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农民们

本文较长，分成了十个小节：

一、写这篇文章的宗旨 二、共和国初期的农民 三、农民们合作化的经历

四、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三定 五、狂飙式的共产主义 六、纠正共产风时的情况

七、责任田到生产队 八、集体生产的情景 九、开放后的农民们 十、文后的感言

一、写这篇文章的宗旨

关于农民，特别是共和国建立后的农民，我已经写过两本书，分别是《农家沧桑》和《三农今昔》，已经将农民的基本情况写了个概括。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共和国的农民情况，这里还简单地谈谈这些内容。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事件比较多，尽管写得简略，篇幅却也不小。因为是简陋的叙说，每一个字都做了斟酌，请读者朋友在阅读时留意。

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只是缴纳钱粮的群体，历代统治者都将农民当做无足轻重的“草民”，当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加上消息闭塞，许多事农民们想关注也关注不到。

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称作“解放，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做国家主人”。农民们也被称为主人翁，是建设新中国的群体。这篇文章，就是从具体实践中，说说农民们是怎样生产、生活和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的。

二、共和国初期的农民

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活动很频繁，每逢关系到群体的事，都开大会宣传，如果当了个小头目，差不多天天开会。这样，本来一心务农的农民，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被裹夹进“政治活动”里去了。

共和国建国时，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使所有的农民都有土地耕种。农村社会生产力被激发了起来，大多数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全社会也由百年战争的创伤，走向了初步繁荣。农民们心感身受，认为这是共和国带来的好处。

共和国政府大力宣扬说“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机关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服务，还把农民群体说成是与工人群体一样，是国家的主人。

但是，很快又说农民是分散的“小农生产者”，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组织起来，在一起生产，才能共同富裕，实行理想的共产主义。

三、农民们合作化的经历

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由苏联传入中国的。政府将之描绘得平等和谐、富裕美满，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高级社会”。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农业必须快速实现集体化。

农民们历来都是一家一户的生产者，政府要改变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口号，“教育”农民放弃自己的传统观念，走合作化道路。

为了快速实行“农业合作化”，毛泽东主席倾注了主要精力，开动全国宣传机器，写出了许多典型材料，他自己为这些材料写上了按语，编辑成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书（该书90多万字，176篇材料，印刷了152万册），颁发给全国各级政府，强调遵照执行。很快，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们无论什么情况，都被组织成了集体生产。

集体生产的具体步骤是：最初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合作社，不到一年便是高级农业合作社。这个时候，个人的生活财产还没有很大的变化。

全国农业实现了“集体化”后，国家又花费许多功夫，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用这些文件指导农业，指挥农民。并且发动各文化媒体全力宣传，一时间，农村充斥着“农业纲要四十条，四面八方传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根子，扎得牢又牢”的歌声。各级政府干部俨然将自己作为农业专家，全面制定生产计划，指挥农民生产。而且，将农民群体当做他们管理的小兵，必须服从他们的指挥与命令。于是，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风气，在农村日甚一日。

四、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三定

农民们是生产粮食的群体，共和国一直对粮食抓得很紧。实行集体化后，为了更方便地支配粮食，做到有充分的主动权，并且常规化，1953年在陈云精心筹划下，国家对粮食设置了“统购统销”的制度，关闭了粮食自由流通的渠道。粮食价格由国家制定，并且有意识地制定了工农产品剪刀差。所谓“剪刀差”？经济学家们说，就是强加给农民们的“暗税”。1955年又制定了粮食“三定”的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

所谓“定产”，就是根据那些年丰收后的常年产量，决定卖给国家的数量。所谓“订购”，就是在定下的年产量数字里，留下种子、口粮，多余的都得向国家出售。我们这里是水稻产区，决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是人均483斤稻谷，约合338斤大米。当时的农民们都是重体力劳动者，正常劳动力，每天没有2斤大米是吃不饱的，因此，都说口粮太少。可是，决定政策的干部们说，这是最高标准，只能这样决定。还说，生产在不断发展，国家人口在逐年增多，农民向国家贡献也要逐年增加。之后，国家便逐年增加农民的统购粮数量。所谓“定销”，是针对非农业人口的，即规定每人每月所供给的粮食数量。

自从“粮食三定”以后，农民们的口粮就紧张起来了。

在粮食“三定”的运动中，农民们强烈反对，其中被认为“小农思想严重”的人，遭到了严厉打击，被斗争，被压制，在政府高压的政策中，完成了粮食三定工作。

此后，凡是给农民定下的统购数字，除遭遇毁灭性的灾害外，农民们即使吃不上饭，也必须完成。同时，把社会上的人口分成了“农业、非农业”两大类，农民口粮是自己生产的三定中的数，非农业人口的口粮由国家按月定量配给。

“两业人口”决定后，农民们便被固定在所在地的农业上，没有了流动和择业的余地，更没有了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致使农民们长期处在贫穷与困苦的环境里。

五、狂飙式的共产主义

国家为了强化政治环境，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强劲的反右派运动，许多人因为言语上与政治方向不吻合，被打成了右派。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阶级敌人”，被关、被压，没有了政治权利。接着又掀起了“反右倾”的风潮。农民们是基层群体，虽然没有人被打成右派，对这些人被打击并不理解，却也遭到了强大的政治风暴影响。

当时，农民们已经被组织成初级社了，却说农村基层干部像是“小脚女人走路”，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于是，进行深入的“整社运动”，全面撤换了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基层干部。而选为当干部的人，便大吹大擂，激进的口号在农村掀起了狂飙。

激进的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1957年冬天，提出了“真干实干加巧干”的口号，紧接着“反右倾，鼓干劲，全面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口号在农村震动人心。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称之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特别为之做了解释。于是，这个口号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一起，被命名为“三面红旗”。农业集体化急速膨胀，本来的“农业合作社”，在一句话的情况下，变成了“人民公社”，同时，进入了“全面大跃进”的环境。

什么是“大跃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幻想一步登天，动用荒唐极端的方法。口号是“跑步奔向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产量）”。体制上，农业集体化要无穷的大，大并村，大食堂，几十里范围内的农民都被组织成一个人民公社，而一个公社便是“一家人”，所有财物都是公社的，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一切，人们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任何报酬；到食堂去吃配给的那点口粮，人命无保障，人格无从谈起。

这样，办起来并不久的农业合作社忽然变成了人民公社的“队”，好几个队并成五百左右人口的“中队”。小村并往大村，被并进大村的人，连住房也丢掉了，挤进在大村里的农民家里。以中队为单位，办一个食堂，“共产”的狂飙正式刮了起来。

从1957年秋冬起，“大跃进”的狂飙越刮越猛，管理农民的干部们对农民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各种斗争会，镇压坏分子的场面层出不穷。整个农村进入了政治高压环境。

1958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动作很是活跃，国家实现“全民皆兵”。各县成立了“民兵师”，所有的中队都被改成“民兵连”，所有的青壮年农民都被编成“基干民兵”。对农民实现三化管理：即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命令化。于是，农民们不仅劳动、吃饭在一起，基干民兵们连晚上睡觉都被集中在一起，俨然像是正规军队。

这时候，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热潮，还兴起了许多工矿企业。当局为了掀起“大办”的高潮，将大部分青壮年农民抽调去“炼铁”。

由于农业环境一天天恶化，农民们饭吃不饱，还被无故打骂，人们实在承受不了。还没有被抽调走的，只要还能劳动的人，都“跑”到了工业方面去了。当时，各工业场所都缺乏人力，因此“来者不拒”。这样，农村里所剩下的正常劳动力，只是当地给安排了能有吃食工作的少数人，还有的就是老弱病残和不能跑出去的家庭妇女。

上级对下级干部的指标，天天出新高，跟不上新指标的，便是“大跃进的绊脚石”，不是遭批斗，就是被撤换。各地干部，为了自己的位置，只能不顾事实地跟着鼓吹“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于是，纷纷爆出“奇迹”，而且奇迹都是后来居上，一个比一个更奇。吹得特殊的，叫做“放卫星”，水稻亩产四万三的“卫星”被报纸、广播火热宣扬，轰动了苏联。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荒唐的作为，但是谁也不敢公开说，因此，“奇迹”越吹越离谱。

由于不断爆出粮食亩产万斤、多少万斤的奇迹，上层有人甚至担心粮食多了，连存放的地方都困难，居然提出“只要平均亩产万斤粮，国家粮食就多得很，应该进行轮耕制度，耕作一些土地，休耕一些土地。”致使基层干部对荒芜的土地，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其实，农民生存很艰难，土地大多数荒芜，基本上没有什么收成了，粮食当然没有了来源。又得向国家缴纳规定的数字，便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用农民少吃的办法向国家缴纳粮食。三定时候483的口粮标准不仅不兑现，还一味地宣扬节约再节约，于是，农民食堂里供应的吃食，只是米汤里漂浮些野菜，而且数量只是配给的那么一点点。

我们这里大食堂才开始时，人均每天口粮是十二两、半斤，很快减少到三两、二两八钱（十六两一市斤），最少的那几天是每人每餐发给十六粒蚕豆。而为了维持农业生产，保障劳动力能够出勤，当权者还将人均所配的口粮，向出勤人倾斜，致使不能出勤的人大量死亡。有些虽然是强劳动力，但由于身体原因，一时不能出勤，也很快被饿死。到了1959年，死人很普遍，许多村庄因为死和跑，基本上没有了人。东圩村本来是280个人口，在共产风纠正时，工矿企业被关闭掉，跑出去的人回来后，也只有130多人。

当时农村的面貌，真正是“亘古仅有的惨景”。各地都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故事，如果一一写起来，真正是“罄竹难书”。我撰写的“农家沧桑”有比较细致的描写。您欲了解具体实况，请阅读《农家沧桑》。

从1957年秋天到1960年冬天，足足是三年半的时间，由于“共产主义”，是后来被称为“共产风”的时期。农村人口大规模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具体损失了多少人口，由于当时各地当权派都要有配给的口粮，需要有人口数量；又都要保持自己的位置，只能报喜不报忧。因此，正规的统计数字都是荒唐的。

关于人口的损失，后来有的说是三千万，有的说是四千万，其实都不止这些数字。拿我所知道的情况，比较恰当的数字，应该是在一亿左右。凭据的理由是，当时农村虽然各地情况不完全相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损失。严重的地方达到了一半以上，好一点的也有十分之二三。就拿最好的十分之二计算，当时全国农民是五亿，至少损失是一亿人；若略微实际一点，应该是一亿以上。我这样的说法，当然找不到“确凿资料”，只能是遗憾！

六、纠正共产风时的情况

共产风结束时，国家经济跌到了低谷。为了扭转困难的局面，国家采取了紧急措施，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大动作，陈云说，主要是减轻国家负担的“非农业人口供给制”的数额。因此，将已经办起来的许多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将本来是农业人口的人，都退回原地，冠冕堂皇的说词是，返回农村，发展农业；并且规定，农村人口不得转为非农业人口。这样的规定，后来被长期执行，而政策一直向非农业人口倾斜，农业人口成了“等外人”，弄得社会上人人都羡慕非农业。

后来“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不少非农业人来到了农村，但并没有谁愿意在农村扎根，有的还是为了响应号召，来农村“镀金”，想图个更好的前程。那种运动，除了给农村增加了负担外，并没有改变农村的任何状况。

共产风是在和平环境里形成的人为灾难，是在农民“集体化”的号召下，“一步一步”地酿造出来的。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甚至会说，一直以来都说是为了建设幸福生活，怎么出现了这样惨痛的结果呢？

其实，这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原因。实际情况是，上层要推行所制定的政策，必须要有具体的人为之执行。而社会上攀龙附凤、想显耀自己的人从来不缺。在那幻想一步登天的政策出来以后，凡是跟风胡作非为的人，都被推崇而显扬；凡是持实际观点和行为的人，都被无情打击。于是，荒唐透顶、胡作非为形成风气，人祸便被酿造出来。

纠正共产风，在反省始作俑者胡作非为的行为时，那些曾做出“放卫星”的人居然说，当时是“吓唬帝国主义的需要”。而给农民们所造成的沉重灾难，只是基层的疯狂至极的人才得到了“处理”，叫他们给农民做了“赔礼道歉”的事。其实，那纯粹是拿他们做“替罪羊”，以收拢民心。而真正的主持者们，并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反而是官越做越大。于是，在后来的岁月里，社会上违背常理，悖反人情的荒唐局面，还是常常出现，如“强制性的推行计划生育”，等等。一直到胡锦涛主持国家大局时，2012年后，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农村社会环境才趋向和谐。

共产风结束后，国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总结”，不仅进行了“经济调整”，还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的“七千人大会”。但是，仍然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不能倒”，并且一直不肯公开承认这段人为的灾难，却有意将人祸嫁与天灾，居然说共产风造成的灾难，是“全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至今仍然还有人这样说。其实，国家幅员广大，每年都会有天灾，更有丰稔的地方，全国哪里会同时都被“灾害”了呢？这种说法，只是掩耳盗铃。

这时候国家为了扭转艰难的局面，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仍然将农民框在“大集体”里。只不过生产单位由“公社所有”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行驶起来。

七、从责任田到生产队

因为共产风造成的灾难太沉重，不仅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农民也没有了生产的动力。如果还是按照集体生产的办法，荒芜的土地将无法适时复垦，国家无法得到已经定下来的粮食，社会将不能正常运作。安徽省委看着这样的情况，居然用上了“极端”办法（农业集体化是强大的政治标签），背负着巨大责任，把已经收归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目的是激发农民们生产自救情绪。这样做，国家可以不用花费成本（其实也拿不出来），就可以度过当时深重的难关。

共产风后幸存的农民，对政府分田到户，大多数是不相信的。因为那些年政策变化无常，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看着土地种不下去了，又在“逗”农民用性命给他种地；地种好了，将又会收归集体。因此，虽然分到了土地，竟不用心经营。第一年，许多人虽然有了土地，却没有收到应该有的粮食，上缴了国家和集体后，自己仍然没有充足的口粮，许多人还在饿饭。

但是农民们分到了土地后，多少还是获得了“自救”的机会。那年是早春分到的土地，农民们马上就种上了救命的庄稼，除蔬菜之类，还种上了春大麦，初夏，就获得了新粮。虽然那春大麦在平常年景里多是喂牲口的，当时，居然救了大家的性命。

1960年冬天解散食堂时情况是，国家没有粮食给农民，集体分给的，最初两个月，每十天是五市斤稻谷，合三市斤半大米，以后就完全没有的了。人们活命主要是在野外寻找食物。要是共产风还不结束的话，那食堂其实也办不下去了。人们自从吃到了春大麦以后，算是真正度过了“饿死关”。

由于分田到户责任重大，政府先说是搞单干户，田分过后，又来招呼说“分田到户不叫单干，是叫责任田；最多只搞两年。”这样，许多不相信政策的人，第一年“吃了亏”，第二年便认真的做起来，才算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责任田”一般进行了两年，有的只是一年。从1963年春天开始，就是全面的“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体制了。所谓生产队，其实还是初级社的规模，只不过叫“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这种体制，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1981年春天，我们这里的农民自发地将生产队的土地，强行分到了自己家里，生产队解体了，集体生产才真正结束。

农民们被揽到集体，是从1956年办“初级社”开始的，到1980年生产队解体，集体生产整个是25年（包括开始的当年），其中，“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是三半年，责任田是一到两年，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18年。25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应该不是很长的时间，可是，因为环境特殊，凡是经历了这段生活的人，都好像是历练了好几个世纪！

八、集体生产的情景

农民们集体生产是什么情景呢？

当时没有机械化，都是人力加畜力。生产上总的情况是“大呼隆”，生产责任无法落实，出勤不出力，生产赶不上季节；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弄得人人成了辩论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更加严重的是，行政干部把农业生产作为自己任务，对生产计划、各个环节的生产和生产技术都强行做主。其实，他们的行为多是不适当的，农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是做不到。这些因素造成了没有人能当好生产队长，生产无法做到应该有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正是生产队运行时期。天天进行“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形成了人斗人、呼喊革命口号比具体生产更重要的环境。谁想规规矩矩抓生产，谁就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唯生产力论”者，是被批斗的对象；“政治挂帅”，天天喊着学大寨，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将农民们忙的晕头转向；强调“破私立公”，不准有任何挣钱行为。十年的时间里，都是斗争的岁月，斗得分给农民们的自留地也割了尾巴，只保留了吃菜的菜园地。生活上仅仅是没饿死，还要“忆苦思甜”，感恩当时的“幸福生活”。

长期以来，农民们不仅仅只是口粮紧张，任何生活用品都很稀缺。布票一般都是每人每年一丈六尺，共产风以后有两年是三尺一寸，接着八尺持续了两三年（生产队后期出现了化纤布，难买，也贵）。日用品如火柴、肥皂都是很稀少的配一点；猪肉被国家控制，就算自己养了猪也吃不到肉，一年配个一两次肉，每次每户一斤左右，普通农民还难买得到。

当时的农民生活究竟怎么样呢？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在他的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请看 1978 年的农民收入吧：1978 年全国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 133 元，其中 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 10%。全国有4000 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靠政府经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约有 2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足两角，有27160万人每人每天挣0.164元，有 1 亿 9 千万人每人每天挣 0.014 元，有 1.2 亿人每人每天挣 0.011元。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六分钱。

上面所说的“每人”，是指农民劳动力每天的劳动所得，即劳动报酬。

提供这些数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1978 年他访问了沂蒙山区农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农村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摘自《大转折的瞬间 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6 月版。

我们这里是江南鱼米之乡，情况似乎比上面说的好一点，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当时国家政策严格规定，农民每年平均口粮最多只能是600斤，多的都得向国家“贡献”，最低则没有规定，因此，有的生产队人口年平均口粮稻谷只是250到300斤之谱。劳动收入（农民标准男动力出勤一天记给10分工，女标准劳动力一般记给5分到6分工），每10分工最高的是0.80元，最少的0.25元，还都包括分配给的实物，即平时吃的口粮和些许的其他物资。我写的《三农今昔》的书，将生产队时期的农民情况叙述得比较具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里就不再详细赘述了。

九、开放后的农民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是在这一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于三中全会之前，立下了“生死状”，将本来在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自己家里。消息传到了安徽省里，当时万里是省委书记，采取了默许态度，即不进行制止，却也不进行宣传。可是，消息竟“不翼而飞”，很快在附近蔓延开来。

1980年我们这里漳河之东的邻县农民将土地分到了家里。消息传了来，我们公社书记在许多场合严肃地说“河那边的分田到户，是资本主义，我们这里绝不允许。”这样，我们这里的农民们只好死了这条心。到了1981年春天，我们这里的农民看到邻县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扭转，也没有见到他们谁犯了法。竟群起而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土地分到了个人家里。这位公社书记不久也离开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农民们都以为分田只是权宜之举，将会维持不了几天，因此，也都采取了权宜的态度，以至于给后来的生产，留下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后遗症。

由于分田到户，是农民自发的行为，上级制止没有成功，基层干部们则无所适从，只能不闻不问。这一年的早稻，都获得了好收成，而双晚却遭遇了历史上少见的稻飞虱灾害，许多土地颗粒无收，最好的产量也不到百斤，而且都是“硬鳖壳”的稻谷。但是，要交给国家的粮食并没有松动，农民们都自觉地交了去。好在都收到了早稻，生活比生产队时也强。

这时候，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各种科学技术纷纷兴起，农业科技也活跃起来。

农民们在集体生产时，也天天听说所谓的科学，但是，那都是行政部门的瞎指挥。因此，当刚刚听到“科学”一词时，还都以为仍然是在瞎扯，不以为然。但是通过第一年双晚稻的绝收教训，对科学重视起来。事实上，农业科技专家们所说的话，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他们因地制宜，指点农民，让农民们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接着，国家在每个行政村都培养了“农技员”，普及了农业技术。农民们种田用上了科学，再也没有出现毁灭性的病虫害了。

农民们耕作分到的土地，都做到了精耕细作，没有失误农时的现象，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农业纲要》说，江南亩产800斤算是达到要求。生产队时期，常年亩产（包括复种）四五百斤就是丰产了，鲜有上纲要的年景。要是某一年上“纲要”了，就会大肆庆祝。而分田后，农民们的每年亩产都在两千斤上下。最初，农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田土中居然有吨字粮？

农民们粮食多了起来，向国家卖粮十分踊跃。很快，国库满了，但是，国家却不肯放开粮食市场，严格禁止粮食流通。这样，分田后不几年，农民们便遭遇到了“卖粮难”的困境，无法改善生活环境。在社会舆论长时间的一再炒作下，一直到2000年，国家才放开了粮食市场。从那时候起，农民们生产的粮食，才有了宽畅的销路。

天下土地看起来十分广袤，但是具体到每个农民，却是不多。农民们在种好自己土地的时候，还有着大量的空余时间。于是在“丰衣足食”的同时，还想有宽裕的经济收入。这样，自然地进行着多方面的生产。很快，各种作物、畜禽都生产出来，繁多的粮食以外的农产品踊跃上市。分田后只是两年的工夫，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充斥着市场，不仅不需要票证，还唯恐卖不掉。这样，国家制定的各种购物票证，经历了十分紧俏的历史后，自然地废止了。

开放后，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大规模的建设全面展开，需要大量人力。众多的农民，趁着这个机会，涌入城里，做起了农民工。于是，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农民们也都挣到了理想的收入。时间不久，众多的农民，在城里买了住房，成了城市居民。

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现代化机械蓬勃发展，大型农业机械应运而生。农民个人土地都不是很多，不适应大型农业机械作业。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更是有了广阔的择业门路，农民们大多数将分到的土地交给了政府，由政府招标大户生产。大户们买来农业机械，使农业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如今，广大的农民，年轻一代的，绝大部分离开了农业，无论国家承认与否，他们都已经是“非农业”了，广大农民也基本过上了现代化生活。

不过，现在的农民，仍然有一些不理想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国家当初没有把农民福利统筹安排。老年农民们当年无论自觉与否，都是“为了国家，用着性命做贡献”的群体，如今却没有“退休金”。他们已经老了，只是享受了国家象征性的补贴。现在社会经济已经很繁荣，农民以外的人群都有退休金，养老无忧；而老年农民的处境，竟是令人堪忧！

十、文后的感言

写到这里，我想到我们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在清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争频仍，才落后于西方，被列强欺凌。

建立共和国的初心，是要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从1949年到1976年，居然利用国家机器，强行制造紧张环境，政治运动连接不断，各行各业，只有国防方面还算正常发展，其他行业的精英被大批摧残，不仅农民处境凄苦，其他行业也都无法发展，几十年里都处在拘谨的环境里，高端科学技术无从谈起。

1978年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只是几年的时间，人民生活便大幅度提高，国家建设日新月异，高科技也迅速兴起。如今，全国人民生活真正“今非昔比”，国家经济也飞跃在世界前列，科学技术居然可以与世界先进国家比雌雄。这些变化，有目共睹，用不着我来细说。

我要说的只是一句话：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只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就可以创造人类奇迹，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裕，国家就可以强大。国家的任何执政者，都希望人们富裕，国家强大。其实要做到这样，并非很复杂，只要能长久地给人们一个自由和谐的环境，人民群众就能够发挥自己的智慧，社会就会繁荣，国家就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参考资料

1、关于农业合作化，请参阅毛泽东编辑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和《三个会议一本书轰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文章。

2、粮食统购统销，请参阅关于统购统销和粮食“三定”的文件。

3、关于“大跃进”的情况，请参阅杨继绳的《墓碑》一书。

4、关于改革开放，请参阅李锦《大转折的瞬间 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