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卿老师

赵玉卿老师，出生于1934年，比我年长14岁，2019年虚龄86岁，是我辍学时候的老师。虽然我们之间只有不到一个学期的师生关系，因为是我在学校时的最后老师，所以，在我的经历中刻骨铭心。后来，他被学校开除，与我一样，都做了农民，但因为没有联系的缘由，长时间里，他或许忘记了我们这层关系，而我却是牢记着的。

不过，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还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后来，他到他儿子新的住处三山镇去了，难得联系，因此再次断了来往。现在听说他得了中风病，生活失去了自理，想来是真正的“日暮西山”了，因此写这篇文章回忆他。

我是12周岁1960年的秋天辍学的，那是我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开学后第五个星期一早上的事。当时，小学是两个阶段，一到四年级是初级小学，五到六年级是高级小学。我入高小时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是六元钱，可是，母亲将她所有的储蓄都给了我，只是两元钱，还差四元，学校不给新书。我非常焦急，赵玉卿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也很着急，叫我想想办法。当时教室里没有课桌，学生用的课桌都是自己带去的。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家有个老式抽屉桌，带来做课桌可以吗？”赵老师说：“很好，你带来吧，也可以算你学费。”当天下午，他就叫另一位同学与我一起，将还是我老太太制作的抽屉桌抬到了学校教室里，叫我写了张卖桌子的领条。我缺四元的学费，这桌子就作了四元的价格，于是，我有了课桌，也有了新书。

因为我的学习状况赵老师还满意，渐渐地对我很是关心。学校离我家是两公里路，我早饭后去上学，中午回来吃饭，放晚学后再回来，每天必须步行四趟。每顿饭在食堂里打糊，都只是如米汤一样的一碗菜糊，喝下肚走到学校肚子里就没有东西了，因此，我常常饿得发昏。赵老师知道这是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的“低血糖”症状，于是，他告诉我，头昏的时候千万别乱动，趴在桌子上，等头不昏了，才可以活动。

开学后的第二个礼拜的一天，放学回来，我被暴雨淋了，而且在途中的“弓背石桥”上摔得头破血流，回来患上了严重感冒，有一个礼拜没有去上学。赵老师特别到我家访问，在我家，他与我和我的父母语重心长的谈话情形，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孩子不懂事啊，看着雨来了，也不知道躲避一下；以后我们学校要招呼学生注意这些事呢。”

我们村本来有十多个与我一样读书的人，这时候，就剩我一个还在坚持，其他的人都放牛了。因为放牛的人可以有多于配给口粮百分之五十的补助，还可以找到“野食”。我当时饿得像瘦猴，几度浮肿，性命游移在饿殍之旁。鉴于这样的情况，我特别多次进行了“亲身体验”，对放牛产生了兴趣。经过反复考虑，即为了活命，我自己决定辍学放牛去。

我经过再三斟酌后，那个星期一早上在食堂喝了一碗糊后，便来到学校，在赵老师办公室里，我向他说明我父亲叫我放牛，我不能念书了的话。赵老师对我突然的辍学很不理解，用十分“意想不到”的神色，看着我离开了学校。他那样的神色，不亚于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远去，而依依不舍。正因为这样，我对赵老师当时的印象十分深刻，至今不能忘怀。

其实，我的辍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主张，是万不得已、无可奈何的举措，因此我与母亲都大哭了一场。这一层，赵老师是不知道的。这件事，在我写的《农家沧桑》第二卷第三十章里有详细叙说，这里就不赘叙了。

我辍学时，赵玉卿虚龄26周岁，我辍学后与赵老师完全没有了联系。但是，我知道，他的家在外滩圩埂南，夫人是“程家祠堂”人，当时是否生育了孩子，以及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我不清楚。不久，我听说，他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摘了一个南瓜，实在也是为了家里人活命的原因，被人检举，学校说他偷窃公共财物，随即将其开除回家做了农民。这件事，他自认为是失败而耻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不肯说出来，因此，我也无法了解其中的详细情况。

1989年我在良种场办的米厂进行转手承包，立秋后，赵玉卿主动承包了米厂。从此后，我们才有了联系，而且还比较密切。

其实，那时候的小型米厂，在盈利上已经是“捞尾子”的事了。但是开放初期办米厂的都捞到了一些利润。到这时候，因为办厂的人很多，竞争厉害，利润越来越小，再后来只能是微利，甚至无利可图了。然而，赵玉卿因为初期在对河的黄塘公社办过米厂，并且挣到了几个钱，因此，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在营销上起码比初办米厂的人“本事大”。又因为他家是在我这米厂的附近，以为方便生产与管理，于是，主动要求承包了米厂。

他与米厂定好承包协议后，当即交了五千元承包金，开始经营米厂。可是，他的货源和销路都没有形成，勉强艰难地经营了几个月，便没有了销路。他请原来在我办的米厂里工作过、对我们在外省的业务熟悉的亲戚，做他的帮手，这时候决定将业务向往外省延伸。但是这个帮手因为家务事的原因，脱离业务时间比较长，在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也难以找到货主。

然而，我所经营的米厂业务还存在。为了延续业务，我到江苏启东汇龙镇，即启东县城常驻，接洽其他厂的货源，应付货主。那一段时间，我的业务做得有声有色，对赵玉卿有着影响。

1989年冬天，赵玉卿与他的帮手，装了一船70吨大米到了启东，找我给他销售。

对于赵的到来，我是很热情的。我正在联系货主时，他与他的帮手也在联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想建立自己的业务网络，还有怕付给我们代卖大米酬金的原因。

那时候，开放已经有些年头了，在人人下海捞钱的环境下，骗子到处都是，法律多是虚有其名。当我给他联系的货主来看货时，他却说他们已经联系好货主了。我当即告诉他，把米卖掉不是难事，难的是要及时的把款子收回来。我怕他不能理解，还再三向他解释其中的原因。

可是，他把米卖出去后，居然没有拿到货款。七天后，他觉得问题严重，叫我给他去要货款。当时，我们卖米的人都住在“如皋旅社”，其中多是安徽人。于是，我邀请了我所认识的人，有舒城的，庐江的，是七个人，整整坐满了一辆面包车。

他当时是将大米卖给了一个自称是某公司的“经理”，订的合同三天内结清货款。我们去的时候是货卖出后的第七天。我们到达了那进货的商店时，他的大米还差不多都在，只是卖了不足半吨的样子。我们这一班人，像是“气势汹汹”，店家看到来头不对，态度很是“客气”，说有话好说。我要求他马上给钱，要不然及时还给我们的货。那米店就在河口，赵玉卿的米就是在那码头上卸的货，如果将货退回来，是很方便的，顶多只是用几个搬运费。

那店家将赵玉卿找到另一处，他们进行着“内部”协商。而后，赵玉卿来对我们说：“店老板说，今天经理出差去了，两天后就能回来，他回来后一定结清货款。我就再等他两天吧。”我们这一班满怀兴趣来到这里的人，听了他这样说，一身劲只好泄了下来，又开车回到了旅社。

第二天赵玉卿还到了那店里，说经理还没有回来。第四天，赵玉卿又找我，说再给他去要货款。我又找了能找到的三个人到了那里，可是，他店里已经没有他的大米了，他的米已经被分发到各个分店里去了。店家仍然说经理没有回来，只有他回来了才可以给钱。我们看看现场，已经没有米了，再说什么都没有用，只好让赵玉卿等候那经理去。

此后，赵玉卿天天都去那店里等待经理。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见到。而且那店里人也不理会赵了，说我们的米款已经给了经理，你找他去吧。

赵玉卿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向当地法院起诉那经理。当时被骗的绝不止赵玉卿一个人，世面上不仅到处能见到被骗的人，就我附近与他同样被骗的还有好几个。这些“故事”我写进了《常在同创业记》的文章里，那文章写的是另外一个人，但确是真实事件。

当时大米（粳米）卖出的价格每市斤是0.87元，赵的一船70吨是121,800元，就这样被骗去了。他连续找了法院三个年头，都被“找不到具体人，无法处理”，只好不了了之。

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很紧张的，这些米款，都是他凭着自己的信誉赊得当地农民的稻谷钱。为这次损失，他全家全力以赴，经过了七年之久，才慢慢归还掉。造成了家庭经济极度困难。

我对他这样的际遇非常同情，但是也没有办法为他取回卖米的款。不过我们从此竟有了很好的往来。在我撰写《农家沧桑》时，他因为也是亲身经历者，加上我总是以老师的口吻请教他，他对我的写作做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为我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资料，给我的撰写内容增添了一些宝贵素材。因此，如今回忆起来，我总是感激他。

赵玉卿的妻舅是我们山河村的党总支书记。2019年9月30日为庆祝国庆，村里召开党员大会，散会后，我向李书记打听赵玉卿最近情况。他说：“现在，他已经是老年痴呆了，大小便常在身上，我小姐姐时刻不能离开他，累死我小姐姐了。”我听了这话，心情很沉重，因此把他的相关事迹进行回忆，写出文章来，以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