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认为，“四川的矿石俱煎系铜，差去之臣全不用心，事欺罔可乎”，遂再疏采矿得不偿失，并请敕户部令四川采矿官员，“此后不必进矿石，只煎成银、金解进”。严嵩此举，使嘉靖朝避免了矿监税使之祸，可谓功在黎民社稷。
赈灾济民，安抚地方。嘉靖31年(1552)底，黄河泛滥，“淮安、徐邳等十七州县，尽皆淹没，数千里之地为鱼鳖之乡”，饥民不计其数，恐将生变。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严嵩上疏请“给发余盐银两及徐淮等仓存留粮米，选差大臣一员，星驰领敕前去，设法赈济以救一方倒悬”。
严嵩十分重视灾后的重建工作，他“仍乞敕下工部，严行彼处巡抚及河道官，作速将黄河下流设法修浚，务使水归故道，各县百姓有室庐田亩可依，安堵如故，庶人心获安，地方不致他虞，而漕运有赖矣”。
对于灾后容易出现的物价上涨，严嵩也注意加以平抑，打击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并防止地方胥吏侵留自肥。嘉靖32年10月，山东、北直隶、河南发生饥荒，“一时米价腾贵，流民饥极，儿女弃置道路”，严嵩“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清)、德(州)二仓米给赈”，又请令“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抚按官，各督率有司查视掩埋(暴骨)，至于出米一节，中间恐有市行铺户多买转卖，以索高价，宜敕锦衣卫访看禁革”，并“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
严嵩在京为官，也不忘家乡的民生疾苦，对乡梓建设很是关心。嘉靖26年(1547)，袁州府发生旱荒，人民乏食，严嵩用赐金买谷五千石赈济。又修葺郡北秀江桥，建上下浦石桥、万年桥。严嵩还很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捐资办学，并捐赠大量书籍。
抗倭御虏，保境安民。当时，蒙古势力不时南下掠夺，边患时起,民生多艰。与此同时，东南倭寇也在沿海烧杀抢掠，黎民苦之。“北虏南倭”之患成为摆在严嵩面前的两大难题。对于北方蒙古强敌，严嵩鉴于国弊民穷、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力主不可轻启战端，而应采取以防御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对于实力相对更弱的倭寇，严嵩则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推荐赵文华前往督师平倭，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并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取得了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事后赵文华坦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以海寇平，上疏归功于严嵩。
严嵩在钤山隐居时，广交名流，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出于应酬。著名学者王阳明、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他还受袁州知府姚惟宁、徐宗献之请，费时3年，辑补了《正德袁州府志》。
严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问大家和书法大家。严嵩精熟经史典章，谙习音律诗文，对永字八法。“六必居”三个字是他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他的手笔。严嵩的文学成就很高，诗词“清丽婉约”。然而，受“奸臣”声名的株连，他的书法佳制非但未获得应有的肯定，甚至连他的作者权都被剥夺。
严嵩一生写了很多诗，翻开他的《钤山堂集》，写心志的如“元如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或“明日驱车入城去，却从城里望山间”，写山游的如“傍花吟驻棹，扫石坐传卮”或“不饮杯中物，其如山色何”，都显得胸襟冲淡。但写的词却寥寥可数，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旁，有一篇严嵩于嘉靖九年十月二日所作的“满江红”，右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然而，以人废字者不愿承认这样一篇斥奸臣秦桧泣忠良岳飞的感人之作，于是便偷梁换柱，将碑文上“严嵩”的大名刮去，代之以明代的另一个学问大家“文征明”。
明人何良俊在谈及严嵩的才学和严嵩在文学史上所受不公正对待时，曾经发出过这样一段感慨：“严阁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庄重，乌可以人而废之？”
纵观严嵩一生，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严嵩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朝时，严嵩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他一生无二色，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了。他的家财大都是同僚下属所赠所受。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严嵩绝对是一个一心为公，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为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那么，后来他怎么居然成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
一是国人的观念。皇帝是英明的，凡国乱时，不是皇帝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总要揪出个奸臣做垫背，把乱国的罪名推给他，说他是“弄权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祠，陷害忠良，心迹俱恶” 的大奸臣。渐渐地人们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皇帝永远是英明正确的，国家发生变故是由于奸臣专权乱政所致。明朝政治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为了维护皇帝的形象和名誉，树立他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不能不找个替罪羊，不能没有人替他背黑锅，于是严嵩就充当了世宗的替罪羊。
二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徐阶是严嵩的政敌，心机深刻，他时刻觊觎首辅的位子。徐阶买通了世宗很信
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
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严嵩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以节省开支。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新宫建成后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严嵩逐渐失宠了。嘉靖四十一年，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其子严世蕃谪戍雷州卫。后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之后，徐阶主修史书《世宗实录》把朱厚熜评为中材之主，严嵩父子则被打成“奸臣”，通篇是政敌弹劾非议之声，承担着朱厚熜的千古骂名。
四是百姓不知真相，信以为真。史书歪曲，文人恶搞，于是在各种史书、故事、民间文学、戏曲中，严嵩父子成了反角大白脸，比如，在本书《一捧雪》的故事中。
嘉靖45年四月，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