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桌面上上有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是她在出庭之前剪下来的长发。她之所以剪了它是因为受了某些程度上的刺激，每当感情上受到挫折的时候她就会产生类似的念头，尤其是这一次，她发现这段婚姻已经摇摇欲坠，总是在吵架上不断徘徊，危机眼看已经出现，她大受刺激，所以剪下了长发，希望以新的形象面对生活上的变故。生活上受到的刺激导致了她对法律理解的扭曲，她变得像以前那样，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嚣张至极。

当杰克法官提醒她：辩方律师，你可以开始作结案陈词。

辛波斯卡弗的短发使她时不时感觉到寒风在她后脑勺袭击而来，在法庭里保暖工作做得挺好，但仍然无法阻挡寒风凛冽。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这个案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严重也很奇怪的问题，被告栏那里是空了出来的，原本属于被告的两位医生也成了控方证人，控方要指控的是一家制药的上市公司-马尔医药公司，这家公司是股份制，有自己的制药工厂，销售渠道、贸易对策……每一个复杂的环节都由不同的人负责，我实在不是很明白，控方到底要指控哪一个。在早期的医生供词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每当他们开这一款止痛药给患者服用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诫患者，这一款止痛药的确比市面上要好，成瘾性远远低于其他药物，请注意其中的词义，是远远低于其他药物，是低于，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瘾性，况且他们也提醒了患者们，当身体上的疼痛康复了之后就要立刻停止用药，否则就会很容易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个所谓的后果其实就是会上瘾。医生给患者们的忠告已经很清晰，毫无疑问，但是他们意志力不够坚定，当疼痛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之后，他们明明已经不需要再服用止痛药，可是他们仍然坚决要购买这一款药物自行服用。可能在这里你们存在很大的争议点，医生明明知道他们购买这一款药物就是上瘾的现象，然而他们仍然销售这些药物给患者，分明就是罔顾患者的身心健康，实行牟取暴利，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了患者的健康问题。不过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们一点，我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市场，买卖是自由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消费者的选择。他们既然要购买这一款药物，那么，在购买、服用之前他们就已经想到会持续上瘾并且会无法摆脱这种依赖的感觉。他们心里很清楚，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并且丝毫不犹豫。换言之，上瘾是他们的自由选择，医生们的引导只不过是利用止痛药帮他们解决疼痛带来的苦恼，他们康复之后，医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再渴求这些药物，是医生不能控制的范围。这样就无法构成控方所谓的指控：恶意销售成瘾性药物给无辜的患者，诱导他们服用这些并不符合标准的药物。那么在整个过程里，我们到底要责怪谁？无辜的受害者？因为他们的意志力不够坚定？不不不……我们不能说出那么不负责任的话；制药厂？那很难定义，制药厂的责任只负责生产药物，生产的药物要往哪里销售，并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罪魁祸首难道是医生们？他们可是人类的白衣天使，救急扶危，拥有一颗仁慈的心，他们想要做的，只不过是减轻患者们在肉体上所承受的痛苦，减轻他们的负担，从这方面来看，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误，谨慎引导辅助药物是正确的，他们已经很谨慎，引导了危险性最低的药物，从而减轻了存在的风险问题。那么马尔医药公司自身呢？它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该公司一年销售的药物品类就有60000种，注意，这只是止痛药类型的药物，还不包括抗癌药物、抗抑郁药、安非他命……容易上瘾的药在市面上多不胜数，在美国更是十分猖獗，我不是很明白，控方凭什么认为我代表的马尔医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是非法的，非法的定义是什么？权力的背后允许对付的就是非法的；权力背后不允许对付的就是合法的？这个定义的界限我相信是很模糊的，谁也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显而易见，涉案的药物的副作用在所有成瘾药种的确是最小的，谁也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因此我认为控方的起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如果真的要起诉，那也应该是副作用更大的某种成瘾药，而不是涉案的那种。在这里，我恳请各位陪审员判马尔医药公司涉及的控诉全部撤销，理应以无罪作为定义，丝毫不需要赔偿。当然，鉴于受害者们的处境，我代表的马尔医药公司是很乐意补偿他们承受的痛苦，不过就不是以“非法药物公司”的名义来进行赔偿，而是以慈善公益事业的角度来进行赔偿。我陈述完毕，谢谢各位。”

杰克法官此时已经戴上眼镜，他有近视的老毛病，不过平时不戴眼镜，只有在阅读纸质文件时才需要。他抬起镜框凝望着桌面上的文件念叨着：很好，本席非常感谢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那么陪审员是否还有其他疑问？如果有，现在可以提出来，这个案件的自由度十分充足，可以尽量发表你们内心的想法。来吧，什么都可以谈，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

黑泽明叹息着，站了起来，拉直了黑色的衣袍：法官阁下，请允许我做一段结案陈词，是比较重要的。在西区的犯罪率中，黑人的犯罪率是普遍的增高，占比也很大，案件中涉及的通缉犯碰巧也是黑人，联邦警察在执法的期间是要承受具有危险性的风险，通缉犯的凶残程度他们很清楚，绝对不能给敌人还手的机会，因此在当时他们的生存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射击他们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你们无法理解涉案的通缉犯的凶残程度，你们可以去搜查通缉记录，一切都有佐证。案件中死去的受害者我率先表示对他们产生无限的同情，在当时的那样的环境下，黑漆漆的一片空间里，联邦警察进屋搜查途中，突然发现了可疑人物，已经警告过他们不许乱动，但是他们仍然不为所动，在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情况下，他们只好进行射击。要记住，他们进行的是无差别射击，是不考虑是否致命部位，他们承受了很大的生命威胁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开枪，是出于保障自己的立场。绝非控方所提出的故意谋杀或者是出于种族歧视来表达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如果控方的指控是成立的，当天开枪的其中一位联邦警察也是黑人，他开枪的次数是最多的。难道你们会相信黑人也在歧视黑人？如果你们承认，那么黑人给你们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如果不是，那就说明他们开枪是出于保护自己。你们要相信联邦警察当时在执法还是在种族歧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如果更倾向于种族歧视，那么就会打击联邦警察的执法积极性。不幸的悲剧已经发生，是无可挽回的，难道你们还忍心让正义的联邦警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如果开枪的两位联邦警察都是白人，那么肯定是种族歧视在影响他们执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开枪的也有黑人警察。至于是否要激发黑人与白人的对立矛盾，就要看你们如何判决。我的发言到此为止。

联邦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错误开枪打死两个完全无辜的黑人成了当地最受争议的案件，城中没有律师敢接涉及种族斗争的司法案件，担心遭到暗杀或者激烈的报复。就在没有人敢为白人辩护的时候，黑泽明勇敢站了起来，接了辩护的工作，为饱受争议的联邦警察代理谋杀辩护。当然，他并没有那么勇敢，他之所以敢踏出这一步完全是因为他与珍达成了交易，是珍刻意让他为涉案的联邦警察辩护，很简单，司法与联邦警察的关系向来闹得很僵，很少有合作愉快的时候，双方都在尝试干涉内部，矛盾在增加，根本无法控制。珍不希望与联邦警察的关系继续闹僵，她一直想找个机会化解所有的矛盾，就在她毫无办法的时候，联邦警察误杀无辜民众的事故发生了，成了谋杀案件，刚好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给她。然而她不能出面偏袒涉案的联邦警察，她也不希望联邦法院会令涉案的警察罪名成立，因此她必须找一个精明的律师利用巧妙的角度与逻辑为他们脱罪。于是，珍找到了黑泽明，让他接手这个案件，把他推向风尖浪口。至于黑泽明的想法则很简单，他想要担任起诉马尔医药公司的检控官，负责起诉的工作，帮联邦警察辩护，摆脱谋杀的罪名就是他展现实力的一部分，他必须取得珍的信任与认可，这样他才可以顺利接手起诉的工作。

在陪审团的多次争执，终于有了最终结果。

联邦警察的谋杀罪名不成立，但是必须赔偿无辜死难者的家属一笔钱，每个月都要支付3000美元的费用，一旦没有遵守协议，法院就会再次介入关于赔偿的问题。判决刚刚宣布就引起了黑人的暴动，他们无疑认为法院在偏袒白人，践踏黑人的生命与人权，找了个借口闹了起来。黑泽明更是成为他们要报复的律师，不过他丝毫不在乎，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20万黑人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批军火，他们朝着法院开火，利用炸弹炸毁了附近的街道建筑物，屠杀了牧师与神父，他们似乎在宣示主权，势必要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益。

黑泽明在警察的掩护下顺利进入了法院，不过他没有找到珍，又去了律政司，终于在办公室里找到了她，不过此时她正在会见一位女性客人。他只能在外面等候，大概半个小时过后，他可以进去，不过女客人还没有走，看样子是一个专业人士，大概是因为她身上的白衬衫以及胸口的那个很大的蝴蝶结，看着就不简单，眼神中充满了信心，丝毫没有迷茫。

“让我来为你介绍吧。这一位是黑泽明大律师，他很有本事，经常与我们合作，帮忙起诉一些很难处理的案件；这一位是马尔科姆·雷蒙，是新来的检控官，她对于起诉公司或者企业很有一套，也很有心得，专业领域很丰富，就是没有实战经验，还没有出席过法庭。不过她以后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起诉的案件。”

他与她在珍的面前握手，一副惺惺相识的样子，看来认定了是朋友的身份。

马尔科姆跟珍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直到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她才放松了态度：怎么样？找我有什么事？

“对于我那天在法庭上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他很谨慎地问着，试探珍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他必须谨慎小心。

“很不错，懂得利用转移矛盾的方法分散陪审团的注意力。判决下来了，他们只需要赔偿，不用坐牢。那边很欣赏你，我们的合作很顺利，以后还有更好的发展。”她说着说着，拉开了抽屉，试图搞点小动作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关于起诉医药公司的案件，我认为我可以胜任。”他不想再试探。

“尽管他们逮捕了两位医生，证据还是不足，我们到底是控告医生还是控告医药公司呢？控告医生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舆论，争议点太多不容易展开审讯；控告马尔医药公司则显得证据不足，最重要的证人如果不肯出庭作证，我相信希望不大。在她同意出庭作证之前，我是不会考虑落案起诉。立法会与联邦法院盯得我们很紧，我们不能任意妄为，那样会导致事情越来越严重。”她很无奈地说着：所以说，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不一定能落案起诉。

他在强颜欢笑着，想发怒又不好发作，只能说一句：很荣幸看到你。

他转眼去了探望柏妮，她今天的情况好了很多，已经可以正常进食，精神好了不少，恢复了笑容，还能跟患了白血病的小朋友玩耍。他看到她，没有说话，默默把鲜花插在花瓶里，问了句：怎么样？你还好吗？

“挺好的，胃部已经没有那么难受，隔壁的小朋友虽然患了白血病，但是他们很乐观，从来不担心未来。”她笑着说：如果我也能那么乐观就好。“你向来很乐观，你什么时候悲观过。”他问着，笑了笑，找了张椅子，坐在她旁边。

“律政司是否已经落案起诉马尔医药公司？”她很平静地问着，一副不着急知道答案的样子。

“没有。证据不足，不能轻易落案起诉，联邦法院会监督律政司，不能乱来。”他重复了珍的回答。

“我跟你说的两个医生，你还没有找到他们？”她问着。

“逮捕了他们，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肯说，况且他们与马尔医药公司毫无利益关系，难道真的要控告他们？”他好奇地问着。

她变得沉默了，良久以后才问着：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是不会落案起诉。况且两个医生被逮捕，说不定已经惊动了马尔医药公司的法律顾问，他们估计已经在商量对策，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要入罪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没事，最多就是增加受害者，他们的营业额再翻一番，上瘾的患者越多，他们的利润就越高。你说对吧？”他在故意刺激她。然后还问着：对了，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吞下那么多药？难道你不知道这等于在自杀？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痛苦，上瘾的感觉一直存在，我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无法自拔，我不想这样。我很渴望摆脱它，可是我真的做不到，我觉得很痛苦，一下子受了刺激，就把所有的药都吞了进去，就图个痛快。没想到还是出事了。我的胃一点也由不得我自己，它一直在扭曲，释放出大量的胃液，胃酸倒流，使我产生了干呕的现象。我很害怕这种感觉会出现，我要抵制它，就只能这样。”

“服食过量的止痛药自杀的案例是非常的多，你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稀奇。”他很冷漠地说着。

“你在说什么？”她表示很惊讶。

“最近有很多自杀案例是由吞食过量止痛药造成的。你比较幸运被救了回来，他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睁开眼睛就见到了上帝。”他站起来，挪开凳子，紧紧握着她的手：你是对的，你完全没有义务站出来指证马尔医药公司，我不能对你进行道德绑架，祝你早日康复。他一只脚踏了出去，她就喊住了他：慢着，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必须要做。你跟珍说一声，让他们放心落案起诉吧，我会完成我的工作。

看来他的过度煽情起了作用，他心满意足离开医院，此时珍妮特的身影出现了，这几天她一直在跟踪他，监视着他。她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想伸张正义，那么她就绝对不会让他得偿所愿，她从中搞破坏，那么如何破坏他与律政司的合作关系呢？其实在她心里早就有了全盘计划。她的这个计划不仅仅可以破坏他的形象，说不定还能破坏他与辛波斯卡弗的婚姻关系。她找到了一个工具人-玛丽娜。玛丽娜是黑泽明之前在律政司工作的私人助理，曾经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其余时间也有合作，两人的公事接触也很频繁。她调查过玛丽娜的私生活，尽管她不在乎薪水的多少，然而她却挥霍无度，把金钱浪费在奢侈品身上，信用卡的开支完全超过了限定的数额，每个月都要面临堆积如山的债务，她根本就不在乎，面对债务她不慌不忙，但是也在寻求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对金钱的渴望。珍妮特找到了玛丽娜的弱点，她要利用玛丽娜破坏黑泽明的婚姻、事业以及社会的声望。不仅如此她还要让他体验众叛亲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