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在法官宣告后天结案陈词之后，他得了一场不算很严重的感冒，就是咳嗽有些猛烈，咳嗽一旦咳起来，他的肺都要咳出来了。

他居住的郊区里突然出现了一批来历不明的人，更为奇怪的是，这里没有港口，没有船渡，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外来人口呢？而且他们脸上的神情极其萎缩、沮丧、充满了恐惧。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喜欢咳嗽，也不是说喜欢吧，他们就是有咳嗽的习惯，常常跟你谈话谈到一边，他们就会无可奈何地把脸扭过去，咳一会儿，然后再回过头来继续与你交谈。

他还发现这一批散落在郊区与商业中心的外来人口，他们的英语很标准，口音听起来有点像伦敦的腔调，但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肯承认自己是从伦敦来的，虽然他不知道伦敦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封城，但是据说有瘟疫在伦敦活动着，他很快就能把瘟疫与伦敦外逃的人口作一个串联。伦敦人流落他乡，在这个国家过上了异乡人的生活。白天很优雅地排队领取救济食品，中午又很文雅地与其他人在交谈着，谈吐方面确实很温和，到了晚上他们再领取一次救济食品，他们就会回到由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说到廉租房，黑泽明很快就想起了国家还有失业补贴金可以发放，他第一次与第二次去领了两个星期，后面他就再也没有去。因为很简单，那些开支是政府为贫困者准备的，他有律师楼在支撑着经济命脉，尽管生意很不好，纯收入也很低微，他过上这种清贫的生活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他很清楚自己不能与其他人争夺这些由政府发放的资源。他一度很欣赏也很喜欢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的复兴计划》，尤其是解决了房子的问题。克里斯仃拿到了由国家分配的房子，虽然空间是小了一点，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维持生活的。她很快就从“1874”搬离，她很感谢黑泽明这段时间为她提供了居住的地方，有了政府房子，她就可以不分昼夜接客，当然这种事情是很低调的，在登记资料的时候，她在职业空白处那里填上了事务律师，她当然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她的真实职业，生活窘迫贫困的原因她只写了一个，律师楼的生意不理想，每个月的薪酬太低，无法使她过上正常的生活，房子被银行给收走了，失去了居住的地方。因此，她没有领取政府救济金，但是她却住在了廉租房里。

在她搬离“1874”那天，黑泽明还帮她收拾行李，她则显得有些迷茫，整个人坐在床上发呆，一句话都不说。

黑泽明在收拾东西期间，在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了大量的避孕套与避孕药，他惊讶地问着：为什么你会准备那么多避孕套？

她回过神来，回答着：噢……是这样的，有些男人不记得带避孕套在身上，他们又不肯下去买，我只能预先为他们准备吧，免得破坏了和谐的氛围。

他觉得很奇怪：不是，你准备了避孕套很正常，可是你都准备了避孕套，为什么还需要避孕药呢？难道现在的避孕套的质量变得那么差了吗？你知不知道避孕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

她无奈地解释着：你以为我想啊？有些男人就不喜欢戴套，总想体验真空上阵的快感。

他委婉地说着：他不肯做安全措施，你大可以不做他的生意。

她咬牙切齿地说着：我现在不是接官司案件，不是说不做就不做，反正他们肯加钱，无所谓了。

他沉默了，她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某些感觉：嘿！别把我想得那么糟糕，我辛辛苦苦工作也是为了钱罢了。

他反驳着：如果你不是为了钱，那才是真的恐怖。其实你没有必要申请廉租房，你在我这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走呢？

她很纠结地搓着手掌：老是住在你这里，我过意不去，况且我还是做那种工作的，肯定给你带来了不少困扰。搬出去也好，这样就不怕打扰到你。

他很抓狂地说着：你搬走了以后，新的环境不一定能适应。

她点了点头：我知道，可是我还是要搬走。打扰了你那么久，很抱歉。他没有说话，她看上去快要哭了，说了句：对了，案件貌似快要结束了，我先恭喜你……她很突然地伸手去拥抱他，他没有反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案件还没有结果呢。

她说着：我知道……时间差不多了，我想，我该走了。

他站在阳台窗口的位置，看着她拖着行李，如同负担着沉重的石头那样前进着，他始终在凝望着她，她走着走着，下意识地往回看，视线移动至窗口的位置，他连忙躲到一旁，不让她发现自己的身影。

他知道，那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珍妮特穿着很轻薄的丝质睡衣，黑色的压抑风格，里面空空如也，很容易看到她的胸部，她在烘着面包，同时在煮着热牛奶；辛波斯卡弗则在客厅的中央位置撰写着结案陈词，桌面上摆了好几本法律词典还有好几份类似的经典案例，多半是为了自卫杀人而最后罪名成立的，不过这种类型的案件获胜的概率是少之又少，就算有的被判刑了，受到的处罚也很轻，根本不足以提起。因此她压力很大，一方面她希望成功入罪三名被告，这样对詹斯在工作上有一个好的交待，但是如果入罪成功了，她又担心因此毁掉了三个年轻人的自由与前途。她始终无法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在这一点上，她觉得很困惑，于是在撰写结案陈词的时候，她总是删了又重新写，写完又要改，修修补补，十分纠结。

珍妮特刚刚从英国逃回来的那几天心情总是糟糕透了，这几天她的心情总算恢复正常，所以她才有心情给辛波斯卡弗烤面包，面包烤好了，热牛奶煮完了以后又放了冰块，牛奶的温度很快就适应了。

她把面包与牛奶递了过去，搂着辛波斯卡弗的肩膀，很温柔地问着：怎么样？还有什么事情想不通？看你写的结案陈词写得很焦虑，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辛波斯卡弗不禁调侃着自己：我以前没试过的事情可多了去了。

她好奇地问着：你究竟在担心什么事情呢？

辛波斯卡弗把手里的笔往餐桌上一扔，松了一口气，重新整理着自己的头发，接着她拿起一块面包咬了一口，然后含糊不清地说着：你觉得我在法庭上如此这般指控三个被告是否妥当呢？

她不以为然地回答着：这个是一定的，这可是你的责任呢，你必须这样做，你也只能这样做。

“可是死者的情况很明显是活不久的，这种情形的谋杀其实是不是值得原谅的呢？”

“我不知道，可是死者也有生存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被当作一个牺牲品。”

“牺牲品？我可喜欢这个名词了。”

“对了，早上有电话找你，好像是一个警察。”

“哦，你说的应该是诺曼，他找我估计是某些事情有了眉目。”

“好吧，我很好奇，你说的事情是关于哪些方面的呢？”

“那是关于犹文太被砖头砸死的案件。”

珍妮特手里的杯子瞬间挣脱至地面上，摔个粉碎，玻璃碎片洒满了客厅的地板上。

辛波斯卡弗反应很快，蹲下去，竖起手指，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地面上的玻璃碎片，轻声地谴责着：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珍妮特说话的语气似乎很内疚：真的很抱歉，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你为什么会调查这个事情呢？他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吗？

辛波斯卡弗收拾玻璃的动作很缓慢，大概与大脑正在思考问题有关：嗯……我也不知道，没错，表面上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意外。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意外来得太巧合了，意外发生的时间恰巧卡在我做手术之前，如果我没有做手术意外会不会就不曾发生了呢？如果与我的手术有关，那么意外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如果是这样，是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珍妮特露出尴尬不已的笑容：可是当时的警察已经调查过，在案发现场没有人目睹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一切看起来很平常，所以才会推断为意外死亡事件。

辛波斯卡弗已经把地面上的玻璃碎片给收拾干净，她的拇指不小心被割伤，珍妮特连忙帮她护理着伤口。她说了句：我也知道没有可疑的地方……可是我心里总有一种感觉……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或许是因为我太想念他了吧？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偏激行为的猜测。所以我委托了诺曼为我展开调查，抽取意外死亡事件的宗卷进行重新研究，既然他现在有了新的发现，我想我也应该去见他一面。

珍妮特很紧张，急着说着：慢着，你明天就要做结案陈词了，你现在应该集中注意力，集中精神处理剩余的工作。调查的事情往后再说吧。

辛波斯卡弗很快被说服了，点了点头：你说得也对，估计他没有查到很可靠的线索……

珍妮特把装着玻璃碎片的袋子提了出去，走到街口的拐弯处，有一个垃圾房，平时六点钟就会有一辆卡车专门回收这些垃圾，把垃圾送到堆填区，现在很显然还不是卡车到来的时间，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把垃圾提出来，但是她的确这么做了，不过她的心思倒不在扔垃圾的上面，她突然露出一副狰狞的面目，从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刀子……

在结案陈词的之前一个夜晚，黑泽明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撰写词稿，很显然，他无法集中精神，在狭窄的房间里，时不时会散发出来自克里斯仃身上的气味，使他情不自禁想起她的模样，他撰写词稿的同时，会出现幻觉与幻听，妄想克里斯仃仿佛还在房间里。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朋克的感觉，于是他敲开了具有西班牙裔少女的房间。

她的房间里摆了一台小巧玲珑的电视机，看样子是从二手市场淘回来的，左上角的玻璃碎了一片，信号接收不好，偶尔会传来很沙哑的电视破音，她很专注地观看着美国的综艺节目《黄金女郎》，尽管画面的素质很差，但她还是很沉浸在其中。在他看来，看电视已经属于比较安全的一种娱乐方式。在外面仍然流通着身分不明的伦敦人，当然不止是英国发生了人口输出的问题，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瘟疫爆发的时间其实持续了一年，欧洲各国对瘟疫的管理貌似不是很专业，整治方案错漏百出，过于放纵群众热爱的自由，给社会造成了一种不可估计的伤害，到了现在，瘟疫似乎已经变异，他们再也无法控制病情，于是出现了人口大量逃出的情况。过去的难民是从美洲逃到欧洲，或者是非洲逃到欧洲；现在则是欧洲纷纷逃到美洲，尤其是中部地区，这一隐患问题显而易见。

在约翰逊提倡的《伟大社会复兴计划》之中，可没有想过要照顾从其他国家逃过来的难民。

普通法院

所有人已经到齐，黑泽明有些紧张，乔治·威尔则显得信心十足，老爵士就比较嚣张了，他根本就不曾紧张过。

法官从外面走了进来，坐了下去，看他的样子很疲劳，一坐下来就敦促着：主控官，你可以开始进行结案陈词。

辛波斯卡弗站起来，朝着陪审团鞠躬着，把早已经写好的词稿竖在架子上面。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本案是我做检控官有史以来遇到过最残忍最血腥的一宗案件，它有着相当奇怪的故事。四个年轻人一起去登山冒险，结果在路途中不幸迷路，在饥荒侵袭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彻底的绝望与沮丧，他们想要活下去，他们只想着与命运做斗争，不肯轻易放弃生命的主动权。对于这一种倔强的生存意志，我认为是相当令人敬佩的，可是很遗憾，他们选择活下去的代价竟然是杀害结伴同行的朋友，活生生杀了他，而且还把他身上的肉煮熟，分而食之。吃人肉向来是只存在历史的浪潮之中，当时的社会文明还没达到一种程度，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奇怪，无可厚非；可是到了21世纪仍然存在吃人肉的现象，那么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尽管三名被告声称，他们在决定牺牲死者之前是曾经做过严谨的思想交流以及讨论，他们很清楚地指出，死者是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挽救他们，如果事实真的如他们所说，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追究的地方。但问题是，他们所说的一切就是事实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如此伟大，牺牲自己来救同伴？如果我们对此有所怀疑，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疑三位被告的供词。他们三个所提供的内容大致相同但又不尽相似，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我们很难分得清楚究竟是谁在说谎，谁在客观陈述事实；还是说他们都在说谎？根本没有人在陈述事实呢？我们无从考究，因为当时的现场只有他们四个人，除了死者之外，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的人就只有他们四个，他们无法做到供词统一一致，相反是错漏百出。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呢？另一方面，被告们纷纷指出，是被告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他们，关于这件事是否属实，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就算死者当时提出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三名被告是否有权力剥夺他人的性命呢？被告们声称，当时已经没有食物可供他们食用，他们正在饿肚子，饱受着痛苦的折磨，仿佛已经到了那种没有东西吃就一定会悲惨地死去的境界—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一个人在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情况下，是可以坚持三天到四天，尤其是没有食物是可以坚持到四天，被告们在经历着饿肚子的时长最多就是一天多几个小时，他们就声称无法忍耐饥饿带来的痛苦，认为自己随时会死去，所以在死者同意自我牺牲之后，毫不犹豫地将其杀害，蚕食他的尸体……我觉得很荒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当时哪怕没有食物，再坚持两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被告们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想过要坚持忍受着痛苦，他们只知道杀戳，牺牲同伴，以最短的时间内分食他人的尸体……这种轻率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口口声声指出，是为了活下去，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吃掉同伴的肉，难道同伴的生命就不属于生命了？牺牲了同伴的生命就可以称作为生存吗？难道同伴就不应该活着？他就没有生存的权利？他有，只不过他的生存权利被三名被告给无情夺走了。他们似乎对生存这个名词有着很大的误会，建基于牺牲他人生命的大前提所形成的生存是不可以被理解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擅自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更加没有权利残害他人的生命。如果为了救一个人而牺牲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这种情况还能算救人吗？同样有人牺牲了，只要有人牺牲，这个逻辑就不能成立，因为条件不允许，理由也并非很充分。因此被告们抗辩理由是围绕着生存作为大前提，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要救自己就要牺牲其他人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况且我们还不能完全认为，死者是否自愿自我牺牲，还是他们先谋杀再将其尸体食之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不能禀着主观的意念去看待该案件，我们的目光不应该仅仅是放在被告们可怜的遭遇上面，我们更应该去感受死者对于生命的哀嚎，对于生存的渴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去判决该案件的实际性质。无论死者的生存意志如何，我们都不能擅作主张结束他人的生命，这样无疑是违反了人权，我们渴望自由同时也需要自由的高度。在种种事实陈述的大前提下，在这里，我恳请法官大人以及陪审团判三名被告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她指着三名被告，态度十分坚决，随后她就坐了下去。

黑泽明侧过身子念叨着：全部让你给说完了，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