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愿，我正式投入所谓的工作状态中，一位律师应该履行的工作—替他的当事人辩护。在当时看来我并不知道是否一个明智的决定，当我去了拘留所，路过被困住的黑人的牢房的走廊上，那一群黑人看到我顿时就沸腾了起来，一个个伸出手拉着我的肩膀，向我哀求帮助他们，苦闷声连绵不绝，我匆匆经过那条走廊，带着敷衍的语气应对着他们的求助。

索马里亚倒是很镇定，冷眼旁观着我遭遇的一切。

我困惑不已地问着：为什么这里会有那么多黑人？

她则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全世界的监狱里最多的就是黑人，要不然怎么会说他们犯罪率很高呢？还有一个说法，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听过。如果你有一个黑人朋友无缘无故失踪了，那么请你别担心，要么他在犯罪的道路上徘徊着，要么就是已经犯罪，处于逃亡的路上。实在是找不到，你大可以去全国的监狱去寻找，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我对这种看似幽默的说法毫无感觉，只说了一句：真无聊的说法，他们可真悲催。

很快，我们就坐在了接待室里。

在狱警通知我们当事人过来之前，索马里亚就已经远离了我，站在后面。

我好奇地问着：为什么要拉开与我的距离呢？

她神秘兮兮又带有半点调皮的口吻说着：如果我们坐在一起，我担心他会分不清哪一个是辩护律师，哪一个是事务律师。

我只说了句：众所周知，林肯律师是一个男人，显而易见的事情，对吧？

她假装无辜地说着：谁知道呢？

我被她气得不行，但是又不方便发作，我只好暂时忍耐着。

过了一会，有人进来了。

在昏暗的环境，微弱的灯光里，我始终看不清他的样子，连他脸上的神情都看不清楚。

她倒是很主动地走向前，与他握着手：很遗憾在这里遇见你。我是你的事务律师索马里亚，这一次我找了林肯律师帮你辩护，我旁边这一位就是林肯律师。

我下意识地与他握着手，他的手很瘦弱，我几乎都要摸到骨头了，在模糊不清的视线环境下，我貌似看到他手臂上的淤痕，我再抬起头打量他的脸庞，这一回我终于看清了他的模样。

左边的脸庞肿了一大块，下方显然有着被划伤的伤痕，鼻子塌了，左眼黑了一圈，耳朵被咬伤，已经凝固的血液暴露在耳边的四周。

看着眼前这位当事人所受的伤害几乎让我无法容忍，我咬紧牙关问他：是谁打伤你的？

他很想哭，但是很坚强地控制着，维持着很有礼貌的笑容：我也不知道……我无缘无故就被抓了进来，大半夜里，突然跑进来十几个人，按倒我在床上，对着我拳打脚踢，我的裤子被扒开，衣服被扯烂，他们拉扯我的头发，不顾我的反对，不断用脚踹在我身上。我有反抗，可是根本起不了作用。他们就像野兽那样，趴在我身上发泄着。

我维持着耐心：你是否认得殴打你的人，如果认得，我们现在可以先去验伤，然后去找出殴打你的人，伤人是很严重的刑事案件，我们可以维权。

他很失落地说着：伤人的确是很严重的案件，可是在他们眼里，黑人算是人吗？他们只不过把黑人当成了野兽罢了。完全没有进化的动物，被上帝剥夺了智慧的种族。

她连忙阻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好了，我们先别纠结这个。很显然，被控谋杀与被殴打比较起来，还是被起诉谋杀要严重。我们大可以谈谈这个案件的细节。

我在不太明亮的室内称呼着他的名字：乔治·斯仃尼先生……噢……很抱歉，看年龄你只有14岁，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孩子，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你是我处理过众多案件之中，年龄最年轻的一个嫌疑犯。

他苦笑着，搓弄着手掌：忽略先生的称谓就可以了，我不是那么讲究的。

我不敢相信地问着：他们是认真的吗？居然要起诉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

他说了句：14岁的孩子确实不应该被起诉，但如果是黑人，那就属于政治正确了。

他说得我无言以对，我只好问他：现在你可以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好了。

“我是潘多拉圣灵中学的一名初中生，这是一所由政府机构举办的公立学校，所有入读的学生都能享受免费的教育资源。但说来可笑，初中部是分为两栋大楼，白人学生就读新装修的大楼，黑人就读多年没有维护过的旧建筑物大楼；明文规定，白人学生可以进入黑人的教学楼，但是黑人就不可以进入白人学生的教学楼范围；用餐的时候永远是白人学生比黑人提前一个小时，黑人必须有义务为白人让座，这是学校的规定；考试的成绩，白人可以加分，但是黑人就不可以；艺术课程只有白人可以享受，新的体育器材也只有白人可以使用；公共娱乐场所，黑人不允许踏入白人学生的区域，当黑人与白人学生一起违反了纪律问题，受处罚的只有黑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了两年的中学，你能够想象我的感受吗？我相信是肯定的，不过这也是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还有谁会倾听我们的苦难呢？”

我玩弄着手里的书本，敦促他尽量交待主要内容，别浪费太多的时间。

“贝蒂·曼迪是白人，她是一个相当文静、温柔以及没有种族概念的女孩。她从来不抗拒与黑人学生玩在一起，她对我们就像家人那样，总是充满着热情、奔放以及保持着礼貌。我们与她相处得十分愉快，她成绩也很好，我们常常会找个安静的地方一起讨论关于学习上的事情。有时候身边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朋友简直就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对吧？可是，有一件事很遗憾，黑人与白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和平共处。我与她很友好的那段时间里可是被其他的白人同学看在眼里的，他们不喜欢我融入白人的群体，常常带着其他的人欺负我，侮辱我，甚至还殴打我。纵使是这样，也从来都没有影响过我与她之间的感情，我们仍然很聊得来，有时候她还会为我处理伤口。说实在的，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我挺欣赏她的。”

他似乎一直沉浸在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里，因此我不得不粗暴地中断他的回忆：很好，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确实被感动了。只不过我们还是聊聊关于案件的细节，记住是关于细节。

他一脸享受的神情消失了。

“那天我与她在草丛里聊天，刚开始那会，我们还聊得好好的，可是后来我们谈到了一些其他的话题，那是关于……噢，我还是不明说。总之我们吵了一会，我不想破坏我们美好的关系，因此我离开了草丛，回到了学校提供的宿舍。那真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地方，一个星期有两天是停电状态，有两天是停水的时期，还有一天会发出噪音，影响了那栋宿舍的学生的睡眠，但还好，他们只是黑人罢了。”

“你离开的时候是几点钟？”

“晚上的八点钟左右。”

“你的意思是，你晚上与一个白人女孩坐在草丛里聊天，而且还能吵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我来说，与一个女生坐在一块聊天是很不可思议的，那简直就是人类的迷惑行为。不过那也只是局限于我而已，没事了，你继续吧。”

“后来到了十一点钟左右，我肚子饿了，想爬墙出去吃东西，经过草丛那里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动静，好像有人在喊救命，但是我不确定，我担心会出事情，所以我慢慢靠近草丛看个究竟。没想到我就这样发现了贝蒂·曼迪的尸体。我当时以为她只是昏睡了过去，因为她常常很容易犯困，一旦困了就会很容易入睡，我还想着喊醒她，可是我发现无论怎么推她，她都没有反应。我下意识地探索她的呼吸与心跳，结果我发现她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我当时被吓了一跳，完全不知所措，血腥的气味也开始蔓延，我这才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其他的同学也恰巧路过草丛，看到我搂着她的尸体，就认定我是杀人凶手，慌慌张张地跑去报案。就这样，我被逮捕了。猝不及防的意外让我陷入了牢狱之苦。”

我捂着嘴巴：听起来很遗憾。好吧，那个我必须要问你几个问题。

“说吧，只要我可以回答你。”

“当时有没有人看到你对死者不利或者意图不轨呢？”

“不！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那就是没有人看到案发的经过，可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落案起诉呢？”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我是黑人的缘故吧。”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死者的死亡时间：根据法医官的报告，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9:00·10:00之间，在这段时间里，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我回到了宿舍，可是我很不开心，因为我跟她发生了争吵，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于是我去了另外一个草丛，躺在那里，就一个人躺在那里，直到11:00，我才意识到自己肚子饿了，于是就想着爬墙出去吃东西。”

我突然起了一丝丝的警惕：慢着，你的意思是，你一个人躺在草丛里，躺了两个小时？

“是的，事实就是这样。”

“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所说的话？”

“没有，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草丛里，看着满天的繁星。”

“那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证明你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对吧？”

“这很重要吗？”

“相信我，一个不在场的证据比十万个证人还重要。很显然，你现在没有，对吧？”

“是的，我要是知道自己会被当成凶手，我肯定会拉一个人陪我一起。”

“你再次想想，有谁可以证明你在死者遇害的时候没有接触过死者？”

“真的没有。其实这根本就不重要，我没有做过，一定会没事的。”

我很沮丧地说着：“是的，很久之前也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想，结果他的坟头草都有三丈高了。”

他还不断地强调着：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他们会相信我的。

我嘲讽着：如果你是白人，这个案件他们压根就不会落案起诉你。

他陷入了沉默，随后从牙齿里挤出一句话：我听说在庭审期间是可以保释外出的对吧？你可以帮我向法院申请吗？我不想待在这里，这里的人都是疯子！

索马里亚只好向他说明情况：你的处境我们很明白，在来这里之前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过，可是这次的案件是涉及黑人侵犯以及谋杀白人，影响很恶劣，他们很愤怒，尤其是白人组织的代表不断向法院机构施予压力。保释外出是不可能的了，舆论也在一边倒，我们帮不了你。

他很绝望地呐喊着：不可能的！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我附和着他：这种现象可是长期存在的。不过没关系，我很有信心，早晚会瓦解这种令人费解的制度。

索马里亚突然变得很严肃：如果你真的希望我们帮助你，你就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们，离开死者的两个小时，你到底跑去哪里了？

他很惊讶地问着：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她眨了眨眼睛：你的确说了，可是有很大的漏洞，我都能看出你在说谎！

我轻轻地拉着她的衣服，示意她暂时不要刺激这个孩子。

他全身都在颤抖：我说了实话，可是你们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我要说的就只有这么多。

她再次警告着他：你在我们面前说谎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是在陪审团面前说谎被主控官当场揭穿，到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你，就连上帝也拯救不了你。

他很委屈，眼睛里带有泪光，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离开了。

我看着她发出一声叹息，也跟着离开了。

我们走在拘留所外面的人行通道上。

“你不应该质疑他。”

“是的，你是对的，可是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在说谎。在法庭上说谎已经够糟糕，他还是被人歧视的那一类人，这就等于是自找麻烦。”

我不禁提醒她：哪几个当事人一开始就愿意合作的呢？况且我们不知道他在隐瞒什么事实，说不定这些事情对他很重要，所以他才不肯透露。

她很冷漠地说着：“我不知道他在隐瞒什么，我只是知道如果他继续隐瞒下去，到了法庭很容易会出事。一般的谋杀案可能可以在某个律师的手里变成误杀，误杀的罪名相对比较轻，最多就是坐牢；可是现在种族歧视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况且受害者是白人，我认为这一次不可能有误杀的裁决。要么谋杀罪名成立，要么无罪释放，可以无罪释放当然好，但是一旦罪名成立，等待他的将会是死刑！

我被她的逻辑推演弄得快要晕了：你这个想法太长远了。我认为应该与这个案件的检控官聊几句，对基本的情况有一个了解再讨论这个问题吧。

她没有作出回应，我实在是搞不懂她为什么会那么激动。

为了摸清楚检控方的想法，我去了一趟律政司，奇怪的是，我没有找到辛波斯卡弗，倒是在电梯的走廊上遇到了岚伽俐，他手里还抱着很厚的一栋档案，他的眼睛几乎都被挡住了，我下意识地跑过去帮他打开办公室的门，他随口说了声谢谢，然后就把所有的档案都放在桌面上，直到他的视线移平了之后，他才发现我的存在。

“嘿！原来是你啊，小小英雄，黑人的救星。”

“我想知道，最轰动的那宗14岁黑人奸杀白人女孩的案件是谁负责的？”

他把目光转移到堆积如山的档案中：你看到我办公室目前的环境，还需要问这个问题吗？

原来是他做检控，我吓得不行，还好不是辛波斯卡弗，要知道她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检控官。我最担心与她交手，总能遇到不好的事情。不过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如此轰动的案件居然不是她做检控，我假装随意地问着：对了，为什么不是辛波斯卡弗来负责这个案件呢？毕竟奸杀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案件。

他对此不感兴趣：谁知道呢？本来我手里的案件已经够多了，无缘无故还要再塞一个案件给我处理，看来这个月的假期又得泡汤了。

我拉开椅子，坐了下来，好奇地问着：其实我研究过该案件的所有资料，你们手里的证据是非常的少，起诉的要点也不是那么充分，为什么还是要落案起诉呢？

他叹了一口气：没错，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按道理来说，证据不充分是不能落案起诉的。可是有证人可以证明他的作案动机，最重要的是，受害者是白人，还是未成年的小女孩，嫌疑犯是黑人，这就很容易看得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当然不希望落案起诉，可是白人组织团体不断向我们施压，工会与立法会也在呼吁我们为死去的孩子讨回公道，严惩凶手。在舆论的压制下，我们只能按照程序做事，别无他法。其实我也不想起诉他，不过我的上司下了命令我也只能照做。

我叹息着：我也在烦恼这件事，替他辩护将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他这才意识到：慢着，你是那个孩子的辩护律师？

我回答着：是的。我看起来不像辩护律师吗？

他立马警觉起来：你要是辩护律师，那么我可就不能与你讨论太多关于这个案件的问题与观点了，这样很容易造成妨碍司法公正。

我示意他冷静下来：我只是想搞清楚是谁负责这个案件的起诉工作而已。

他这才放松戒备：这样而已？那就简单了。没错，我们又变成对手了，我倒要看看，你的技术进步了多少。

我观看着整个房间，确定没有人其他人在偷听，我才告诉他：其实，我最近的心情很糟糕，可是我的助手非要我接手这个案件，我目前的状态实在不是很适合出庭辩护。如果可以用一个相对公平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案件，节省时间，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呢？

他沉默了，似乎在思考我的提议：其实我也想简单解决这个案件，减轻压力。你有什么好的提议呢？我想知道。

其实这个提议从我离开拘留所开始就已经在酝酿了：你可以尝试与詹斯建议，如果我的当事人愿意承认误杀，能不能争取最大的宽容处理呢？最起码不用判死刑。

他不禁笑了，是很尴尬的笑容：很抱歉，我的上司已经下了命令，要么承认谋杀，没有误杀。而且他的态度很坚决，不可能争取减刑。

果然是这样，舆论一边倒的影响力在此时此刻就展现出来了。

我只好与他握着手：那么……我们只好在法庭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