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活的变迁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所谓金钱的崇拜，指的是一种信仰，即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这种认识在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期以来，由于农民们经济都很拮据，因此，总被社会认为是人生最“不成功”的人群。

我所在的这里，是江南鱼米之乡，历史上富裕得让世人称赞。我出生在共和国诞生的前一年，从我经历的人生中，觉得现在的农民，在经济方面，也算是发财了！

我小的时候，农民们获得了解放，解除了旧社会苛捐杂税的负担，又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国家宣传的美好未来的鼓励下，我的父辈们对未来寄托着美好的希望，每天都在田地里辛勤劳动，虽然还是沿习着旧社会的习惯，但他们精神上都非常乐观。我那时只知道快乐的玩耍，没有对吃饭的问题有过任何的考虑，父母们也没曾说吃饭有什么难处。只是，大多数人家还住的是草房，人们的穿着多是“破衣烂衫”，不到过年，我们也没有新衣服穿。

1956年秋天，我读小学了。父母对我说，“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到时候就能读书了，我们却连学堂门也没有进去过，你要珍惜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当然很高兴，学习兴趣也高，学校的老师们都热情地教导我们，我的语文算术两门功课都让我自己和老师满意。

1957年暑假中，我所在的学校四个老师中有三个被打成了右派，关起来了两个，只回来两个，其中一个本来是共青团员，回来时却是右派了。学校又调来了两个小青年，教学的方法变了，我们的课上的很乏味，加上约一半是劳动课，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淡然下来。

这时候，已经办起了小食堂（以小队为单位的食堂），但是还基本上吃得饱。到了1958年，实行小村并大村，合并小队，成立中队，办起了大食堂。推行“厉行节约”，按大小人分级配给口粮、发给饭票，食堂的规模是一个中队，初办时是500个左右人口（后来人们为了谋求生路，跑出去很多，加上死亡，最后只剩下200个左右人口）。我们做学生的。说是配给半斤米一天（并逐渐减少，最少是二两八钱，有几天每顿仅发十六粒蚕豆），是六分饭票。可是，食堂里干部、炊事员们都要吃饱，还要养活他们家里人，我们实际吃不到所配给的份量，吃的质量很差，感到很饿了。与我一起入学的人，纷纷辍学去放牛——因为放牛有口粮以外的补助，还能够找到野食。

到了1959年，口粮进一步紧张，村上与我同时入学的七个人，就剩我一个人还在读书。从这一年的春末夏初起，食堂里供应的吃食，只是清水里漂些杂菜野草，很难见到米粒。这时候，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浮肿病肿到了胸口时，就会死去了。那时候，村上几乎天天死人，有些日子里，这个人死了还没有抬得走去埋，那个人又要死了，埋死人居然有了“专业队”。

中队为了缓解死人的情况，在公社医院要来了两个实习医生，设立了“医疗室”，给浮肿病人治病。其实，浮肿病是因为缺乏粮食所致，医疗室向中队要求了病号伙食，救活了一些人。但是，中队无法长期设置“病号伙食”，浮肿病人还是纷纷死去。这一年，我两度浮肿，所幸两度进入医疗室时，都得到了“病号伙食”照顾。由于我正当少年，生命力强，在医疗室的关照下，活了下来。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里，我们其实是在鬼门关上逡巡，能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对这段经历都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1961至1962年我们这里实行着“责任田”，就是政府把本来已经收归集体的土地划分到私人家里耕种，目的是缓解共产风后，人们没有耕种的力气，怕土地长期荒芜。可是，农民们根据那些年的经历，思想上不相信那是真的“分田给自己”，以为是苟且举措，不少人不肯认真耕种，第一年还是没有脱离饿饭的困境。到了第二年，看到政策稳定了，才都郑重地种着分给自己的田。也是这一年，从初夏上季收上来后，大家才解决了没饭吃的问题。

1963年起，又实行集体生产，叫生产队（农民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生产队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了1981年，差不多是20年。在这漫长的20年里，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这里因为只是说农民经济，且不说运动的情况。当时的生产队是“自负盈亏”的体制，生产好坏，直接关系所在队的农民们具体生活。无论生产如何，都必须先完成国家征购（农业税和订购粮）任务后，才可以进行社员分配。生产队生产状况，好与歹差别很大，好的生产队可以做到社员吃饭有基本保障，而差的生产队，每人年平均口粮常在300斤以内，工分值0.25至0.30元之间，他们长期地要为吃饭问题伤脑筋。我当时所在生产队的生产，是附近中等偏上的，经济收入虽然很拮据，吃饭在尽可能节约的情况下，基本上还有保障。这里将当时我的生产队社员实际收入情况概述一下，以说明当时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

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个比较大的生产队，有480多亩水田，常年总产稻谷，在20万斤上下（到生产队后期，由于化肥、农技的推广，亩产量提高得与“纲要”规定的800斤相接近了），征购任务七万多斤，240个左右人口，110个左右的出勤劳动力。年终分配，平均口粮常在450至500斤之间。粮食分配中，政策规定，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给劳动工分分配。

在年终分配时，如果是人口稍微多的户，或者因为“家运不好”，那一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工分做少了，就会是“大超支户”。所超支的钱如果拿不出来，就要扣押口粮，等拿了钱来，才可以称回去——因为生产队所分配的物资，都作了价值，分给的粮食没有款子“买”，分配就不能兑现，进款的人就没有款子可以进（具体见《生产队时期的生活水平》一文）。

而当时的政策是非常严肃的，规定人们只能在生产队里做工，不允许做任何挣钱的事，连饲养家禽家畜，也有严格规定。如果谁违反了，轻者会被没收“非法所得”，稍微“上纲上线”，则要被政治斗争。因此，农民们除掉在生产队劳动工分收入外，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这些超支款怎么办？着实难坏了为数不少的超支户们！每到年终，或者到了春上还拿不出钱称口粮的，都急得团团转，演绎出了许多艰难的生活窘剧。

当年在一个生产队的农民经济状况都是一个模式，基本上没有穷富差别。因为只能在生产队得到工分报酬，平时根本谈不上用什么钱。日常必须的开支，只好千方百计另外想办法，比如养几只家禽，生几个蛋出售。如果遇到“大事”，如婚丧，或遭遇到了灾祸，便是很难办的了；孩子读书，虽然很便宜，也很难对付；想添新衣，是非常难的。

当时的物价用现在的标准衡量，都是很便宜的：食盐0.15一斤；猪肉0.73一斤，官价大米0.139一斤；细布（棉布）0.27一尺，等等。但是，除食盐以外，都是凭票供应，数量非常少。假设能敞开供应，农民们也无钱可买。公共汽车也有了，我们这里到县城是27公里，票价是0.65元。就是这样的物价，农民中标准劳动力劳动一天的报酬，完全不计算吃喝，也只可以买一斤猪肉；如果上一趟县城，回来的车费就不够了！

约20年的生产队生活，农民们年复一年的过着。因为已经是“饿不死”了，比共产风强多了，大家也都认为“生活提升了不少”。加上政治宣传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展望未来，前途光明”，大家还常常歌颂幸福，循规滔距地生活着，但也经常地说，要是哪一天能不为吃饭犯愁，就算是发财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邓小平的主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万里来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这一年的冬天，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看着这样的形势，私下订立了生死状，将集体的土地分到家里耕种。此事反映到省里，得到了万里的默许（当时没有张扬，大形势上仍然是坚持大集体生产）。附近农民们看了，“跟好学好”起来。1981年春天，我们这里的农民们看到临县农民分田到户没有犯法，不顾当时公社书记的压制，群起而动，只是在“一声响”的时间里，便自发地把所在生产队的土地都分到了自己家里，从此，开始了个人种田的生产。

分田到户后，农民们的稻谷产量直线上升，每亩年产量（包括复种作物产量），很快由原来生产队标榜“上纲要”就算了不起，而达到了两千斤以上。并且还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农民们是勤劳的群体，便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着粮食以外的多种生产，并且把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环境。仅仅一两年时间，市场商品便丰富起来，本来凭票供应的商品，变得唯恐卖不掉。于是，门类繁多的票证，很快便失去了作用。城镇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进入了新阶段，大幅度地提升起来。

开放后城市进行着空前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许多农民看到这样的机会，在忙好自己的农业后，便涌向城里，做起了农民工。接着，一些农民在城里找到了比做农业更好的挣钱门路，干脆放弃了农业，做起了在城里挣钱的人。初期，农民们进城是被限制和歧视的，但是，为了挣钱，农民们顾不了这些歧视条规，忍辱负重，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环境。

事实上，城市大规模的建设，是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于是，农民工成了新的环境里新的人群。如今分田到户接近四十年了，农村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经济大户，一般的农民也都没有了衣食之忧。当然，普通农民与其他阶层的人比较，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最显著的一点是，农民们没有养老金保险（只有象征性的养老补助，月仅近百元）。农村里人与人的经济差距也拉大了，有着贫富不匀的情况。但是，因为大体上都不再愁吃饭困难了，为数不少的人在城里买了房子，还有了自己的小车。所以大部分农民们都认为，现在也算是发财了。按照罗素的“尺度”，如今的农民比以前算是“成功”多了。

改革开放后，农民们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奋斗的经历，有目共睹，我不需要在这里再连篇累牍地叙说了。我因为是农民，对农民们经济地位的提升，有着切身的感受，因此，自不量力地撰写了76万多字的《农家沧桑》和14万字的《三农今昔》，叙述了农民们一百多年来，以及生产队时期到现在的沧桑变化。这两本书已经出版，在百度上能够搜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行阅读。通过阅读，是能够了解近代农民们具体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