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在我家呆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姑姑接回去了，只留下我每天一个人面对着这所房子。我家的房子是父亲单位集资买的，两室一厅，70平米，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足够了。再加上这个家很多时候都只有我一个人，我甚至觉得这房子太大了。

而且每天我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把醋煮上，让整间房子都铺满了酸酸的味道。接着从厕所里拿出84消毒液，倒进脸盆里，再兑上自来水，把家里的大大小小的角落擦一遍。最后，把擦完的水倒进桶里，用拖布把地擦一遍。我印象中，这是我一生中最勤劳的时候，也是我们家最卫生的时候。而且，家里的味道，比医院还像医院。

而且，进入四月份以后，大家对卫生的觉悟，都几乎提高到了洁癖的级别。由于我每天都被父亲反锁在家，得到的一切信息都是来自母亲的描述。比如，现在再也没有人随地吐痰了，因为大街上所有人都带着口罩，有的人还宣称自己带的是防病毒口罩。听说确实有人兜售那东西，而且价格不菲。

母亲还问我，要不要咱们家也买点。我的方式与母亲不同，我不愿意听信以母亲为代表的大妈们的言传身教。我走到电脑跟前，上网查了一下，看了一大堆关于病毒的基本知识和口罩的基本知识，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扯淡！何况，我一个连门都出不去的人，戴口罩毫无意义。难不成除了吃饭，我连睡觉都要戴着？

母亲看着我一副认真的样子：“你们这代人，什么也是查电脑，离了电脑就不活了？电脑啥也懂？”

我还不服气：“现在科学家不都得借助电脑进行科学计算？就连你们老师上课，不都是用电脑制作课件，谁还像以前那样用塑料片制作幻灯。落后就要挨打，知道不？”

母亲一脸的不耐烦，我不知道此刻我在她的眼里是她的学生还是她的儿子：“行啦！一天到晚就会说大道理，有什么用？我也不问你了，钱是我的，我想买就买。你快玩你的电脑去吧，别在我眼前晃荡，心烦！”学校停了课，但是母亲却更频繁的和左邻右李一起打麻将，她的心情倒是比上学时，还要畅快许多。

老师课堂上说过，男孩子的青春期就是从十六岁左右开始。但是我觉得老师只说了一半，所谓青春期，就是叛逆的开始。当然了，我也同学们说过，他们的家长对待叛逆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打！

但是我觉得，青春期影响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些孩子，受波及的一样包括父母。“我爸了？回来没有？”

“应该快回来了。过来，剥蒜！”母亲从墙上拽下一头蒜扔给我，我正要进厨房的时候，母亲又是一声大喝：“唉！男人家进什么厨房，没出息！长大想当厨子呢？去客厅剥去！”

我坐在客厅对着垃圾桶剥蒜，心里却想的是一河之隔的大哥。黄河作为山西和陕西的天然分界，我们拥有着相近的民俗，但是我们的名气，远远不及那十一朝古都。似乎我们留给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汇通天下”。

“嘎登”一声，门开了，父亲人没进屋就问：“中午吃什么好饭呢？”

父亲两天前和大伯开车去看望大哥，因为大伯扛不住了。

据父亲说，自从非典的事在全国范围开始爆发，许多学校都及时停课，把孩子送回家。但是，对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学生来自天南海北，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这些人回家，势必会在火车站、汽车站这种地方形成一次巨大的汇集。万一这里面出现疑似患者，势必造成难以预估的后果。

所以当我和二哥在家，天天被我们的父亲骂“不是个东西”的时候，大伯的思念却在一天天累积。因为大哥明确的告诉他，他们学校已经封锁了。多余的话没有再说，却给了大伯想象的空间。可惜，大伯却只往坏处想了。

大伯为此学会了上网，每天都在关注着大哥那所学校的新闻，看看有没有发烧的报告。给大哥的电话，也是一天打三遍。为此，连父亲都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是祸终究躲不过。大伯前天晚上匆匆跑到家里，让父亲务必陪他去一趟陕西。原来，大哥所在的那所学校，确诊了一名病人。这就犹如在那所学校里引爆了一枚生化炸弹，同时波及到了大伯那快要崩溃的心。

那天晚上，父亲一个劲儿的给大伯递烟、倒水，反复向大伯阐述一个事实，“哥，既然那边都封锁了，咱们肯定进不去，咱家孩子也出不来。”

我从来没见过大伯那个样子，头发杂乱，似乎好几天没有梳头。“咱多带点钱，去了赶紧想办法把孩子给弄出来啊！红伟，你不知道啊，自从出了这个病，我就没有睡一天踏实觉，做梦都是听见孩子咳嗽。天天新闻上都是又发现疑似患者，也没有听说研制出什么特效药，把整个人都给弄毛了。我现在最后悔就是让他跑那么远上大学，还不如就守在身边上个技校。”

父亲虽然不似大伯那么激动，但是从小就心疼我们兄弟三个，在我们三个心中也是有共识的。“大哥，这不是钱的事。你以为咱是去插队，给保安塞点钱就算了。你这要塞可就塞得多了，从校长到保安，甚至搞不好还有市长，咱塞得起？你干脆就给孩子多打点钱，让小伟在那边吃好点。一定要吃好，吃好才有抵抗力。”

“我肯定给他打钱，我听说他们现在每天就在宿舍楼里，哪都不让去。连去银行取钱，去超市买个卫生纸都是老师代劳。老师也不进宿舍楼，走到楼道就有人出来接。这成了甚了，这不就是坐牢！”大伯越说越激动，“你嫂子在家天天就知道哭，说都怪我小时候把孩子打狠了、打怕了，孩子才躲的我俩老远。唉，你以为我想打他？我不也是为了他好。”

我觉得如果我和母亲不在场，大伯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

父亲一边安慰大伯一边问：“没事啊，哥，孩子还小，等他们长大了，当了父母就理解你了。那你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去一趟？你要是想去，我陪你去，但是听说现在上高速也要查，能不能去了，见不见得到孩子都不一定。”

“那也去！”大伯把手里的烟在灰缸里用力跺了几下，“见不上我也要去。不带你嫂子，女人家拖泥带水，万一去了回不来更是个麻烦事。就咱俩，我多带点钱，出手大方点，我就不信了。”

那天晚上临出门之前，大伯还特意对我说：“小正，你哥不愿意和我多说话，我知道你俩联系的多。没事，你给你哥多打点电话，长途没关系，电话费大伯给你出。你哥有什么需要了，你赶紧告我。我实在不知道能给他做点啥。”

我那时觉得，大伯这个人，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如今父亲回来了，我很急于知道这一趟的行程。但是有一个人比我的嘴要快，就是我的母亲，“回来了？见着孩子了没有？”

“唉！”父亲的一声叹息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依旧耐心听他说：“根本见不着！连学校的大门口都靠近不了，离着十几米就拉着警戒线，所有的保安、警察都带着工作牌。现在是只认牌子不认钱。”

母亲和我都不敢相信，毕竟我也是从医院里转了一圈出来的，我问：“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父亲对着我一声嗤笑，嘲讽着我的幼稚，“你以为都和你一样，都是傻子。”父亲把头继续转向母亲，似乎那才是一个对等的交流，“我还说是找找人家的校长，看能不能办个临时通行证之类的，就进去看一眼就行。根本不可能，我给人塞钱都没人敢接。到最后，只能是给杨伟打了个电话，让他从宿舍露个脸，让咱哥看一眼也算。”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咱哥平时再厉害，毕竟也就这么一个儿子，也是年纪大了，心也软了。能看一眼也算啊。”母亲不自觉的也难过起来，似乎那个被锁在宿舍里的人是我。

“看一眼？一眼也看不上。杨伟那个宿舍楼正好在教学楼的背面，挡了个严严实实。咱哥还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和看门的说一声，就说你爸来了，出来见个面就行。结果杨伟说，根本不行，这样的家长几乎天天有，就不能开这个口，不然一下就失控了。回来的路上，咱哥一句话也不说，看得我都快受不了了。”

我不愿再听这没有结局的故事，走回卧室，锁上门。不知为何，自从我上了高中，我开始了锁门这个习惯。我给大哥打了个电话。“喂，大哥，我爸回来了，你爸也回来了，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天天窝宿舍，憋的慌！”

我听得出来，大哥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我试着问了大哥一个问题：“老大，你想不想你爸？”

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经历了一段思考，才慢慢回到了这道选择题上，“也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