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一向往高处的历程

大凡世界上的人很难避免“这山望见那山高”的欲望，也就是说，有了比昔日好的生活后，还想更上一层楼，美其言曰“人往高处走”。可是高处在哪里？谁可以答复呢——杨宗一就是为了要“往高处走”，做了许多努力，虽然没有多大出息，却也是当时农民们普遍情况。因此将他的“努力”历程进行复述，也能算是对开放后农民们历程的回顾。

一

杨宗一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村落。他所以叫“宗一”，是因为他杨家的辈分是“全、宗、有、发”，他是宗字辈分，有兄弟仨，父母图省事，便将他兄弟的名字叫成了宗一、宗二、宗三。

他所在的村庄名叫“湖滩杨村”，是真正的偏僻乡村，离街道最近也有四华里，到繁华一点的小镇去，至少是八华里，到县城是五十里，到稍大的城市，更远。不过，地方虽然偏僻，周边却有着古老的历史。他村庄附近，竟有历史名胜可寻：西周的墓葬群、东吴屯兵、朱洪武儿子避难、洪秀全造反等大事件，在这里都有迹可寻。村东边两华里，是条大漳河，河边每五里水路就是一个渡口，凡是渡口，都是大小不一的“交通要道”。有的渡口还是很热闹的镇市。村西不远是条繁忙的大路，历史上称为“铺路”。所谓铺路，是开商铺的人运输货物的交通要道。这条路，南通徽州，北达南京，每十里就是个小镇，每五里就有个亭子，而且这些小镇和亭子，都有古老的名称。

杨宗一生于这里，长于这里，任是岁月不断迭新，他也没有离开这里。他从小在父母熏陶下，铸就了“千行万行做田上行”的心理，相信“做田的哥哥快快做，半年辛苦半年闲”的说法。在共和国的环境里，他比父母幸运，读了在村上办的小学。他听说“万事书中出”，恋上了书文。在日常的生活里，他感受到了读书比玩任何游戏都有趣。因此，他把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时长日久，形成了爱好，居然成了村上唯一既做田还咬文嚼字的人。

身居偏远乡下的人，历来认为只要有饭吃，冬天不冻了，夏天有换洗衣，小日子也就能过了。由于钱不是随便可挣的，因此不怎么谈钱，更不随便到街镇上去。村上人常说 “无事不上街，上街小破财”，是说凡是上街总要买东西，必须得花钱。杨宗一从小在父母的关怀下生活，对柴米油盐不曾分心，到时候吃饭，吃过饭后多是与同伴们疯耍。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便进入了村东的小学；辍学后便与同伴们放牛；再以后，便与父亲学农活。在这个期间，他也曾到街上去过，因为不当家，不理事，荷包里也不曾有钱，街上商店里花花绿绿的商品，他觉得好看，只能看看而已。因此，他到街镇上，只是过客，对市面漠然置之。

杨宗一从记事开始，农业生产就是集体的生产队了。他十八岁便是整劳动力，在生产队做工，每天都是十分工。当时家庭五口人，父亲在共产风中因为感冒，得不到休息与治疗，更加吃不饱，酝酿成了气管炎病，一直无法康复，天冷一点就病得不能活动，无法挣到应该能挣的工分；两个弟弟都还小，他便成了家中工分来源的主要人，更没有功夫“逛街”了。因此，他对街上的市面行情总是陌生的。

改革开放前夕，他成家后便与兄弟分开独自生活了，成了村上的一户人家。接着三个孩子陆续出生，1976年他已经是五口之家了。1981年春天湖滩村的农民私人分到了土地，他与村上人一样，开始了经营所分到土地的日子。五口之家的土地接近十亩，还都是用近乎“原始”的方式生产，连用电都很困难，机械化初见端倪，不仅数量很少，还多不会使用，比人工也先进不了多少。因此他夫妻俩只能全身心地扑在所分到的土地上。

然而，开放后的农村人像是出了笼的鸟雀，都在奋飞。许多人很快便丰衣足食了。接着城市建筑日新月异，需要大量劳动力，一直被农业户口索缚的农村人，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居然将眼光投向了城市，纷纷到城市里谋发展去了。岂知，这些“癞蛤蟆”们在城市里几个冬春的滚爬摸打之后，居然也混成人模人样儿来，有些人甚至抛弃了分给的土地，在城里买了房，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虽然还在乡下，却创立了自己如意的职业，过上了不用与泥土打交道的日子。

分田前的年代里，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照应得比较周到，令农民们对“非农业”人口十分向往。分到田后的不几年，许多农民便有了些微的积蓄，基层政府看到这样的情况，便根据农民们的心理，使出了“出卖非农业人口”的招数。先期出卖设置了条件限制，买一个户口是三千元。当时稻谷每市斤是0.27到0.30元，是一万多斤稻谷的价值。农民中却出现了寻关系，走后门买非农业人口的风潮。卖了第一批以后，便不设置限制，而且从三千元陆续降到了一千元。然而，已经买了的人，却没有得到非农业们的任何待遇，因此，农民们不再购买非农业人口了。但由于进城并没有限制，竟加快了涌向城市的步伐。

尽管众多的农民们有了改行不再做农民新情况，而杨宗一因为已经是成型了的农民，学不来新潮手艺，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创新的行业，只好仍然安心自己的农业。然而，他见到许多村民们经济的“腾飞”，却也想寻找跟进发展的门路。

于是，当有人丢下土地离开村庄后，杨宗一增加了自己的耕作面积。他经过辛勤的劳动，获得了满意的粮食收成后，彻底解决了吃饭难的事。但是，在他有了丰足的粮食时，却无奈地遇到了“卖粮难”的窘境——国家严格控制粮食流通，只允许粮站收购，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而到粮站去卖粮，不仅遭遇苛刻的挑剔，故意的刁难，还卖不出去。眼看着黄灿灿的稻谷，变不出来钱，连平时想用几个零钱，竟也困难！这样的情况，让杨宗一感到在粮食上无论怎样的努力，也不能改变经济拮据的窘境。

这样，杨宗一想到了必须在种粮以外，还得开拓经济来源。于是，想到了副业生产。而所谓副业，自然是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虽然也是农产品，但可以不被政策限制，可以灵活销售，弄得好，会比粮食价值高，而且，只要有了产品，起码不至于卖不掉。这也是杨宗一“这山望见那山高”的具体想法——有了饭吃，还想有钱。

他知道，经营经济作物，必须要将产品销售掉，这就涉及到了商业行为。因为，无论什么样的产品，只有卖了出来，而且卖得了好价钱，才能获得如意的经济收入。

开放后的街镇贸易市场是非常活跃的，各种农副产品充斥着市场。但每种产品，除掉生产技术外，都有它销售的行情。杨宗一鉴于自己的情况，觉得应该先将销售行情进行了解。因为，作为农民，无论进行哪种副业生产，技术上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关注起街镇上的市场行情来。

二

本来并不关心市场行情的杨宗一，在有了要改善自己经济环境的想法后，在种好粮食的同时，只要有空，便经常到街镇上去，他要探索市场，以便于设置自己的“经营之道” 。

江南农村所谓的“街镇”，其实就是农民们物资交流的地方。街上有比较整齐的房屋，有交通便利的旱路或者水路。街镇上鳞次栉比的房子，大多数大门都向大路上也即街道开着，都是门类不同的商店。还有经营零星商品的大场所，叫做贸易市场。贸易市场是个大院落，有天棚，雨雪天不妨碍经营。

街镇上商店里的经营者，多是街道居民，销售商品是他们的职业。也有街镇上的人将房子租赁给别人开店。这些人经营的商品，多是人们的生活用品和农民们的生产资料。

商店以外的经营者，多是乡下人生产的农副产品，有时也有别地方来的流动商贩。乡下人随着季节的更替，将收获后的农副产品拿到街上销售，挣一些种粮以外的收入，既繁荣了街道商业，更改善了乡下人的经济结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除了“严厉打击资本主义倾向”的那段日子外，已经成为了当地市场的习惯。

乡下人临时到街上出售自己的产品，一般没有固定的营业地点，多是在街道的路边或者贸易市场的大院里。一般情况，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多少商品，也不是长期的经营者，大多数全年只有几天的商业行为。但是，因为乡下人数众多，农副产品丰富，总是“你方唱罢他登场”，令市场繁荣不衰。因此，街道上常年总的营业额，农民们的商品占据着不小的份额。

由于乡下人都有起早的习惯，因此，繁荣的街道上，每天天亮前到上午八九点之间，都是人头颤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过了这个时间后，乡下人陆续回去了，街上人就稀朗得很，商户们生意也冷淡下来。于是，这些街道历来被戏称为“露水街”。

江南的街道，虽然多是露水街，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宗一所在地的“露水街”稍微大一点的，都被历代政府称作“镇”。比如在他村东北八里的黄墓渡镇，少说也有一两千年历史，村东南的谷口镇，在唐朝就很兴旺了。这些小镇，还有着载入史册的故事。历来都是行人来往频繁，物资交流方便的场所。

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有着自己的经营之道。街上的人多是专门研究如何经营自己的店铺，即经营什么货物，应用什么方式，如何做到使客人满意，使自己的运营长期兴旺。

农村人在历史上早就在经营好主打粮食生产的同时，还重视农副产品的生产与经营，只是在大集体时被禁止了，才与商业绝了缘，也使得街道萧条下去。

在自主经营的情况下，许多农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生产农副产品到街上销售。这样的人家，即使没有做到财主，平时的家庭经济都很活跃，一般可以称为殷实人家。因此，精明的农民早就知道，仅仅生产单一的粮食，没有副产品的经营收入，日常经济总会拮据得很。于是街道上蔬菜、瓜果，家禽、家畜，山区特殊的山货，水乡人捕获的鱼虾总是充斥着街道市场。于是，在市场繁荣的同时，经常销售者的经济也活跃了起来，真正是相得益彰。

通过探索，杨宗一还知道，经营农副产品，有着严谨的学问。因为许多农副产品，季节性很强，到时候就得收获、销售；而且因为多是时令品种，无法长期储存。他常常看到，每到某个季节，就会有大量的时令产品涌向市场，常常形成产大于销，蛮好的产品，挣不到理想的钱。因此经营农副产品，并不是“稳赚钱的”门路。

杨宗一还通过对附近人家情况的排比，再到街上市场进行着市场实践后，觉得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环境，不仅仅只是吃苦耐劳的事，还得要有恰当的安排和恰当的经营之道。

从来不关心商业行为的杨宗一，经过这一番探索与琢磨后，终于知道了要想做农村里殷实的人家，必须要经过周密设置和恰当安排。

三

杨宗一在探索市场行情的同时，也研究着附近的交通，因为市场是关系着交通的。

湖滩杨村虽然属于圩区，却离山区不远。村民们生活历史上就是“吃圩米、烧山柴”，是圩心里和大山区人羡慕的好地方。而且土地不少，生产虽然很劳累，却也过得满意。

湖滩杨村往东两华里的大漳河，历史上便是水上航运黄金渠道。正因为如此，河岸边有不少繁华街镇，其中黄墓渡便是距离湖滩村最近的水码头。

漳河水路，上通南陵县城，下达长江。历史上大小帆船，扬着白矾，络绎不绝。民国时期，有两家轮船公司用“小火轮”从芜湖运客到南陵县城，客人常常爆满。当时这两家公司为争夺这条水路，除掉客票很便宜外，还给乘客们很周到的服务。冬天给客人温暖的客舱，夏天给客人充足的茶水。其中有家客轮，夏天还赠送毛巾。人们曾经算过账：那毛巾的价值，比船票都高。在这样的优惠条件下，他们又在攀比服务质量，客人们很高兴，说“这两家小火轮打拼，得利的是客人，要是世界上各个行业都能这样，我们老百姓可幸运了”。

农业大集体时期，芜湖长航轮船公司每天有两班轮船各从芜湖市8号码头和南陵县城北分别运客到芜湖和南陵县城。从黄墓渡到芜湖市，称为“下水”，票价是8角；从黄墓渡到南陵城北称为“上水”，票价是5角。下水的轮船到黄墓渡的时间都在八点多，上水约在十点多，很准时，人们到这两地很方便。但因为每天只有一个班次的上水和下水的轮船，到芜湖市的人，办完事当天没有回来的船，多是住宿一夜。其实人们也乐意，因为农村人不经常去大城市，凡是到芜湖的，都想看看市容市貌，或者买点自己住地不太好买的东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满足自己的愿望。

历史上农村人出门去，路途无论远近，基本上多是步行。从湖滩村到黄墓渡虽说只是八华里，但还要过一条河，一般需要一个多小时。

政策开放后，漳河两岸农民分到了土地，与其他地方人一样，生产与就业上有了自主权。漳河周边的农民在“天高任鸟翔”的环境下，“水泥挂机船”很快普及。这些人利用这样的船，在漳河里跑起了货物运输，还有的人专门跑起了“小客班”。

私人挂机船经营得很灵活。客人需要运输什么，到什么地方去，都能够很方便地如愿；“小客班”更是能够让客人随心所欲。随着时日的渐进，小客班船越来越多，挤掉了上下水轮船的业务。只是三年，芜湖市轮船公司便停止了运行，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这样，漳河里的货运、客运都被小水泥船统揽了。

运客的“客班船”，为了能够聚集客人，根据大部分客人的行程情况，制定了固定的开船时间，形成了“班次”，于是，人们的行程也与之有了恰当的安排。

自从有了“客班船”后，河口可以方便乘船了。湖滩村人到黄墓渡水路是从郑家渡开始的，六华里，人们去黄墓渡一般都乘客班船，很少步行了。这一段路，船家要的是一元钱。如果有特殊情况，则自己单独叫船，有五元钱也就可以了。

小客班的船费，虽然比那上下水的客轮票价贵得多，但是，那八角、五角，和这一元的价值是不能相比拟的——那八角钱是一个好劳动力，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一天的劳动才会有的价值；而这一元钱，人们打工，一天就会有五十元；在田间劳动，因为是自己的田，虽然没有谁计算出每天是多少钱，而对于这一元、五元的来说，觉得不仅不多，还认为很是方便了，何况步行的话，过河渡船钱还要伍角呢。

其实，离湖滩村四里有个小镇叫新镇，人们历来都说是三里路。但新镇街道靠在山边，没有水路，乡交局促，来往的人不多，只有公家一处供销社，货物不仅很少，而且都是“干巴巴的老一套”，人们想买的东西难得如愿，有想卖出的东西也难以卖得掉，因此，村上人一旦上街镇去，多是“舍近求远”，到八华里的黄墓渡或者十华里的谷口镇去。

自从有了挂机船后，杨宗一上黄墓渡镇只需要走两华里，在郑家渡河口就可以乘上客班船了，省了许多路的奔波，不仅舒服，还快捷多了。

但是，客班船是有时间规定的，错过了，再想乘船，只好自己另外请，那花费就多了。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在约定的时间前来乘客班。如果有了大宗货物，不方便乘客班，或者是在特殊的雨雪天气里，走路不方便，才会另外请船。

郑家渡摆渡的阮老伯的儿子阮后伦在客班船“大展宏图”的时期，购置了20吨的水泥船，加盖了船篷、在船舱里铺设了仓板，在船舱两侧安装了客人乘坐的长条板凳。乘客进入船舱后，有着舒适的环境。他每天早上是五点半左右从郑家渡开船到黄墓渡去。六华里水路，只是十多分钟就到达了。因此，他的船每天都是“座无虚席”。虽然他向每个人只收一元钱，每趟总能收到二三十元；回程是在八点以后八点半之前，他又能收到二三十元。这样，他一个早上的收入，比一般人打工一天的收入还多。因此，他对经营这趟航班信心满满，对客人服务更是热情周到，乘客们很满意。人们普遍感觉到，这是改革开放的好处。

黄墓渡镇是一条传统的石板铺成的约七八米宽的街道，街道两旁的房子，是沿着漳河埂内侧建筑的，因此街道是南北方向的走向。街道中段有个弯道，称为“钥匙弯”。街道南头叫“上街头”，北头叫“下街头”，全长大约三百米。街道两边是密集的居民房屋，开放后都成为了私人门市部。大集体时期的公家供销社撤销了，国营的只是一家银行和一家邮电所。私人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人们所需要的日用品、生产用品应有尽有。

开放若干年后，因为新修了一条公路与镇东边的“芜南（芜湖到南陵县城）公路”相接，黄墓渡又沿新路添了一段百米长的新街道。因为是东西走向，人们叫它为“横街”。

黄墓渡因为是“水码头”，货物运输便利，物资丰富，价格合理，成为了附近乡交最广的集镇。每天早上，各处的机班船络绎不绝地开来，河口小船摆得“鳞次栉比”。陆续到来的人们，将不太宽的街道塞得密密麻麻，从街道这边想到那边去，必须得从人缝中挤。

老街与新横街交接处，开辟了一处“贸易市场”，建筑了大棚，乡下人零售自己商品的，大多数都在那大棚里进行。

开放后，政府对农村交通也进行着建设。1986年冬，新镇到郑家渡河口八华里的泥土公路建筑完成，其四里处紧邻着湖滩杨村的村北。晴好的天气，汽车可以通行。在这样的环境下，杨宗一认为，他如果有了合适的农副产品，是可以批量运输了。

这些年，杨宗一不仅种着自己的田，还种了几亩别人撂下的土地，总共也只是十三亩，忙是有季节性的。忙完后他常常将自己菜园里的蔬菜、田埂上的水果采摘好，来到街镇上出售。他这样做，不仅常常能得到零用钱，更是对小镇和市场上行情有了清晰的了解。

四

1994年的国庆前，杨宗一采摘了200颗柿子，加工成即食的成品后，用两只篮子装着，挑到黄墓渡街上销售。

这天早上，他五点起床，洗漱后便挑着篮子来到郑渡河口。河口渡船边，阮后伦的客班船上伸出了一块一尺多宽的跳板到河埂下的路旁，安稳地在接待客人了。虽然时间还早，却已经有人坐在船舱里了。宗一进入船舱，找了位置坐下，便与熟悉的人聊着。很快，后伦夫妻来到船上，准备开船。这时候，上船的人络绎不绝，很快将船舱挤满了，时间也到了六点。

十多分钟后，船到了黄墓渡。这里的河边已经停靠了几艘早到的客班船。后伦的船靠稳后，搭好跳板，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街上。杨宗一挑着篮子来到街道上，街道上的人还不是很多，他在横街与老街道的交叉口的一侧放好篮子，开始出售自己的柿子。

他的柿子既红又软，还有光泽，惹人喜爱。路过的人你买一个，他买两个，他只是收2角钱一个。渐渐地街上人多了起来，七点不到，街上的人便熙熙攘攘起来，他摆篮子的地方也拥挤得很，人们想买也不方便了。他见这里不方便销售，就将篮子拎着，到了零售的大棚里。可是，大棚里已经没有好的地方摆放，他只好拣了个能够摆放的角落。由于偏僻得很，来买的人很少，到八点了，还有一百多个没有卖掉。这时候，客班船的主人后伦来招呼他：“我们要回去了，你走不走啊？”宗一看看自己的柿子，再看看街上的人，正在减少，街道上又快恢复到“人稀街闲”的时候，要想卖完已经不可能，于是，只好跟着后伦回家来。

回家后，他仔细琢磨着街道销售物品的情况：必须要在显要的地方，必须要在九点钟以前卖完，否则再好的物品也卖不出去。为了能够做到这两点，他决定第二天不乘客班船，而是赶早步行到黄墓渡去，在大棚里占据一个显要的地方。这一天，他还是挑了200个柿子，四点钟便动身往黄墓渡赶，五点钟到达了销售大棚里。可是，大棚里显要的地方都被更早来的人占据了，他仔细寻找，总算找了个能够摆放篮子的地方，这地方也算比较显著。这一天，他这200个柿子，总算卖得差不多，仅剩下十多个，他跟后伦的船回来时，在船上赏给同船的人吃了。这两天的卖柿子，他总共得到了三十多元的收入。

经历了卖柿子，杨宗一总算知道了黄墓渡做生意的大致“行情”。从此后，他常常将家里吃用不了的东西，比如鸡、鸭、蛋，蔬菜弄到街上去卖。好在他并不是指望这些东西能挣多少钱，只是能卖多少是多少，能得几个钱是几个钱，算是熟悉街道吧……因为此前，他只是把街道当做“与自己无关”的地方——那是做生意人的事，他还没有做生意的想法。

五

杨宗一是个喜欢动脑筋的人。在生产队的时候，他是生产队的干部，有两年还当上了队长，生产上有主动权。共产风后国家制定的生产队政策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好坏，直接关系本队人的生活水平。可是，长期以来队里的生产总是上不来。他常常与队里关心生产的人议论这些问题：生产队有这么多土地，国家所要的也不是很多，我们为什么老是处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里？议论的结果，都说是大家没有生产责任心，到田间劳动，只是为了记给工分，劳动没有效率，生产总是赶不上季节，因此，田间产量无法提升，人们只能生活在相当的困难中。

如何将生产搞好，他们认为，只有激发所有人的劳动责任心，增强劳动效率，让生产能按质按量地赶在季节前完成，才可以增加实际生产收入。于是，他当队长时，在这一方面动起了脑筋，终于“悟出”了推动生产的办法。

当时社会气候是“政治挂帅”，所有的行为，必须要突出当前的政治形势，否则便行不通。在“学大寨”的运动十分火热情形下，上级向人们宣传学大寨的文件天天都在进行。在这些文件里，杨宗一发现了农业生产可以实行“小段承包”。于是，他将这个办法提出了让大家讨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样，他在生产队里试行着“小段包工”。

试行小段包工，虽然激发了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但是没有解决掉人们的思想认识。大家还是将“挣到工分就可以”作为目的，没有理解生产质量是决定生产效果的问题。于是出现了“抢承包，抢工分”的现象：一天的劳动份额承包下去，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可是劳动的质量却“看不得”——栽插的秧苗，不是横捺直捂地按在田间，就是行距稀得能行船，秧棵还多是大的一簇簇，小的一两根；割过的稻子，撒得满田都是，到手的稻子浪费严重。虽然制定了一些措施，却总是“你有政策，他有对策”。这样的情况，大家见了都说“生产队注定是‘拼死’的体制，没有办法搞得好。”

杨宗一根据这些情况，认为这是大家对为什么要搞好生产，没有清晰的认识，只顾自己能多挣工分。其实，工分再多，没有实际收入，仍然是没有真实意义的。于是，他又与生产队里的“诸葛亮们”讨论，觉得农活承包确实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问题是要解决劳动质量。既然要解决劳动质量，就要让所有的人能认识到为什么要坚持劳动质量的问题。如果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认识的话，少数人在质量上用功，势必会耽误进度，就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于是，他在这方面又动起脑筋来。

第二年的初春，农活还没有大忙的时候，杨宗一将全生产队出勤人员召集在一起，连续开了三天的会议，提请大家为什么要注重生产质量的大讨论。经过讨论，明确地定下了生产质量自约制度：小段承包，质量第一；不达质量，是不负责任的现象，不仅不给工分，还要进行惩罚。而且一再声明：所定下的制度，是大家必须遵守的规则，任何人不可以违犯。

其实，生产队的人，大多数都是“精灵鬼”，人人都懂得搞好生产的道理，只是没有过硬的制度，谁也不愿意率先执行，生怕“我一个人做好了会吃亏”。经过这样的会议后，又在具体施行中认真地进行了兑现。当年他生产队的生产彻底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一直“做不完的农活”，却成为了“常常无事做”的状况。为了避免“窝工混工”，再次造成“会做的不如会混的”现象出现，他的生产队经常集体放假，生产景象焕然一新。

这一年，他生产队生产产量超过了集体生产时期的任何一年，比最好的年成增加了三成以上，比平常年份增加了五成。当年平均亩产是866斤——第一次超了“纲要”，向国家贡献超出了规定的数字，120来个人口，存留了两万多斤储备粮；虽然受政策限制，人均口粮仍然达到了750斤，工分值达到了1.20元，而且每个出勤人的工分都比常年增加了四分之一。他所在的生产队里的人们，从这个时候起，才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吃饭困难”的窘境！

这一年，杨宗一夫妻一共做了480个工分，比往年多出了约100个，分到了3750斤稻谷，还进到了约200元的现款，这真是“大姑娘坐花桥——头一回”的事。这一年，大家皆大欢喜，对农活小段承包也信心十足。

这一年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所取得的成绩，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因此，他被提升为大队干部，成了脱产农民。

然而，这样的“高”产量，与分田到户后却又是无法比拟的了。分田时，杨宗一家里分到了10亩水田，常年稻谷收入都在两万斤上下，计算长年亩产是1800到2000斤之谱。到这时候，农民们才知道，土地的产量是具有“足够潜力”的，关键是人的作为！

分田到户几年后，杨宗一认为，现在的生活已经是“衣食无忧”了，于是心安理得地经营自己的土地。他想，只要不发生重大灾害，“丰衣足食”的日子是能够保得住的。

然而，分田后的村上人，却多是“异想天开”起来。除掉“弃农另谋”的人外，做田的还都发展了“多种经营”，很快，社会上涌现了许多“万元户”。

杨宗一看到这些变化，加上收获的稻谷难以出售，不免心潮澎湃起来——他如果还只是“安于现状”，将会成为社会上的“落伍人”了！

六

杨宗一通过到黄墓渡销售家中产品后，又觉得这样“小打小敲”弄不出名堂来，顶多只能改善零星费用，是跟不上社会发展的。

1994年冬，分田到户（1981年春）已经15年了。杨宗一计划“大干一场”，这也是“人往高处走”的心理状态。

怎么才是“大干”的动作呢？早在十年前，他看到别人的作为，也曾做过“往高处走”的尝试。初始，他想自己创业，也还得到过曾经在村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的支持，办理了足够的贷款，开起了服务于农业的商店；但是，那干部很快就收去了贷款，使得他的事业中途废止。之后，他跟着创办农资商店的业务联系人，断断续续地跑了多年的江湖，都因为没有经验，没有活动资金，而没有满意的成果。

通过那么折腾，杨宗一领悟到了，做任何事都必须要有自己的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希图侥幸，便是幻想，也是无法成为事实的。

而杨宗一具备什么条件呢？

他知道，自己只是个农民，虽然眼前衣食无忧，却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没有街道人的经商条件，没有创办工业的技术，更没有通晓生财的朋友，有的只是自己做的土地和周边可以利用的自然条件。他经过探索，发现种西瓜可以有比种粮食更高的经济效益。

于是，1994年冬天，他将自己大路旁的一丘大田三亩，翻耕成了“西瓜垄”，让土地经过冬季的冻酥，好在早春栽插西瓜。

开放后，杨宗一曾经被政府培训成了“农技员”，对农业科技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买来种植西瓜的书籍，按照书上所说的方法，进行西瓜种植。这一年，他的西瓜获得了满意的收成。满田的西瓜，一般都在20斤左右，大的居然有30斤。他看着丰收的西瓜，以为自己的劳动可以得到丰硕的报酬了。

由于他是清明边用塑料小弓棚育的苗，刚到小暑，西瓜就已经成熟。这样早的西瓜，价格很好。他挑到街上去卖，一次只能挑四到六个，根本不能适应批量销售。于是，他只好请来手扶拖拉机，用拖拉机运到街上去卖。可是，村边能行拖拉机的道路，都是泥土的，开拖拉机的说拉不了许多，最多不能超过一千斤。其实，街道上销量很小，一拖拉机近千斤，根本没有办法卖得掉。

这样折腾了几天，他与开拖拉机的协商，要将西瓜运到县城去卖。这一天，他装上了约八百斤西瓜来到县城，而县城里像他这样卖西瓜的人很多，这么一车，也还是难得脱手。

于是，他叫拖拉机开到山区的村庄去卖，因为山区人种西瓜的上市时间都比较迟。这样，经过了十多天，总算卖掉了大部分的西瓜。虽然营销成本不小，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接着，市面上西瓜踊跃上市，价格越来越低廉，他还有许多好瓜，便没有了远销的价值，只好做了“不变钱”的处理。

杨宗一经过了这一番忙碌，最后算账，除掉了所有费用，取得了930元的收入，与种稻子比较，效益虽然好了一些，但却忙碌得多了。而且，据有经验的老农说，西瓜的种植地不宜重复，否则会发生多种病害，难以治理。这样，他种西瓜的计划也就终止了。

九

杨宗一种过了西瓜后，觉得种植业不是很好的致富路，于是，便想进行“养殖业”。

他看到附近农民们常常放养成群的鹅、鸭，而且都好像有不错的收入。可是这些人都是野外放牧，不仅辛苦，而且养殖时间漫长，还需要专门的劳动力。他因为要以种粮为根本，不能完全从事这样的事业。他在销售西瓜的时候，看到了城郊的地方有的人在圈养鸭子，不需要专门的劳动力，数量可以随意，效益好像很好，因为那些从事圈养的人，总是继续着进行，于是，他认为圈养鸭子应该能成为种粮同时的兼业。

于是，他买来圈养鸭子的书籍，认真地研读起来。书中将鸭子的品种，饲喂方法、营养要求、疾病防治等内容都说的比较完整。他根据自己的情况，着重研究起品种和饲料配方来。

1995年春节前两个月，他特别到芜湖市买来了120只英国“樱桃谷”白鸭，根据喂养要求，他在粮食加工厂买来碎米、皮康，在饲料公司买来豆粕、鱼粉，再从建材场弄来一些石粉，认真地按照要求配制了“混合饲料”，用圈养的方法，试养这一百多只鸭子。他的饲料是根据鸭子不同时期对营养要求配成的，效果很好，鸭子只是四十多天，就达到了出栏标准，每只都在四到五斤，生长速度平均每天都是一到二两，饲料与鸭重比，差不多是二比一。

春节前的腊月二十，杨宗一开始出售初次喂养的鸭子。他每次挑着十多只鸭子，但是总卖不完。而且待卖的鸭子还正在增重，到春节边，单只都有八斤了。年三十，还有二十只没有卖掉，只好继续圈养着。

开年后，市场一直没有销路。到了元宵节后，存下的鸭子身重居然增长到了十二斤。这么重的鸭子，大家都觉得稀罕，居家的人能买的很少，说“这是洋鸭，没有当地麻鸭好吃”。最后，他只好降价卖给了饭店，才算完成了这一遭养殖鸭子的事。一账算下来，每只鸭子平均只有四元的纯收入。

鉴于初次“樱桃谷”鸭子的养殖，为了市场可以欢迎，杨宗一计划改养当地品种“麻鸭”。

1996年初秋，他在自己湖边的小田里搭起窝棚来，在青弋江镇一次性买来当地麻鸭苗200只。他还是用自己配制的饲料进行圈养，效果也很好，也就只是两个月，鸭子身重达到了三斤，是出售的标准了。他知道黄墓渡附近养麻鸭的人很多，这样的鸭子，在那里销售会比较慢。于是，他将鸭子挑到村东南的山边小镇谷口出卖。

他养的鸭子毛色鲜亮，肉多，比较好卖。但是，谷口也是“露水街”，每到八点后就没有多少人了，他总卖不完。不过，谷口到县城有班车，来往很方便，因此有许多贩子。他挑到镇上的鸭子，卖不完的，常常给贩子买去。这样一来，他这次的200只鸭子在一个礼拜内就卖完了。算账后，每只鸭子利益也有三元多，而且比第一批鸭子时间短。他觉得还应该继续养殖麻鸭。

双晚稻子即将收割时，他又到青弋江镇买回500只麻鸭苗，到了春节前一个月都可以出售了。这次鸭子多了，对于如何及时出售完，杨宗一动起了脑筋。他觉得完全给贩子，大头利润给了贩子，应该自己到县城卖卖看——既然贩子们能去卖，肯定会比谷口价格好。

腊月十八，他和自己的女儿挑了三十只鸭子去县城。来到菜市场，刚刚歇下来，居然来了头十个“买鸭子”的人。他们每人拎一只、两只，他父女俩挑去的鸭子一会儿全拎完了。欲给他们过秤时，居然都各自“鸟兽散”——这么几十只鸭子就这样全被拎走了，而且抓不住任何人。杨宗一急得傻了，正不知道如何处置时，却来了一个人。杨宗一仔细一看，来人居然是村上原来的人，但是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那人见了宗一，说：“宗一哥，是你呀？”说过后，马上嚷起来：“你们一个一个都别跑，都给我把鸭子送回来！”嗨，他的话真灵，只是这样的一嚷，那拎走的鸭子全部又都送了回来。

原来，这人是宗一村上李老大的小儿子，乳名叫小兔子。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共产风中，他们的父母都死去了，他姊弟成了孤儿。宗一的母亲常常照应他们，他们对宗一母亲很尊重，因此宗一与兔子印象是很深的。共产风后，他姐姐在麻桥成了家。不几年，他们兄弟仨都到他姐姐那里去了。他离开村庄时，只是十多岁，已近三十年了，村上人都不曾与他们相见过。好在人的“老模样”还在，因此他与宗一见面时，都还能互相认识。宗一的鸭子“失而复得”，非常庆幸，马上拎了一只鸭子，送给了他，并且向他表示感谢。兔子客气了一番，说：“我在村上时，你妈对我家人那么好，我这是应该的。”后来，听人说，兔子就是这班地痞的头子，所以，他才有那“呼而即应的魄力”。

在那菜市场卖鸭，没有“小镇露水街”的情况，一天到晚都会有销售的机会。有一个人一次买了三只鸭子，总价三十八元，给的是百元大钞，结账时找了他六张十元的票子。十多分钟后，他又跑回来，说不买了，把鸭子退还给了宗一，将找给他的钱拿了出来，折成了四折，说：“你把我给的钱还我，你找我的钱还在这里。”他的女儿接了递来的钱，好像还是原来的，便将他给的百元大钞退给了他。这个人走后，他女儿数了数退回来的钱，居然只是二十元，少掉了四十元。宗一及时寻找这个人，却再也无寻处——这样，硬给骗去了四十元！

这一次的折腾，杨宗一想想，诚实的种田人，真的不容易适应变化诡异的生意场！

这一次县城卖鸭回来，杨宗一算了一下账，虽然被抢，被骗，与在边近小镇卖，还是有点好处。只是，到县城卖，路远，情况复杂，需要更多一些心眼才行。

县城卖鸭回来后，他想，这一批五百只鸭子，像这样的去出售，要卖到猴年马月？于是他想到了“社会分工”一词：一个人不可能将社会上的事都做全了；贩子赚钱，应该也是他们合理收入。于是，他主动找到贩子，这500只鸭子，除掉自己卖了少数外，都给贩子去了。

十

经过了这些折腾，杨宗一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却知道了用生意挣钱，是具有专门学问的。实践证明，自己在生意方面，还只是“学徒”。但通过这些经历，他多少也知道了一些其中的内涵，也对这些行情有了不忍舍弃的兴趣。更是为了激活自己的经济，他还要在种好粮食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养殖业的探索。

于是，他决定进行鸡的养殖。因为养鸡可以在自己房子周边进行，要是养蛋鸡的话，周期比较长，容易管理。为了能够将鸡养得理想，他特别又买来了养鸡资料。

1997年初夏，油菜籽刚收上之时，他买来了100只鸡苗，用油菜籽壳给苗鸡做铺垫的材料，不想，还真是很理想。他还是自己配制复合饲料，小鸡生长得很兴旺，到了一公斤左右，他处理了公鸡和一些不够标准的母鸡，还剩下40多只标准母鸡，便留下来做蛋鸡。这样的处理，他初期投资养鸡的成本也回来了。

为了让鸡多生蛋，生好蛋，他按照资料说明，制作了“蛋鸡笼”，将鸡关进笼子里产蛋。他这样的做法，到了初冬时，40来只鸡，每天都可以产30多只的蛋，耗费的饲料比放养也有节省。于是，他体会到了“笼养蛋鸡”实在的优点。

这一年，从初冬到春节边，鸡蛋产量都很正常，每到周边小镇去卖，都很受欢迎。春节到了，蛋产量还在高峰，应该正常饲养才是。但是，他凭经验知道，老鸡（产蛋的鸡）到了春节后不容易处理，而且价格会大幅度下降。从经济利益考虑，必须在春节前将产蛋鸡全部处理掉。因此，他只好“忍痛割爱”，春节前处理了所有的产蛋鸡。

通过这一年的操作，他得出了养蛋鸡的初步经验：买回苗鸡到处理完公鸡和残次母鸡，这一阶段养殖成本便收回了；之后，母鸡下的蛋，可以保持所养鸡的整个投资；最后剩下的母鸡出售获得的钱，便是养殖利润了。这一年，他出售不足40只的产蛋鸡，卖出了1200多元，比种西瓜、养鸭的利润都高。

于是，他连续着进行了五年的蛋鸡养殖。但是越到后来，鸡病越多，越难防治。找了许多养殖资料，都是说同一块地方不适应长期饲养同一种家禽，因为微生物、矿物质会严重缺乏，影响养殖效益。事实是，到了第五年，他饲养的鸡，发病几乎是“防不胜防”，药品投资很大不说，还解决不了问题。他是住在水网的圩区内的，没有空旷的余地，这样，第五年的鸡养过以后，他结束了养殖业。

在养鸡的那些年，鸡生蛋了，他几乎是天天上街，将街上鸡蛋的行情了解得很熟悉。以致他的鸡蛋、老鸡都能很好的销售，也了解到了农村人到街上做生意应该怎么做的方法。

十一

杨宗一历来以农业为根本，终年劳动在田间，朴素的目标是“衣食饱暖”。当他在得到了温饱以后，看到村上许多人推倒了在生产队时期建造的“土墼墙省草屋”，建起了砖瓦房或者钢筋混凝土小二楼，在城里谋发展的人，在城里买了房子，买了小汽车的情况后，再看看自己，还是住在老旧的平瓦房里，不免觉得落伍，也想做点“发展”的表现——是啊！人类总体上都有“向往高处”的心理，杨宗一不是世外高人，自然脱不了这个窠臼。

他当时住的瓦房，还是他当队长时生产发展了以后，自己制砖建造起来的。眼前虽然跟不上形势，却也还勉强能住。这时候，他住房东侧的住户，选择了新的宅基地，建筑了新的楼房后，要将原来的一层水泥与红砖建筑的平房连同宅基地一起出售。杨宗一知道了情况后，想到了自己有两个儿子，应该要给他们每人谋有一处房子和宅基地才是，于是，便不打算马上改造现有的住房了，而是与卖房人接触，买下了他的房产。再几年，他又有了新的积蓄后，才将自己的住房进行了改造，他这才有了提升一步的住房。

这样，杨宗一认为：我与从前相比，应该也算是发财了。

1996年杨宗一参加了他的宗族宗谱的撰修工作。从宗谱的字里行间，他发现历代祖宗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天灾与人祸，经历了多灾多难。联系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已经阅读到的资料，包括书籍，却都没有看到系统地记录或者描写农民们实际生活的内容。他还发现，世界上任何事物，如果没有文字记录，仅凭口口相传，是无法让后人了解的。于是，他萌生了奇特的想法，要将自己所了解的农村真实情况疏理出来，进行撰述，将近代农民们曾经的生活，具体地写出来，好让后人有所了解。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却又觉得写了总比不写好，因为世界上能写的人，多不是真正的农民，难以书写出真实的农民来。

2010年，杨宗一已经逾越六十岁了，他的孩子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他自己生活负担不再是很重了。特别重要的是，国家放开了粮食市场，稻子只要收上了，没有了卖不掉的忧愁。不几年，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还完全免掉了各项摊派收费。于是，杨宗一觉得可以实行“书写农民”的理想了。这样，他为增加经济所做的种植业、养殖业都停掉了。

不过，他的身体还没有真正衰退，适当的体力活仍然可以胜任，觉得不能完全丢掉了挣钱的工作。于是，在农闲时，便也与村民们到城里打工。他打工时，工资正在陆续地增涨，本来五十元一天，很快涨到了八十元。而且国家对农民工有了保护政策，只要是做了工，工钱有保障了。不过，在他的主导思想下，他的打工只是偶然的事了。这样，他自己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的与书文打交道的时间。

最近几年，杨宗一在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完全摈弃了所有挣钱的想法，甚至将分给自己的土地也交给政府流转，只经营着不方便流转的小块土地，以资平常的生活来源。他认为，他所设想的“写出农民的曾经事”，比挣钱的意义大得多。他先用笔写，在看到社会上电脑普及时，便购置了电脑，开通了网络，自己将自己网进了曾经的生活探索和文字的组织中。通过头十年的疏理与探索，他已经写出了他所能了解的农民们生活的系列文章。

杨宗一给自己立下了规矩：身为农民，书写农民，力争让历史记住农民。于是，他摈弃了冗杂事务，连玩牌也免掉了，一味地“咬文嚼字”。他说，这也算是开创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