私”的帽子，予以“现场教育”，目的是要向国家“多做贡献”。于是，农民们很难得到充足的口粮。

“贡献”给国家的部分，国家规定了粮食、油料、生猪的收购价格，即“官价”，非常低廉，给农民作为报酬。而且定下“任务”，必须完成。说是“超购奖励”，其实，那样的价格是没有地方能买得到“卖出去”的产品的。尽管大多数农民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政策规定，加上动员”，也只能是跟着规定去做“贡献”了。

为了鼓励多做贡献，对于贡献较多的生产队，常常给予表扬，那样的生产队个别干部有可能被提拔到大队部工作，到了大队部后，可以脱离农业生产。这也是促进多做贡献的动力。

农民们长年吃饭困难，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国家会返回给农民一点已经“贡献”了的粮食，叫做“回销粮”，以改善无粮度日的窘境。

当时国家处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期，中共中央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因此，给农民布置的生产任务十分繁重。无论冬夏都没有休息的时候，就算没有了农活，无穷无尽的水利建设，国家修建道路，总忙得农民们团团转。特别是农业上紧张的“双抢”，必须是在最炎热的天气里进行，一季双抢忙下来以后，农民们都有仿佛 “脱掉一层皮”的感觉。

这样的情况，年复一年，居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持续到了八十年代初。当时的农民无论是被动的或者是习惯的，都是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到了今天，已经富强，经济地位处于国际前列，实在也有着农民们“全力贡献”的原因。

四、如今的老年农民

如今，社会上企事业单位的人退休后都有养老金，老而无忧。根据农民当时的具体情况，农民养老，不说安排得格外优厚，起码也得有与其他行业里人同等水平，才能算是公平合理。

社会其他行业里人的退休金，一般每月两三千元很普遍，而老年农民，国家仅仅每月给不足一百元的“养老补贴”。国家常常说农业重要，农民辛苦，农民收入低下，农民对国家贡献巨大。可是农民老了，居然无钱养老，还必须自己寻找生活来源，或者依靠子女。总之，还得过着“八十岁老太砍黄蒿，一天不死一天要烧”的艰辛日子。

现在的老年农民，是从贫困的生活环境中过来的，几乎都没有经济积蓄，所幸的是进入到了“现代化”社会。然而，他们多数是“离土农民”了，农业上没有了自己耕作的收入，又没有“能够生存的养老金”，一些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人，居然出现了“活不下去”的惨景。有研究人员经过调查说，“药儿子”“绳儿子”“水儿子”（以此自尽。原因很多，主要是自己没有经济支柱）的情况，在某些地方竟高达30%，并且逞上升的现象○1。居然还没有引起社会的真正重视——老年农民们看着这些现实，想想自己的经历，难免有“儿子大了忘了娘”的感觉！

所谓“农家乐”，必须要有乐的真实趣味，老年农民如果连“活下去都困难”了，还有什么乐趣可言？我写这样内容的文章已经有好几篇了，却还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我曾经听人说，“养老金”是有前提的，是由享受人本来的单位给“买好了的”。那么，请问：农民们为什么就没有给“买好”的单位呢？这个“单位”是在什么“前提”下才具有“买”的资格呢？为什么不包括农民呢？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绝大部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也就是农民的贡献。当年的热血青年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出大力流大汗，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今这些当年的青年农民已经成了边缘化的老人，他(她)们没有养老的公共福利，是现代社会对这个群体关注的不够。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攫取了农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而今，随着现代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应该多用点改革开放的红利，来返哺农业，给农民以应有的福利。

人们都期盼社会公平，人人幸福。历史上没有养老福利的人很普遍，不仅仅只是农民；而现在罔顾老年农民养老的福利，便是不公平现象。说人数多，更不是罔顾的理由，当时正是众多的农民参与，才使得共和国由贫穷走向了富强。因此，我呼吁社会，要正视农民养老问题，给予老年农民养老福利。这个问题如果迟迟不能兑现，则算不得公平、和谐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将会令后人遗憾！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我今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自尽不能忘。”要是社会上能有更多的白居易式人物，如今老年农民们养老困难的情况，或许能够早日解决。

人们在称羡现代农家乐时，还应该关注现实中的农民具体情况。因为真正的农家乐，则必须是把老年农民养老与社会上其他行业里的人养老一样对待，让老年农民体会到现代社会的真正实惠；而且，这更是现代社会公平公正应该具有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可以铸就成名副其实的农家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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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时事聚焦：《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节录：……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