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之后，我再次出现在港口码头，我查了日不落的航运路线，知道这艘轮船会在今天早上停泊两天，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我决定在码头等他。

停泊的轮船越来越多，但是没有我想要看到的船，我戴着帽子，很孤独很彷徨地在码头等待着，直到码头的船只都挤满了，我才开始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可是我又不甘心，不想放弃可以争取的机会。我继续在那里等，等来的却是一阵很强烈的风，吹着码头上所有的轮船，悬挂着国旗飘了起来，徐徐停泊在空中。

我觉得有些冷，情不自禁地蹲了下去，希望借着障碍物挡着大风的侵袭。

突然在我面前经过几个老人长者，他们好像是刚刚爬完山回来那样，背着背包，穿着运动服。其中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老人，虽然看上去已经有八十多岁，可是依旧风度翩翩，双眼炯炯有神，他斩钉截铁地说着：不用等了！“日不落”轮船估计不会来了！在海平面上刮起一阵风暴，估计已经凶多吉少了！昨晚已经有七艘船下落不明。

我听到老人的声音，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不禁感觉到有些黯然伤神。

在远方的海平面上，究竟在上演着怎么样的一场大风暴呢？

我在港口等他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过既然没有等到他，我也没有办法了。

在日落的时候，我去了教堂，点燃了蜡烛，我很虔诚地为斯仃尼祈祷，我希望上帝可以保佑他。

事实上，在案件出了仲裁结果之后，斯仃尼被判死刑，我一直很怀疑法官量刑的根据在哪里。首先斯仃尼是未成年孩子，没有任何一项指控指出他谋杀死者是早有预谋，况且死刑的定义向来是十分含糊的，这一次他被判处死刑，我相信这并非是无独有偶的现象。

我翻查了过去被判以死刑的记录，发现执行死刑的囚犯里，黑人占了百分之七十，而且尸体无法被带走，只能由政府部门处理尸体。

我尝试过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希望控方重新召开审讯，发还重审，可是我已经出到三度QC，上诉的请求仍然被最高法院驳回。

死刑将会在黑夜时分进行。

这是他活着见到阳光的最后一天，我特意带他到海边呼吸更新鲜更自由的空气，当然有狱警在身边监视着他，我刷了人情卡，好不容易才让狱警同意让他换回自己的衣服，到外面的世界欣赏仅剩余的风景。他脸上满是依依不舍以及哀伤的神情。

我与他欣赏着同样的风景，我问他：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此时的他正专注着大海，享受着风吹过的感觉，他闭上眼睛，深呼吸着：没有了。我没有更多的心愿了。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想过我的生命会永远停留在14岁的阶段。

我尝试着问：我帮不了你，你会不会恨我？

他笑了笑：恨又如何，爱又如何？有什么关系？反正生命都会消失。

那天黄昏，我不记得与他在海边待了多久。

直到深夜时刻，他的行刑时间到了。

他的妈妈哭得很伤心，眼泪不断地流着，他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

根据刑法的规定，在死囚执行死刑之前，是必须要剃光所有的头发，以确保执行死刑的人的身份准确无误。

他的头发一点一点被剃掉，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竟然感到一丝颤抖，逐渐秃头的他，慢慢意识到死亡将至。

他的头发被剃完，然后被带到另外一个独立的房间，牧师在对面的房间里，对着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执行死刑房间里的具体情形。

牧师在为他诵念送别的祷文。

他的眼前摆着一副冷冰冰的机器，他知道眼前是电椅，可是他从来没有被电袭击过，他不知道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他很害怕电流穿过身体的触动，尽管他没有体验过，可是他读过关于死亡案例的故事，他知道那种感受一定很痛苦。

他穿着囚衣，在狱警的要求下，他胆怯地坐在了电椅上面，他全身在发抖，帽子被扣在他的头颅上，双手与双脚被缠上了电线，他被绑住了，整个人再也无法移动。

这时候又跑出来一个男人，他在打量着斯仃尼的外表，检查着他身体的情况，然后检查了电源设备的情况是否正常。

最后他得出结论：执行死刑的仪器一切正常，犯人的身份确认无误，可以行刑。

狱警默默祈祷着，随后说了句：愿上帝保佑你，同时也宽恕你。在你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说出来？上帝会听到你的遗言。

他的头顶着一块铁，顿时就慎得慌，眼泪控制不住往下掉，嘴里不断地喊着：我是无辜的！我真的是无辜的！我没有谋杀那个女孩！我真的没有做过谋杀的勾当！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为什么上帝没有保佑我？

狱警很无奈地说着：很抱歉，上帝或许碰巧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知道，你一定还有其他的心愿要完成的，对吗？

他停止了哭泣的声音，很冷静地陈述着：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不就是因为我是黑人的缘故吗？杀了白人的黑人就一定该死；杀死白人的就一定是黑人吗？我一直以为我遭遇的苦难是上帝的安排，现在看来，这并非苦难那么简单，上帝一直在耍我，把我当猴子耍。如果我非要有什么遗言，我只能说，上帝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肤色，我一定不会选择做黑人。

狱警拉开了与他的距离，另外一个人走过来，缓缓为他蒙上眼睛，为他戴上面罩，暗黑色的面罩戴上去以后，谁也看不到他的脸庞。

狱警在倒数中。

他隔着面罩只说了句：我们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

电椅的刑罚启动了，数以十万计的电流穿过他的身体，他发出极度痛苦的呻吟，那声音听着就像十足的竭斯底里那样，充满了绝望与沮丧，身体一直在抖动着，渐渐的，电椅上散发出被烧焦的气味，他的脸开始流血，血液从面罩的底部流出来，朝电椅的周边蔓延着。一股烟从电椅上散发出来，他再也没有动过，停止了挣扎，也停止了呐喊。

一条美好又年轻的生命就此消逝。

牧师与其他观察执行死刑过程的法官们，纷纷深痛地表示遗憾，并且为其祈祷。

狱警中断电源，慢慢打开了面罩，迎面而来的是他告示了死亡的脸庞。

他的妈妈终于晕倒在地。

狱警检查了尸体的生命迹象，检查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宣告：囚犯斯仃尼已经宣布死亡，尸身检查过，没有任何的异常，确认囚犯的尸体。

案件完结了，我辩护失败，在律师的生涯中，可以算是一次重大的失误以及耻辱。

纵使在案件结束了，舆论的导向仍然偏向斯仃尼那里，就算在他执行了刑罚之后，仍然有人在社会论坛上斥骂他，并且鼓吹黑人是低等动物等观点，对于这种过激的评论行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可是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案件的悲剧由多种因素造成，不诚实的表现以及隐瞒太多的事情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可是最严重的问题是，黑人在社会上根本无法获得足够公平的地位与位置。

黑人的不平等问题如果持续无法解决，就会像一颗被设计好的定时炸弹那样，随时会爆炸，斯仃尼的悲剧事件只不过是爆炸之后的其中一个副作用，如果无法及时拆除炸弹，更多的危机将会陆续有来。

于是，在我悲痛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开始撰写我的演讲草稿，我把黑人的社会问题以及核心观点全部放在了草稿里面。我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沟通过，他们允许我四处演讲，做一趟国际巡回性的演讲。我观察过许多存在相同问题的国家，于是决定了巡回演讲的顺序。

分别是美国、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最后一站是俄罗斯与奥地利。

关于黑人的问题，反应最激烈的应该是美国，美国作为第一站，当我站在演讲台上的时候，我看到了黑人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都用着期待又渴望的目光凝望着我，尽管我知道美国的黑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获得平等的地位，可是那仅仅只是一个虚幻的现象。我曾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黑人，游走在特别贫困的州里，尤其是阿肯色州，那个城市曾经被克林顿照顾过，可是依旧贫困，然而后来的克林顿却能使美国的经济一度繁荣起来，美国人称那十年为“黄金十年”，特指克林顿时代，美国的经济走上神坛，每一个美国人心里都滋生了骄傲的心理状态。

我遇到的黑人特别多，大部分都很贫困，他们很瘦弱，双眼无神，衣衫褴褛，一副压根就看不到未来的样子。我与黑人的小孩子握手，与他们简单地聊了几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我竟然想起了斯仃尼的模样，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去见上帝。悲剧还会继续，惨剧只会不断地重复。

他们想要的东西很简单，只不过是面包与咖啡还有黄油奶酪。

哪怕是一些简单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种奢侈罢了。

我闭上眼睛，对着台下的黑人们发表了激情的演讲：

“平等的生命是社会的一种应该存在的现象。我们常常以肤色区分可以混合的群体，然后对号入座找到自己想要加入的团体。但是这种想法真的是公平吗？如果A群体很受欢迎，社会的资源全部集中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当然活得很滋润，自然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可是B群体呢？如果他们被忽略了，一直没有人关注他们，逐渐的，这个群体自然就会失去存在价值。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存价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人可以无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我们不可以带有异样的目光去看待肤色有些怪异的群体。他们常常挣扎在最劳苦的繁忙工作中，收入很低微，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慰问，住着最差的房子，吃着最廉价最难以忍受的食物；但是另外却有人做着同样的工作，收入很高，工作轻松，拥有着舒适的环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难道贫富差距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社会状态？贫富差距可以原谅，但是种族差距不可以原谅。上帝是造物主，他创造了一切的生命，在他的意念里，生命应该是平等的，可是我们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忘记了上帝的初衷，我们忘记了最初的使命，遗忘了原来的模样，认不清自己，走上了一条痛苦的道路。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在司法的制度上，如果你是一名检控官，或者是档案整理员，你就会很容易发现，绝大部分的被告都是黑人，他们多数在证据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被控有罪，最后被送上电椅，处以极刑；甚至有一部分被送去坐牢，进行劳改，充当苦力。但是这些案件往往在几年以后就能发现当初那些案件的真正凶手并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凶手最终找到了，可是无缘无故被冤枉的人该怎么办？他们失去的自由，逝去的光阴应该如何补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国家，在享受着同一个制度的情况下，应该享受相同的待遇，隔离制度是违反人性的，我们的下一代很难明白隔离制度的意义，当然也不会理解其中的含义。他们不是瘟疫感染者，他们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只是普通人，一群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群众罢了。人的权利是平等的，隔离制度是文明的障碍，是历史的耻辱。我们必须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宣扬平等的口号，粉碎企图利用隔离制度获取利润，获得好处的野心家的阴谋。如果我们再不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有救了。种族隔离制度就是积存多日的雪堆，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黑人就是温暖的气候，当气候的温度过度炙热的时候，雪山就会崩塌，那将会掩盖许多悲惨的画面。我们看不到的现象恰巧是危险的所在，是危机的潜藏，我们必须要消除潜在的危机，消灭可能存在的苦难，我们必须要参加战斗，击倒鼓吹种族主义的极端主义。”

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讲当然获得空前成功，肯尼迪总统因此接见了我，我们只聊了几分钟，她就要匆匆忙忙地离开。没多久，美国的黑人团体就召开了抗议的声明，代表着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黑人牟取合法的地位。我从阿肯色州去到费城的期间也遭受来历不明的袭击，我的额头被击穿，在医院里待了好几天。

之后我陆陆续续去了其他的国家，当然也受到了不少的热烈反应，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的演讲稿也会因应社会调节去改变，例如中东那些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我就不能鼓动他们去怨恨统治阶层，那样不会有好结果的。

在我的演讲结束，回到布达拉美宫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国家的部分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

部分地区已经落手准备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南北地理位置的区域已经开始出现分歧。

北方的政府是支持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南方的政府是拥护种族隔离政策。

赞成与反对仿佛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

人行道改成了右边，以前是左边。

右边的人行道当然带来了更便利的行走速度，车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可是逐渐的，人们逐渐发现速度快是无奈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由于车辆太多，速度太快，导致有一部分的车辆速度慢了下来，甚至有的车辆进不去跑道，只能隔岸观火。

人们开始逐渐迷茫，究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或许向左走速度慢了一点，但最起码可以保证每个人的速度是一样的；可是向右走却导致了一部分人的痛苦，他们看到了痛苦的根源，也看到了事物的本质，他们迷路了，从此分不清方向。

我的立场当然是支持北方政府，我甚至代表政府到处去游说支持南方联盟政府的支持人员。我不断在公开场合抨击南方政府的固执与偏见，讽刺他们太过于保守，不敢接受新的秩序。舆论方向一致大好，我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支持，那时候我平均一天的睡眠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在凌晨四点钟到来之前，我都是无法进入睡眠的，四点钟就寝，七点钟起床，我的时间安排得十分饱满，今天可能去演讲，明天可能就会在大学论文网里发表自己的公开言论，不断地敦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很快我看到了良好的效果，相应的法案已经颁布，只不过需要召开多个听证会与辩论会，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论。我参加过多场辩论会，我发现他们各自的观点立场虽然十分清晰、坚定。可是他们的意愿总是十分含糊不清。不过没关系，召开辩论会只不过是拿出来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罢了。条条框框的条约已经开始重视黑人的生存问题以及平等的权利。我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即将要完成，于是我的生活节奏开始慢了下来，不再出席在各个听证会上，也不再感概激昂地发表演讲。我甚至渴望退守台前幕后，任由黑人的平等权利的斗争自由发展，这才是社会的常态。

于是我回到了律师的角色，我很投入这个角色，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身份。

只不过斯仃尼案件对我阴影太大，当我在法庭上为新的当事人辩护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对着法官大人与陪审团说着：我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尽管他的杀人动机很明显，可是我仍然有相关的证明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法官大人，我只需要指出我当事人在案发当天在家上网的网页浏览记录就可以证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据……

可是我刚刚说完，我的当事人就迫不及待地喊着：法官大人！我认罪了！我是有罪的！

在法庭上每天都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宗案件，一个比一个魔幻。

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是怎么样，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不过我很后悔，没有阻止我的当事人承认控罪。

在我为生活感到枯燥寂寞的时候，索马里亚为我安排了歌剧院的观看。

当我拿着门票走到楼下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男人，他就是我贴身保镖—布林·哈定。

在他自我介绍之后，他邀请我上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兜里的一张照片，那是我之前的照片，某个角落被划破了。

在安排保镖这件事上，我是毫不知情的。大概是因为，我损害了少部分人的利益，他们担心我会遭受报复，而在我反复阅读《圣经》的那个夜晚，我不断地梦见枪声……

瘟疫、死亡、痛苦、尖叫、呐喊……不断地掩盖着我的梦境。

到了歌剧院，我独自进入包厢里。

歌剧的艺术表演固然很令我着迷，可是在我脑海里始终在思考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想着如何解决以及如何完美地解决……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