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诉失败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显得格外的意志消沉，迷失了方向，沉迷在一个失落的城市里。

这座城市时不时发生游行示威以及恐怖袭击。

空军袭击地上，工业区的厂房被摧毁被焚毁都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巧克力蛋糕就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道甜品，每次我品尝的时候，都能意识到心里的苦闷。我认为应该有人可以制止目前的混乱，改变眼前的一切。

可是我仍然处于迷惘的状态中，无法从上一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也很清楚，必须要尽快回到原来的工作轨道上，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而我的工作则是不变的辩护，处理法律中带来的繁琐事务。

那时候的我处理了很多的法律纠纷。其中就包括了婚内出轨，婚内强暴；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外面有男朋友，妻子在外面有女朋友，当相互被识破的时候仍然在互相指责对方。

我还处理了城市中富豪们的遗产继承问题，基金的问题去向是他们的核心讨论内容，我为他们提供十分宝贵的法律意见，建议他们把剩余的财产变为一个基金会，每个月可以提取额度进行消费，但是额度必须要限制，不能透支，一旦透支就要支付更多的利息以及面对律师团队的调查，调查他们的消费力度以及消费集中大致方向在哪里。

我提出的方案很合理地绑住了遗产的流失问题，让他们的后代可以很容易地面对生活上遇到的经济困难，这可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们很喜欢我的建议，给了我一笔相当丰厚的报酬，可是我却开心不起来。

我拿了这笔钱装修了自己居住的公寓，装修了律师楼，甚至还提高了索马里亚的薪酬待遇，用自己的名义担保了她在德国银行的一笔贷款交易，尽管利息很高，而且很不合理，可是她坚决要执行这一笔贷款，我也只好帮助她。

或许是因为我帮助了她，她开始留意着我在生活上的习惯以及细节，她帮我处理了大部分很浪费时间的应酬，甚至很用心为我筛选利润丰厚而且还相当容易办理的案件。久而久之，她成为了我唯一的得力助手，因为其他的助手都已经被她赶走。她知道我的一切，我每天都行程都会提前告知她一声，她会为我安排相关的具体事宜。例如看电影的座位安排，例如演奏厅的位置分布，还有出门的道路规划。

在自我恢复的时间里，我似乎还学会了玩股票。

坐公交车时，我的眼睛会一直盯着报纸上公布着有关股票的财经消息；走路的时候我仍然会打开线路上的收音机，收听股市里的动荡。

股票是一个很神奇的魔术，我赢了不少钱，当然也输了很多，有时候输的比赢的还要多。因此我常常会欠下巨大的债务，财务公司的核对人员一个星期找我三次，他们明明是很斯文的绅士，身上却带着铁链以及棒球棍还有铁锤。每当我面临危机的时候，要么就是股票的谷底反弹救了我，要么就是新案件带来的订金替我解决了麻烦。

总之我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对于债务的积少成多，对于律师楼的亏损程度都已经不再计较，也不再思考问题的严重性，我只知道我要很困难地生存下去。

当时与我一起读法律的朋友们多半已经在某些集团的律师团队里混得风生水起；其他的朋友就算没有在律师的圈子里打滚，也去了做投资创业的经纪人，他们有着很好的口才，往往能给予非常合理而且很稳定的投资方向，遇上繁荣的股市趋势的时候，他们就能过上相当不错的好日子；可是当股市萧条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日子显然就不太好过。我曾经不止一次去探望过他们，但是很奇怪，他们租的房子都很简单，衣服全部都塞在一个行李箱里，也不拿出来，要知道衣服一直塞在一个地方很容易皱起来，但他们就是不听；就寝的时候也不爱穿睡衣，固定电话常常欠缺话费，每次都等到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上来拆电话的时候才勉强拿出钱来交付电话的费用。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很有意思，除了几个真的朋友之外，其实也没有人其他人知道他们真正住的地方，我们也不会随便透露。毕竟做投资者的顾问其实是很困难的，赚钱了当然能拿到好处，可是不赚钱呢？当然就会被找麻烦。

外面有谣言声称所谓的虚假繁荣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但是我的朋友们却坚称谣言四起只不过是为了控制股票市场的动荡，他们认为楼市可以带旺股市，于是注意力都集中在房地产那里，哄投资者把所有的资金投在房地产里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所以说，21世纪其实是一个房地产的时代，带来了太多的神话故事。

只不过就算这个故事明知道是虚假的，仍然有人为它美化。

那天的早上下着倾盆大雨，撕裂的天空时不时会闪出一丝丝的白光。

我从赶到律师楼的行程中的心情变得异常糟糕，鞋子上粘了雨水与泥土以及植物的花瓣，我讨厌那双精致的鞋子被弄脏，一路上我都极其苦闷，我下了计程车，带着烦躁的心情踏入了律师楼的办公区域，钻进了办公室。

索马里亚随后就到了，她第一时间给我端了杯热腾腾的咖啡，手里拿着雨伞，看样子她出门的时候也被雨水给弄湿了，雨伞是中途才拿到手。

我假装在检阅桌面上的文件，很不耐烦地向她下逐客令：我还有很多文件还没有看，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请你出去。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你不必闯进来。

索马里亚对我的命令视若无睹，若无其事地陈述着：我昨晚提醒了你，早上会有雷雨天气，我特意把雨伞留在前台接待处，还特意叮嘱你离开之前记得带走雨伞，可是你偏偏不记得，那可是我唯一的一把雨伞都借给你了，你却不懂珍惜。

原来她的雨伞是在前台接待处拿到手的，本来是为我预备的，但是我却……不行，现时期的我是处于极度叛逆的时期，我最喜欢对着干，无论是什么事情，我都要反过来做。

我故意气她：这是你自己多管闲事，我可没有要求你把雨伞留给我。

她貌似也没有太计较，反而还提醒我：你看到桌面上的案件了吧？这是最新的案件，当然我不奢望你能够全部接下来处理，可是我希望从众多案件之中挑一个来处理，就当是为律师楼分担工作重责也行，随便找点事情做分散注意力也好，无论如何，你自己选一个吧。

一大早就要思考工作上的问题，我的头很剧烈地疼痛着，我继续发挥叛逆的性格：摆在我面前的案件相信已经被你筛选过，你干脆直接念给我听好了，这样更能节省时间。

她很温顺地坐在沙发上，陈述着各个案件的内容：编号1981，一名与妻子离婚多年的丈夫，出于报复的心理，长期性侵犯着自己的孩子，长达5年，昨天他的孩子终于承受不住痛苦的折磨，跑去警局报案。他已经被逮捕，目前还在拘留所里，他指定找我们律师楼的人帮忙。很明显，他看中了你上一次为刘易斯做起诉工作的经历。

我很痛苦地闭上眼睛，好奇地问着：慢着，这个所谓的当事人是黑人？

她不以为然地说着：当然是黑人，要不然他也不会直接找你。

我撑着额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个当事人的委任：下一个吧。

她没有问我原因，直接就陈述了第二宗案件的内容：编号1874，一名男会计因为银行账户莫名其妙多了一笔巨款，该巨款与他的职业收入完全不对称，当警方向他询问该笔巨款的来历的时候，他无法合理地解释，更巧合的是，他负责会计工作的那家公司恰巧有一笔账目不翼而飞。因此法院起诉他私吞公款，前提是，他无法解释来历不明的收入。在他被逮捕的7个小时之前，他就已经打电话过来，委任我们律师楼为他安排辩护律师—当然，他直呼其名，要求你为他辩护。

我感觉快要被逼疯了：这个被怀疑私吞巨款的当事人不会又是黑人吧？

她带着叹息的口吻说着：很遗憾，他的确是黑人，早期在美国读书，后来因为移民政策发生了改变，他被迫迁移到布达拉美宫，干着一份薪水微薄但是工作很累，任务还特别繁重的活。4年来，他一直忍受着贫困生活的煎熬，犹如行尸走肉地活着。他以前相信美国，认为美国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可是后来他的梦想破灭了，生活依旧贫困；接着他来到美宫，以为可以追寻新的梦想，结果还是被他的老板怀疑私吞巨款。他无路可走，没有人相信他，他的同事也带着怀疑的目光凝望着他，他觉得自己无法正常地在这里生存，法院起诉他的理由也相当的讽刺：因为你是黑人，所以我们要起诉你，当然你可以找律师。所以他要找的就是林肯律师。

我本来想好好利用叛逆的心理故意接受这个黑人的委任，然后随心所欲地发挥我的法律知识，可是在我真准备答应她的时候突然脑子一转，还是拒绝了她：故事很感人，我也很同情他，不过感情归感情，律师费可不能省。你刚刚说他的生活那么困难，相信也无法支付沉重的律师费用。所以我不考虑这个案件，下一个吧。

她开始变得有些不耐烦了：我帮你筛选案件，已经到了很详细的程度，可是你一口气就排除了两个案件，你这样我很为难。如果以后都是这样，秘书的工作我看我无法胜任了。

她这就开始要扬言威胁我了，当然我不可能与她正面交锋，我带着敷衍的口吻对她说：“最后一次机会，接下来的这个案件，无论他是亚洲人也会、欧洲人也行，犹太人也罢，我都接受他的委任，总行了吧？

她带着半信半疑的神情看着我，宣读下一个案件的内容：案件编号9630。一名年仅14岁的初中生就读于潘多拉圣灵中学，他被控告谋杀了一名同班同学。法医在死者的身上找到微量的精液以及被性侵犯的迹象，因此可以断定死者是死于遭受性侵犯的过程中由于某种抵抗而被残忍杀害。

他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当时他发现了尸体，恰巧被其他的同学看在眼里，于是一口咬定他是杀人凶手，随后其他同学喊了学校的校工，通知了校长，最后报警。这个案件还比较棘手，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曾经公开向死者示爱，而且不止一次向死者表达心中爱意，可是最后都被死者拒绝了。死者拒绝他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一个黑人，而且块头很小，没有男子气概，肤色暗沉，种族问题始终是矛盾的存在关键。他被逮捕之后，也看了新闻报纸，知道林肯律师是帮助黑人的司法人员，于是他指名道姓要你做他的辩护律师。

我忍不住要吐槽她：怎么会这样！你确定有筛选过案件的类型？三个案件，三个当事人全部都是黑人，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她很认真地对我说：“很不幸的是，事实上，自从你为刘易斯起诉联邦警察，虽然失败，但是那些黑人却已经深深地记住你了，他们认为你很勇敢，而且大公无私，对黑人不抗拒也不反感，毅然决然为他们争取正义的审判。光是这一点，你在他们心里的形象就很伟大了。”

我心不在焉地说着：这么看来，我得重新定义“伟大”这两个字了。

她从沙发上弹起来，拉着我的衣领，很激动地朝我怒吼：好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去见我们的当事人。

我好奇地问着：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替他辩护了？

她提醒着我：大约在三分钟之前，你自己亲口说的，最后一个案件，无论谁是当事人，黑人也罢，犹太人都可以，你都会为他们辩护；如果你拒绝，那么谁为他们辩护呢？

我把桌面上的案件全部折起来，叠在一起，捂着脸说着：“你就当我是一时冲动夸下海口吧。我真的不想再接触黑人的案件，其他的案件都可以，只要不是黑人，什么都行。”

她缓缓地开口：没有了，目前我们律师楼接到的案件都是关于黑人的。白人的案件已经跑到其他的律师楼那里了。我们现在等于是白人的公敌，意识形态基本已经对立。

我随口地说着：哪有那么夸张。

她的手撑在桌子上，叹息着：你有权不相信，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究竟要选哪一个案件作为接下来的辩护工作。

我捏了捏下颚，顿时给出了一个建议：要不你代替我出庭作证吧，到时候你就在法庭上向法官郑重其事地解释着：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我是索马里亚事务律师，由于我的搭档林肯律师在心理上出现了问题，他无法出现在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我劝了他很多次，他都坚决地拒绝了我的好意。我觉得很愤怒，我很讨厌这个家伙，他就像一个懦夫那样，不敢面对失败，逃避曾经失败过的事实，放弃了曾经的信仰，背弃了以往的道德观念。我看着他变得如此堕落，我很心疼又很悲伤，我绝对不允许一个如此悲观的男人出现在我眼前。于是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趁他不注意，拿起已经没有人用的拐杖，狠狠地在他的后脑勺敲了一下，把他击倒在地上。我谋杀了这个男人，可是我完全没有经过周详的计划谋杀他，我不能算蓄意谋杀，也不能算故意杀人罪。在这里，我恳求法官大人与陪审员判我有罪，但不是谋杀罪，而是伤人罪。

我说完，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顶假发给自己戴上，现在我可以为我的当事人辩护，随后我再为我自己辩护，我无心杀人，实在是情有可原，林肯律师的尸体被我收藏在歌剧院的某个包厢里。

她被我刚刚表演的一幕给彻底惊呆了，她捂着嘴巴，那神情不知道是笑还是哭还是生气，她很艰难地吐出一句话：我觉得你真的很有问题，或许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打扰了。

她夺门而出，我却喊住了她：先别跑，我们现在可以商量接哪个案件了。

她很乖巧地往回走，手里拿着四份档案，还有一宗案件，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类型，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我都要从这些案件中挑选其中一个来处理。

她问我：怎么样，决定好没有？要挑哪一个案件？

我本着从案件中的实际情况来做决定：第一、第二案件就算败诉最多就是赔偿金钱或者坐牢，而且像这种情况，案件的难度不会特别大，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律师都能处理妥当；可是第三个案件涉及的是谋杀罪名，一旦罪名成立是要判处死刑的，他是黑人，估计在法院遭受不平等待遇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好吧，既然是这样，那么我知道自己的决定了。

她盯着谋杀那宗案件的档案看：你真的决定好了？那可是谋杀的案件。

我好奇地问着：有什么问题吗？

她从后面柜子的抽屉里，拿出一盒雪茄，裁剪其中一根，点燃了雪茄，递给我，我接了过去。恰巧的是，我的烟瘾犯了，只不过我尤其喜欢雪茄那股淡淡的气味。

她分析着：首先，死者的父母是白人，被怀疑是凶手的是黑人，就是一个这么已知条件你大概就能猜到这个案件是多么的棘手，我不是在质疑你的能力，可是上一宗案件的打击仍然在影响着你，这个是无容置疑的。我担心你目前的状态无法处理类似的谋杀案，而且我们的当事人并不是简单的嫌疑犯，他的背景十分复杂，在陪审团那里的印象本来就已经大打折扣。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胜算不大，你如果真的选择这宗案件，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你会再次遭受同样的挫折。

听了她的分析，我当然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仍然要这样做，反正我已经处于生存或者死亡的程度。再大的打击，再过不去的挫折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区别。

我倒是很期待更加猛烈的暴风雨，这样我会舒服一点。

我掐灭了雪茄的烟火，宣告着：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争取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