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讯开始启动之前，首先会简单过一些程序。

法院过堂，每天会有几百个案件积压在一个法庭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聆讯上的问题，要表达你的想法。通常一些小打小闹的案件，违例泊车、违纪超速、擅闯红绿灯等小案件就会在这里被询问是否认罪或者是否要撤销控诉。涉及交通条例的多半交完罚款就没事，个人冲突以及私人债务就可以用庭外和解解决纠纷。法官多半不会把一件小案件扩大化，能私了就尽量私了，节省法院的开支与时间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普遍的认知。随着高速发展过后经济已经有所放缓，东区是一个很理想的出口市场，但是那么一点人口根本无法消化生产的商品。出口受阻，意味着收入降低，收入降低就意味着一些被掩盖着的社会固有的矛盾现象开始慢慢暴露，伤疤无法掩盖。各方面的立法、法院机构财政开始吃紧，从上个月开始就辞退了超过3000名法官助理以及4000名法庭陈述员还有庭审记录员。有些案件尽管分配到具体的法庭也因为无法匹配相应的助理而不得不延期。因此法律事务要处理起来就显得有些吃力。大案件需要谨慎，小案件就得庭外和解，别占据法庭资源，尤其是一些并不起眼、无伤大雅的案件更不值得一提。

玛格丽特·维尔纳的谋杀案件刚好被安排在这一天过堂，控方与辩方处于对立面，本来闹哄哄的法庭，在丽塔·赛德尔朝天空开了一枪之后，全部人立马就安静了下来。黑泽明虽然没有参与到该案件中，但是在妻子的硬性要求下，他不得不出席陪同她。在法官坐下来以后，她轻声地问了句：为什么你的老朋友法官喜欢随身携带枪支？

他以同样的语气回答：这就是法律与秩序，法律、秩序是不能分开的。

她回应着：很有道理的样子。

前面两个案件就按照庭外和解处理了。

法官：被告人玛格丽特·维尔纳，你被控告于3.1日谋杀三名俄罗斯人，你是否认罪？

辛波斯卡弗：法官大人，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否认一切的控罪。

马尔科姆·雷蒙：根据控方所充分掌握的资料显示，在案发现场也就是地下室发现了三名死者的尸体，而死亡现场则留下了被告的指纹信息以及身体的油脂部分、碎发、体液、唾沫、皮屑之类的组织，在凶器上也找到了被告的指纹信息，因此可以判断被告是曾经出现在现场或者接触过凶器甚至接触过三名死者，并且将其杀害。而在现场亦有一个小孩亲眼目睹被告从案发现场走了出来。

法官敲响着木锤：本席支持控方的观点，表面证供成立。三天后正式审理，下一位。

辛波斯卡弗漫不经心地收拾东西，站了起来，并且说着：法官阁下，由于我的当事人在精神上长期受到极大的困扰，她的情绪很不稳定，因此我要求继续允许我当事人担保外出，直到案件审理完毕。

法官：本席同意。

“谢谢法官大人。”

她带着维尔纳离开了法庭，下一个案件很快就开始了。

事实上，维尔纳从来没有被拘捕过或者进过拘留所，她在案发现场被发现，直接就带进精神病院，这几天则住在姐姐的家里。那里还有一个长期居住的心理医生可以帮助她调剂不平衡的心理状况，控制情绪，避免出现失控等现象。她被带出法院外面，她的姐姐早就在那里等她。她上了车，姐姐跟辛波斯卡弗来了个简单、充满了社交性的拥抱。

“谢谢你，辛波斯卡弗大律师。”

“不用客气。你带她回去吧，不过记得回警局签到，还有不能出境，否则会带来很多麻烦。”

“了解，我们保持联络。”

她看着扬长而去的车辆，无奈耸了耸肩膀，转过身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对着自己傻笑，她忍不住笑了出来：你在笑什么？

他在调侃着：这似乎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你做了一次具有正义感的律师，做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案件。

她双手交叉着：换言之，你觉得我过去向来都是非正义的。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你最近真的很欠扁。”她叉着腰说了这一句，隔了一会她想了想补充了一句：有的时候我真的想拿砖头砸破你的头。

“你那么狠毒，我真的很害怕！走吧，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最近流感很严重，少点去菜市场买菜。”他提议着。

她还在重复着刚才那句话，似乎想到了什么，摇了摇头：暂时不用，我还有点事情得先回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走远了。他想喊也喊不住。

她一路往前走，钻进了不同程度的小巷，左跨右转，就好像在奢侈品商场欣赏名牌那样，不过她突然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西区人在奢侈品市场的消费占据了70%，不过仍然有绝大一部分人依旧贫困，两组数据显然有所冲突，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她这么跑来跑去，还加快了速度，主要不是赶时间，而是她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她不担心也不害怕，内心更是没有恐惧，不过她真的很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跟踪她。到了一个拐弯处，差不多了，时机成熟，她就在拐角处等她现身。

果不其然，有一个人冲了出来，刚好与她碰上了，令她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不是女人，而是一个中年男人。

她不认得眼前这个人，对他也没有印象，不过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她问着：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他很直接地表露了身份：我是一名医生，你看我的发际线就知道了。我还很年轻，不过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年大叔那样。

她点了点头：那么请问中年大叔为什么要跟着我呢？

“噢，我差点忘记回答你的问题。我相信你对我是没有什么印象，当然我也不认识你。”他说完就安静了下来。

她没好气地说着：既然我们互不相识相处在同一个年代里，为什么你要跟踪我呢？麻烦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他开始了漫长的叙述：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呢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我就帮助一位受了伤的患者做血型匹配。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工作流程，不过后来这个伤者被人告上法庭，说他无证驾驶、醉酒驾驶以及蓄意谋杀。这个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是全城热门话题，尤其在法庭上发生过的事情，他们都在谈论关于这一切。按道理来说，我是一位医生，对法律方面的知识不是很懂，对法庭对制度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关于审讯的那些程序我也不太在意。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个家伙居然获得了轻判，我觉得很不可理喻，虽然我不懂法律，但是无证驾驶、醉酒驾驶以及蓄意谋杀怎么也得判个死刑，这不过分吧？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仔细一看，原来醉酒驾驶的罪名根本没有成立，我好奇心很重，我立马在司法系统里找到处理过的案件的卷宗，结果让我发现，那个家伙原来对酒精过敏，可是我之前帮他检查过身体，包括血液报告、呼吸系统、皮肤过敏性综合症……这些数据都表示他并没有对所有的酒精都过敏，只是红酒会有一点点问题，其余关系不大。为什么法庭会这样宣判呢？我再仔细查找后发现了一份由辩方提供的医学报告，我发现上面的陈述内容有很大的问题，不仅改动过，陈述的内容更是与事实不符。可偏偏就是这一份所谓的伪造的医学报告成了该案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证据，决定了案件的最终结果。有人伪造医学报告，我立马就去调查当时谁是辩方律师，结果就然后我查到了你身上。所以就来找你了。

她环顾着四周，拉着他进入一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废弃大厦里。

“是的，我承认我伪造了医学报告，你现在来找我，该不会是想举报我那么简单吧？想要什么。”她已经尽量压低了声音，还很警惕留意着周边的环境，很担心被其他人听到这件事，毕竟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是一个污点。

“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只是想要钱，50万美金。”

原来他的目的只是想要钱，她其实也想到了，但是没想到会是他提出的，她很惊讶地问着：你已经是医生，属于高收入群体，你最理想的东西居然还是钱？亏你还是读医的。

“最近的股票市场跌个不停，我亏了很多钱，本来我没有想过威胁你，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那笔债务我得自己负责。”

他的目光很诚恳，她完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50万美金是吧？可以，你留个名片给我，等我准备好了再约你出来。不过你要记住，拿了这一笔钱就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否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他好像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对于她的出言恐吓：你愿意给钱就行了。我是医生，我很忙的，我够时间回去巡病房了。

她很愤怒地用肘撞击着已经老化的墙灰。

没想到自己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还是被人发现了，还被人威胁，这是她最不能忍受的。50万贸贸然拿出来很容易引起丈夫的怀疑，一旦被盯上就会很麻烦，她得尽快筹足这一笔钱解决这个巨大的麻烦。其实也不用特意去筹钱，她开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是与珍妮特一起合资的，公司的账户是她与珍妮特共同持有，平时是公费开支，很少私用，现在她要从里面拿50万美金应该没有问题，毕竟她的丈夫并不知道公司的账户少了一笔钱。只要不是从家庭的储蓄中支出50万美金就可以了。她的目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这一笔数额不小的支付。

她要开一张50万美金的支票，而且是从公司的账户支出，根据契约精神，珍妮特身为她的合伙人，从公司账户取钱应该要向她报备或者提前商议支出的用途。合伙人有权知道公司的费用具体用在了哪些地方。不过她绕过了这一步，毕竟她与珍妮特曾经深入了解过彼此，关系向来亲密，合伙人的关系也只存在于法律条文上，两人根本就是亲密朋友。开支票不用跟她说已经是一种默认的习惯。只是50万美金的确不是小数目，她会亲自解释清楚，目前她最想要解决的就是眼前的威胁，犹如眼中钉那样，巴不得立马拔出。

她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支票簿，写了个金额，思考了片刻，随后就不再犹豫，撕下了一张，夹在《律师守则与大律师公会之间的相互制衡》的书籍里。她还特意观察了外面的情况，暂时还没有人知道她开了张支票，她希望尽量以不经意的方式完成这一次的交易，不掀起风波就是最好的。夜里她回到家，发现女儿还没有睡，很安静地坐在沙发里，眼睛盯着电视机的屏幕，一副很不愉快的表情。她就像往常一样，俯下身子去亲吻女儿的脸颊：怎么还没睡呢？小甜心。好孩子不应该那么晚休息。

“你是我的监护人，你教我不能说谎的，对不对？”女儿突然说了那样的一句话把她给吓住了。

她支支吾吾地说着：我……我没有说谎呢，我怎么会说谎呢？

“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你没有说谎。”

她心虚了，不敢回答：你怎么了，有什么事直接说吧，小孩子说话不能拐弯抹角的。

“你偷吃了我的哈根达斯香草味的冰淇淋。”她嘟起嘴巴抱怨着。

她吓得不轻，如释重负：原来是这个，你差点吓死我了。这没什么，我待会去山姆大叔那里买回来给你。

“可是妈妈，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孩子也看得出她心不在焉，她只好抱起女儿回房间，吩咐她早点睡觉，不许熬夜。

重新回到客厅，黑泽明又在胡闹：哇，有一对夫妻离婚竟然是因为妻子隐瞒着丈夫花掉了50万的家庭积蓄，就连孩子的教育基金也用完了。这种父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她立马变得很生气：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了解她的过去吗？你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吗？你知道她有多大的压力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学人家在评价家庭纠纷，指点江山！真够无聊！

他的报纸被抢了过去，他很无奈地反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不过是自言自语了几句话，用不着这么批评我吧？

她自知理亏但死也不肯承认，丢下一句：你……你扰人清梦。说罢她便跑回房间。

他说了句：我的声音貌似也没有那么洪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躺回床上，脑海里却在担心支票的事情会掩盖不住，随着这一阵的不安，她慢慢步入了睡眠的状态……可能有些事情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睡觉的时候习惯了戴手表，这样比较方便看时间。可是只要她稍微仔细观察手表的零件构造必然会发现表芯会隐隐发出轻微的电子音，不断闪缩的绿光正在提示她，信号接收器正在传送信息……

我的视线从模糊不清到清晰可见，在我的视野角度里，我无疑看到了米歇尔心理医生的嘴脸，除了她之外，当然还有我的妻子。我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我有些警惕，用身体的某个部位保护着自己，发出心中的疑问：怎么了？

“你来这里主要是做心理治疗，你说呢？”米歇尔的语气依旧冷漠，眼神异常空洞，听上去就毫无感情。

我从沙发上爬起来，半信半疑地盯着她们：心理治疗可以，不过要保持距离，例如坐到对面，别太靠近。

于是我们的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们在我对面，我就变得不知所措，无辜的小手变得无处安放，有些困惑。

“不用紧张，就是一个简单而普通的心理治疗。”仍然是米歇尔在说话。我的妻子好像在演默剧那样，全程不说话，就像一个木偶那样，表情也没几个。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你单方面向你的妻子提出离婚的请求。”

我突然觉得很无助：你到底在说什么。离婚怎么可能是单方面申请，必然是我们共同协商好，决定没有问题，才会申请离婚。

“这么说，你的确有想过要离婚。”

“我……她也有想过我才会想过。”

“总之就是你的原因，你不对劲。”

我被她说得好像很坏似的，我尝试为自己辩解：离婚这个事情，她也有责任的。

“不管，总之就是你不对。”

我决定放弃挣扎了：好吧，是我不对。你现在想做什么。

“为什么你要跟她离婚。”

“如果真的要问，那也应该是她自己问，与你无关。”我调侃她多管闲事。

“现在我代表她向你发问。”她倒是很神气。

我有些激动：不公平，你又不是律师，这里更加不是法庭，你怎么代表她。

“我说是就是，从现在开始，问你什么，你就得回答什么。不许拒绝回答。”

“好一个独裁者。”我只好认栽。

“你为什么要与她离婚。”

“你应该问她为什么要与我离婚，而不是问我。”

“我现在就要问你。”

我叹息着，看来不能与她们讲道理。

“我总觉得她有很多事情在隐瞒着我。她有很多的秘密是我不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她对法律的态度是比较活灵活现，经常触碰法律的底线而沾沾自喜。我无法理解她的行为也不能认同。总而言之，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分开也是一种解脱。”

“作为律师，难道你就没有触碰过法律底线？”

我辩解着：我触碰过，就因为我尝试过，我才明白这种行为是多么的糟糕。

“为什么你不能尝试理解她呢？每个人的做事风格都不一样，只要不是犯法，我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那是因为这不是属于你的婚姻。你只是一个局外人。”

“那倒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没有犯法就没有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已经触犯法律了呢？”

此时她安静了下来，我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我不能接受一个随时在犯罪的边缘徘徊的妻子，你是否明白？没有孩子的时候我还觉得可以当作没有看到，现在我们的女儿已经在成长，我不希望她受到妈妈的影响。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如果父母都烂透了，孩子怎么会有榜样可学？

她们似乎都没有反应，我不禁停止呼吸，心里想着如何化解这些尴尬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