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听得津津有味，当然，对于安妙依所介绍的这部作品，太后也是大家闺秀，当然也有自己的见解。
“妙依，我觉得，其实这三个人之所以不能在一起的原因，他们的性格是最主要的：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的性格因素更反映在：黛玉的悲剧性格正好是宝钗的喜剧性格，她们二人在性格上也正好形成两个对立面：黛玉因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心胸狭隘、常耍“小性儿”；宝钗却在人们的尊重里更显“行为豁达、安分从时”。黛玉因敏感多疑、自尊自重而锋芒毕露、感情用事；宝钗却成熟理智，从不显山露水。黛玉因常被人忽视和戏弄，因而说出话来“如刀子一般”；宝钗却“罕言寡语”，“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宝钗的性格特征正如她所住的蘅芜院一般：“迎面突出插天大玲珑山石，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红楼梦》第一十七回）可见城府之深。
在待人接物方面，古代统治者要求女子“伏于卑而安于弱”。黛玉不仅没有揣迎之心，更无卑弱之态，反而有菊花的孤标傲世，有翠竹的宁折不弯，有芙蓉花一样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以她寄食贾府之命，以她孤峭劲直之性，又怎能不被那些“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看低呢？更别指望“宝二奶奶”的宝座了。宝钗却“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因而大得下人之心，人多谓黛玉所不及。”（《红楼梦》第五回）她能在贾母面前承欢侍座，贾母喜其稳重和平；她能在王夫人面前投其所好，王夫人喜其识大体、全大体；她对元妃更是句句留心，字字在意，因而成为宝玉的一字之师。她没有黛玉的弱点，却有贾母的乐善好施，有王夫人的外冷内热，有元妃的虚荣心志。只须略施手段，便在贾府上下织就了一张密密的关系网。如此八面玲珑之人，怎能不赢得贾府上下的一片赞扬之声呢？
如果说黛玉在贾府赢得了宝玉的爱情的话，则宝钗赢得的是上上下下一片人心，甚至包括最初认为她“心内藏奸”的情敌林黛玉和贾府里最讨人嫌的赵姨娘母子。“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聪明过人的薛宝钗，却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在主观上为通向“宝二奶奶宝座”的路上铺满了鲜花；在客观上，却为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增加了催化剂，也为自己将来的生活种下了荆棘。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黛玉与宝玉是一条道上的盟友，也正因为她从来不讲“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使她在宝玉的眼中优于宝钗，而在贾府主子们的眼中却与宝玉是“一对冤家”。宝钗则自觉地站在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一边，极力劝诫宝玉“委身经济之道，留意孔孟之间”，虽不得宝玉欢心，却正中贾府主子们的下怀。
在恋爱的态度上，黛玉对宝玉一见钟情，十分倾慕，也要求宝玉对她用情专一。但因为宝玉的唐突和博爱，又使她不得不保持自己的矜持和傲气。她的“行动爱恼人”的毛病，又常将二人的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宝玉也因为与黛玉熟惯亲密，不免也常对她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因此，二人常起摩擦。但经互诉肺腑，宝玉挨打，黛玉探伤，晴雯送帕，宝、黛爱情终于水到渠成，达成默契。宝钗与宝玉本不是同道中人，她理智多于感情，虽艳冠群芳，却有义无情，是出名的“冷美人”。对于宝玉的态度，虽不致认为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但对他的“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却是不敢苟同的。因而常说他“毫无志气”、“没刚性”、“不中用”，且冒昧相劝。宝玉大觉逆耳，抬脚就走。可见，宝玉之于宝钗，仅是因为惯性的博爱而须臾被其美貌所打动而已。书中第一百零四回宝玉就曾经对袭人抱怨说：“她是我本不愿意的，都是老太太她们捉弄的，好端端把一个林妹妹给弄死了。”事实上，宝玉对“她”敬畏有加，“姐姐都不叫，要叫老师”。连给妙玉写生日回帖，他都想：“若问宝钗，她必又批评怪诞，不如问黛玉去。”（《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可见，“道不同者，不相为谋”也。宝钗对宝玉更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尊贵稳重的大家闺秀的风度。因而，大得贾母等人欢心。
比较而言，宝玉与黛玉是基于思想气质的契合和人生意识的共鸣而倾心相爱的。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生死相依。黛玉的“风露清愁，任情任性”，与宝玉的“行为偏僻性乖张”，灵犀相通，遥相呼应，使她与宝玉的距离越来越近，同时，也使她与贾府亲戚们的感情越来越疏远了。表现在：先是在贾母为宝钗做生日一起看戏时，凤姐就把台上的戏子比黛玉。后在《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看戏时，黛玉只让宝玉就她的手代饮了一杯酒，就遭到贾母借题发挥的指责：表面上说那戏上的小姐，“只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是佳人？”实际上矛头直指黛玉。宝、黛原来唯一指望能作主的老祖宗已经表了态，宝、黛爱情还有希望吗？因此，黛玉之怨日重一日，宝玉之痴时甚一时；“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二人实言安慰，自己又做不了主；虚拟浮词，亲极反疏。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口中却不能说出。只好无言对泣，一哭解千愁。宝、钗两人之间没有欣赏、不能沟通，个性相克、相互排斥。最后却是宝钗成功地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这对宝玉来说，是“因失玉昏愦，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红楼梦》第九十七回）对于宝钗来说，分明不是她的本意。书中第九十七回薛姨妈就明明看出“宝钗心里好象不愿意似的”，不过，“知我应了，她也没得说的。”她之所以就范，实在是好意难却，骑虎难下。具体说来，大概原因有三：一是从四大家族之间“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目的出发，听从母亲“金锁要有宝玉配”的安排，为母亲分忧。二是宝玉的博爱和黛玉的醋意常给她以错觉。三是年轻女子的争强好胜之心作赘，认为“我就不信我哪一点不如她”。二人到底真情何在呢？翻遍全书，见到唯一一次宝、钗柔情缱绻、“如鱼得水”，却是在王熙凤“偷梁换柱”之后，宝钗继而“以痴情治痴病”，以为“移花接木”之计罢了。宝玉本是多情公子，又惯“作小服低”，对宝钗的态度也退化到了“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地步。宝玉后来从情迷到豁悟，一举成名天下扬，不能不说是宝钗的功劳了。“可叹停机德，金钗雪里埋”，宝钗用她的道德标准调教了宝玉，却也因此而失去了宝玉。
是相似的个性，使宝、黛二人有了相同的选择；也是相似的个性，使他们失去了婚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宝、钗之间没有双向的选择，有的是虚情假意的爱情和拉郎配成的婚姻，虽然符合封建道德规范，却因为缺乏真情，徒令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怎能不成为悲剧呢？
所以，妙依，我觉得，这三个人之所以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注定就是悲剧。
安妙依及续说道：”太后，您知道吗：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历史的必然悲剧莎士比亚曾经把悲剧归结为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既有命运的因素，又有性格的因素，再加上时代的因素，所以是个历史的、必然的悲剧。在这个爱情悲剧里，最令人痛惜的自然是林黛玉。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她都是一个弱者，因而她的个人悲剧得到了更多的怜悯和同情。“不肖子孙”贾宝玉，他虽“于国于家无望”，但他与林黛玉之间的纯真爱情及二人的叛逆性格，历几百年还是得到了世人的肯定。虽然“脂批”说：“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仙哉！”然宝玉能够“眼睁睁把万事全抛，悬崖撒手，遁入空门”。正说明他对真正爱情的执着追求，及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彻底否定。他实得其所，令人称道。悲哀的是：一个成日家毁僧谤道、唯愿天下美人长相厮守的哥儿公子，却被迫与“浊臭逼人”的癞头和尚、跛足道人为伍；一心向往自由的绛洞花主，却一夜间变成了长伴青灯古佛的文妙真人。岂不悲哉！
薛宝钗，作为这场爱情悲剧里的第三者，似乎是唯一的赢家，历来受尽舆论的攻击。但从爱情的角度来讲，她那活守寡的结局，不也是莫大的惩罚吗？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宝、黛的理想追求和纯真感情固然是美好的，但眼睁睁看着一朵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变成一堆“槁木死灰”，不也可悲吗？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敲断玉钗红烛冷，宝钗无日不生尘。”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的贾府中，“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宝钗的结局，那才真是“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呀！
综上所述，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他们三人共同的悲剧。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宝钗的结局更值得人们玩味与深思。
曹雪芹写此书，虽说“大旨谈情”，但此书所起的作用，决不同于一般才子佳人式的三角恋爱故事。它由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家庭的兴盛衰亡，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它通过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描绘了当时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矛盾。因此，可以说：《红楼梦》既是一部言情小说，更是一部政治小说。它对君权和吏治、科举与儒学以及佛道的深刻批判，是刺向腐朽世界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它对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奴婢制度的揭露和讽刺，是为行将就木的封建社会所唱的一曲悲壮的挽歌；它对“女儿”的歌颂、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以及对“人的尊严”的肯定，是人类即将进入文明社会的一线希望的曙光。正因为这一线希望的曙光，奠定了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非同凡响的历史意义。
看着太后听的是津津乐道，太后，您看，我的故事讲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呢，太后冷冷的看着我，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小说情节里。
“妙依啊，在我看来，其实你是给我讲了一个爱情故事，当然，当中也夹杂着你
对宝玉，宝钗和黛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