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 三先生

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人陪伴。这些伴侣，是随着岁月与环境而变更的。我在生产队时期，虽然有着众多的伴侣，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大先生与三先生。他们都只是普通的农民，当时天天在一起，虽然很熟悉，可是写起来却觉得没有突出事迹，因此，文章立了题目后放置了许久。

农民虽然是社会低层人群，而低层人群中，也有精明出色的人物。我当时的生产队中精明出色人物，要以“大先生”和“三先生”为显著。

按照中国的习惯，先生者，虽然也可以是普通百姓，但是有别于普通百姓，起码比普通百姓应该更具有文化知识。而我这里所说的大先生、三先生，并没有特殊的知识，都只是初小的水平。要是硬要说他们有特殊知识的话，那就是农业知识。论起来，这种知识也是了不起的，可是，社会上只有农民承认，上不了大雅之堂。因此，农民中有知识者，基本上没有先生之称号，就算有，也只是农民自己对他们的敬称，有的还带有调侃的味道。

这里所说的先生，虽然是大、三之称，却并不是兄弟俩，而是不同姓氏的两个人，并且，三先生比大先生还长两岁。那为什么会这么称呼呢？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兄弟排行中是第一与第三。

然而，他们都有着对生活哲理理解深邃的特点。因此，在日常生活里，所有言行，都让人钦佩，具有榜样作用，加上都识得门面字，而被人们称为“先生”。

大先生姓孙，乳名老虎，兄弟两人，排行第一，孙大虎是他的大名。他具有中等偏瘦的身材，精悍敏锐的眼神，虽然名叫“大虎”，在他的生平里，并没有“虎气”，有的只是平素温雅的习性。他在以宗姓为群体的村上，算是“单门小姓”。因为他与他的父母本来住在隔壁邻村，共产风并村时，他一家都来到了我们村上。共产风结束时，他担任着村上三个生产队中一个生产队的会计，他全家都回本来的村庄去时，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还挤在共产风中别人房子里。1961年单干后，做了三间草房，娶亲成室，成为了我们村上的一户人家。

我们村上在不同时期，有着数量不同的生产队。共产风刚结束时是三个生产队，三年后是一个生产队，七年后是两个生产队，开放后分田到户时是四个村民组。在一个生产队时期，因为有个原来的大队会计在四清运动中被整上“四不清”下了台。因为他是大队会计水平，被选着当任了五年的生产队会计。此外的时间里，孙大虎都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会计是文职人员，这也是“大先生”名称由来的主要原因。

孙大虎自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先生，只是人们在交往中，有时候才叫他“大先生”，多少带有诙谐的意思；而在比较慎重的情况下，大家还都是叫他本来的名字。

孙大虎秉性耿直，对人对事能够处以平常心，对任何人，即对风云人物和普通的人，都是一样的态度，因此在漫长的生活里，他总是与人们相处得很和谐。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妻舅殷茹，是江城师范大学教授，为躲避武斗来到他家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期间他也只是待之如家人，没有特别的殷勤，更没有引荐与当地风云人物接触。

他当任生产队会计的时候，很少专门利用生产队劳动时间进行会计业务，只是在年终分配时，才专门地做几天。平时的业务，都是在晚上或者休息的日子里进行。劳动工分虽然在他手里记录，却从来没有因为做会计业务多给自己记过工分。而且从来没有标榜过“为公事做贡献”的言行。时长日久，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会计事务不算劳动”的自然现象。

然而，那位从大队会计位置上因“四不清”退下来的会计，在他当任会计期间里，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家里专门进行会计业务。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大先生其实是在长期的为生产队里做着义务贡献

大先生在农业生产上是十分能干的人。他的力气只是普通人的样子，而手脚却十分灵敏。无论做什么农活，都是上乘。劳动中总是循序渐进，不慌不忙，文质彬彬的样子。任是又脏又累的活，不仅做得得心应手，还总是雅致利落。这也是他“先生”雅号的又一个原因。

当时农民插秧是关键性的技术活，他插的秧苗速度虽然不是很快，却苗正行匀，衣服上清雅干净；掼起稻来，每次的把子好像不多，但是，打得干净，稻粒都落在禾桶里，没有外撒的现象，而且速度比捋大把子的人还迅速；修筑圩堤，他挑土的担子虽然不是很大，却总是行走在人们前面。在生产上，他是真正的行家，处处被人们尊重。分田到户后，他千方百计地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使自己的生产能做在季节的前面。

大先生言语不多，但凡说话，都在道理，所提议的生产方案，适应生产实际，是生产队筹划生产的重要智囊。虽然没有特殊的事迹，却是人们经常咨询的师资。

大先生1997年因为患上了胃癌离世，享年六十三岁。他虽然只是个平常人，至今人们谈起他，还都是念念不忘他的容貌和言行。

三先生姓尤，本名叫尤雍富，比大先生年长两岁，排行第三。有兄弟四人，分别叫做荣华富贵。

三先生也是中等偏瘦的身材，且具有熠熠生辉的眼神。文化程度与大先生相当，都是初小的样子。三先生的特点是“点子多，都有用”，但脾气有点“折僵”（劝不醒），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为了自己的意见而与别人争高论低。生产队时期，在生产管理上常常能拿出巧妙的方法，被人们称为“诸葛亮”，“三先生”的雅称也因此而来。不过，他那折僵的脾气，人们对他常常有敬而远之感觉。

三先生“无师自通”，居然能够做木匠手艺。虽然算不上“能工巧匠”，却能够制作实用的生活、生产上的工具，常常为生产队制作、修理农具，也只是记与普通社员一样的工分。

当时，农业生产完全是人力与畜力，机械化刚刚起步。1974年秋天，生产队长觉得脚踩打稻机脱粒稻子非常累人，而手扶拖拉机在那时候却闲着，便与三先生商量，他们居然用拖拉机的动力改装成了打稻机，使稻子脱粒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也大幅度减轻了劳动强度。

生产队时期，人们劳动只是“背着太阳过天，只要记上了工分就行”，生产上没有什么效率。为此，上任不久的年轻队长与三先生商量如何能提高劳动效率。他居然与队长琢磨，“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活承包、强调质量”的方法，使“永远赶不上季节”的生产状况彻底改变，生产产量几乎翻番。当年对国家就有了“骄人的贡献”，劳动者的收入还大幅度增加。使“永远做不完的农活”变成了有长时间的空闲。队里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兴趣剧增。

生产上来了，人们的经济收入有了提高，又有了闲暇的时间，人们便想到了改造自己窘迫的住房。因为，长期以来大家都住着土墼墙房子。土墼墙的房子不仅难以装饰，更是怕水，人人都羡慕砖墙房子，但是由于窘迫的环境与经济原因，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

这时候，有退伍军人从南方带回了“箍窑烧砖”的技术，简单实用，适合个人制作。生产队长发现了这一技术后，便与三先生商议，如何自己也来“箍窑烧砖”。三先生听了，琢磨了一下，便来了兴趣，说我们这土墼墙的房子，住着总不放心，现在生产队常常放假，利用放假的时间，自己制砖，是能够把土墼墙改造成砖墙的。于是，他及时制作了一些“砖模子”（制砖用的模具）。1978年秋天，队长本人第一次“箍窑烧砖”，居然制成了两万块实用的红砖，接着，三先生也烧了一窑；此后全村许多人都这样做。几年后，社会开放，大型砖瓦厂普及，人们才没有再自己箍窑烧砖。

在人们普遍改造住房的时候，社会当局组织村民进行“村庄规划”，即将人们座落凌乱的住房进行有规则的安排，还要将散住在村外田野里的人家迁移到村庄里来。这样，每个村庄都成立了“村庄规划小组”，三先生被选在本村规划小组内。

规划小组在规划好村内人们住房的同时，也给村外住户安排房址。我们村在村庄外的住户是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在迁进村时，先由他们自己选择建房地址。

村外的住户在田野里住习惯了，还想在村旁田边选择宅基地，因为这样饲养家禽家畜可以节省饲养成本。三先生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在满足了他们要求的情况下，却也设置了有效措施，对常年的庄稼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先生的农业技术很高，各项农活都做得上乘，对生产季节很敏感。分田到家后，拖拉机还没有普及，双抢中，他为了能赶上最佳季节，居然冒着酷暑，带着儿女，用锄头一锄一锄地挖翻早稻档，栽插双晚。那些年，他家十二亩水田约有一半是这样插上双晚稻秧的。

三先生脾气“折僵”，对于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难以迁就，总认为自己比别人理解得全面。脾气是人的秉性，难以更改，然而，他处事能够统观全面，使他所处的事务，常常会取得理想成果。因此，他的精明，是值得称道的。

三先生与大先生一样，烟瘾都很大，经济再紧张，每天都得吸一两包劣质香烟。三先生患上了咽癌后，早于大先生两年逝世，他俩的享年基本相同。

人生如梦，回想往事，如影视画面历历在目。大先生、三先生都是人群中的精明者，他们所作所为，都被当时人称颂。

三先生比大先生的事迹似乎更加突出，虽然脾气折僵，而他的精明是无可否认的。

纵观人生经历，只要能够秉持做有益事的行为，就算是平凡人，也会被人们长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