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产风”

【题记】1957到1960年，是中国历史上共产风时期。这里几篇是叙述共产风的文章，仔细阅读，会对当时情况有个基本了解。

“大跃进”后来称作“共产风”。是指从一九五七年秋冬起，到一九六零年冬天止，由大跃进运动，在农村掀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种政治风暴的简称。

大跃进是在“反右派”的运动后形成的。凡是被打成了右派的人，都是专政对象，被政府关押、管制。紧接着掀起了“反右倾”运动，所谓“右倾”，就是与右派有相似观点，讲真话、做实事，不习惯说假话、盲目跟风的人。

为了避免被专政，人人都怕被“右派”、“右倾”攀扯上，只得跟着狂热的政治风潮周旋，哪怕黑白颠倒、是非错位，都得狂热地表示拥护与赞扬。于是，风云人物个个讲假话、大话，公共场合处处是狂热的口号，颂扬的歌声。趋炎附势者做着荒唐的事，竟然标榜是“创造奇迹”。而且“奇迹”一个更比一个奇，于是，整个社会失去了理性，人世间没有了常理，人的心理被极度扭曲。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中国农村出现了狂热的洪流，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实现农业全面大跃进！”“消灭私有制，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等等，于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飙掀了起来。

为了掀起大跃进运动，政府挑选紧跟形势的人当干部，“带领”（其实是强迫）人们进入大跃进运动。很快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手段是：“严厉打击落后分子，大力表彰先进标兵”，消灭私有观念，推行“共产主义”，私人财产完全公有化，劳动不计报酬，实行集体生活，一个中队设一个食堂，所有的人在一起吃“大锅饭”。

农民们在共产风中遭遇了亘古仅有的灾难。本来，农民们并不是“软柿子”，不会随便让人捏（欺负）的。但是，政治形势一天比一天“红火”，谁稍微有点抵触情绪，马上就会被揪斗、管制，要是再“硬”一点，叫做“还不老实”，很快就会被整死。当时死个人与死个蚂蚁也差不多，就算是冤死的，也算正常，冠冕堂皇的说法是：“革命哪能不死人”？

共产风的惨景是怎么形成的呢？

共产风是从农业生产集体化开始的。集体化一天比一天扩大，生产单位先是小队，到了大跃进时，合并成中队，很快，又实行了“人民公社”化。

共产风中的中队，是最基层的组织。“中队”是由好多个合作化时期的小队合并的。规模是五百个左右的人口，不足的，进行“小村并大村”。被并的人家自己房子全都放弃，由中队任意处理；小村里人安插到大村里居住。当时的农户，本来就没有宽绰的住房，忽然住上了好几户，拥挤不算，环境还龌蹉不堪。

共产风中有个民兵师阶段。什么是“民兵师”呢？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看到大陆被大跃进弄得民生艰难，要“反攻大陆”。共产党为了防备他“反攻”，实行“全民皆兵”——将全体农民都组织成了民兵，行政上实行军事化建制，县级叫民兵师，以下是团、营、连，“连”就是本来的中队。普通百姓，都是民兵，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命令化、生活集体化”的三化管理。因为“军事化”实在特殊，只实行了不足一年，然而，却是“共产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为总的形势是大跃进，普天下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农村主要劳动力都被征去、或者逃去“大办工业”，主要是“大办钢铁”。凡是在“工业战线”上的，生存条件都比在中队（包括连队）好得多，在中队难得活命的劳动力，差不多都到工业上去了，因此，田地荒芜。

干部们为了应付疯狂了的形势，天天吹牛皮，牛皮吹得越大越奇，便越是“大跃进的模范”，谁不跟着狂吹，谁就当不成干部，一些已经当上了干部的正直人，因为跟不上形势，便被当作绊脚石，毫不留情地“搬”掉了。于是，亩产万斤、好多万斤粮的“卫星、捷报”满天飞。

尽管干部们吹得天花乱坠，但是农村田地处于荒芜状态，没有幻想中的粮食，又得向国家上交，人们吃饭便实行“按人定量”，叫做配口粮。配的数量很少，美其名曰“增产节约”，继而又说“厉行节约”。整过共产风期间，配给人们的口粮常规是一天半斤米，顶少的时候是二两八钱，甚至完全没有大米，以其他东西代替。有那么几天，每餐配给十六粒蚕豆。

须知，当时的农民做的都是重体力劳动，正常情况下，每一餐需要一斤（500克）米左右才可以吃饱。这一点口粮，农民们无法活命。而干部们在“狂飙”驱使下（当时养着众多干部，就是为了掀起狂飙），不管人们死活，将人们管制得极严，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强迫人们不分白天、黑夜，晴天、雨天，都必须在田间劳动。人们无法弄到配给粮食以外的任何食物，被逼到了绝境，纷纷成了饿殍。当时的小孩，不是被饿死，就是被遗弃了，普通农民没有婴儿出生。

当干部的，其实也是人，也需要粮食才可以活命。本来，他们并不是疯子孬子，所以胡作非为，实在是为了自己免遭灾难，加上他们有着狂热、盲从的本性。他们手中有权，在大食堂里公开吃饱，还让家里人也能吃得饱。他们当中甚至有孩子出生（那时候出生的孩子，不用查问，绝不是普通农民的孩子），说明他们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

共产风中，能当上干部，是十分幸运的事，干部的胡作非为，是形势的必然；“干部特殊化”是当时的特点。没有这个“特殊化”，共产风的狂飙也就掀不起来。普通百姓对于干部，只能是“羡慕、惧怕、恨”！

这样恶劣的环境持续了三年半，有的地方人口损失百分之四十，有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国家也没有粮食供应城市非农业人口了，只好予以纠正。在纠正时，幸存的普通农民，也都到了岌岌可危的境界，要是再继续半年，农村里所剩的只能是当干部的几个人了！

农村共产风是亘古仅有的惨景，是空前的，大约以后也不会再有，也能算是绝后的。凡是经历了共产风的人，都能体会《皇帝的新衣》不只是童话。

共产风中，人类社会关系被全面扭曲，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了亲情。人们为了活命，只能自己顾及自己。绝大多数夫妻、父（母）子、兄弟姐妹无法相恤。亲戚断了来往，传统的老亲，都丢失掉了。由于没有吃的，社会上历来要饭的花子也绝了迹（不了解情况的人居然说，没有要饭的，是社会的进步）。总之，农民百姓在共产风中的环境，比地狱也不如。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元帅，当时特别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写了万言“上言书”。其中有：“谷撒地，芋叶枯；丁壮炼铁去，我为人民鼓与呼”的话，说出了一些真实情况，但也为他自己招来了巨大祸殃。

共产风是在和平环境里发生的“人为灾难”。人们都说，这场灾难完全是应该避免的，却不幸广泛地发生了。这就是人们在剧烈的运动中，互相造假的后果。人们在感慨、叹息之余，都称这个时期，是历史上的特殊时期！

这篇文章，只是将这个时期的大概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具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仅仅只是三年时间，居然被人们念念不忘，而且还会在历史上永远铭记？欲了解详情，请您费心地阅读我撰写的《农家沧桑》一书。

搬掉“绊脚石”

阅读这篇文章，先得了解被“搬”掉的社会环境，请阅读《什么是共产风》一文。

在共和国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共产党员比老百姓处境好，政治上的景点，非共产党员莫属，因此，一般人都争取能当上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江南初解放时，贫苦农民要想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很容易的事。只要你是贫雇农，听从党组织负责人的话，他就会叫你入党。一些不相信共产党能久掌天下的人，叫他入，他也不敢入，生怕被推翻了的政权复辟后，要了他的命。而一些没有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亦汉是雀子园人，兄弟三人，他是最小的老三。长得“身大力不亏”，是庄稼人的好行家。解放前家庭赤贫，因而不认得字，头脑里没有多少“弯弯绕”，在解放初，就这样地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张亦汉所在的地方没有解放前的老党员，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他就算是资格很老的党员了。成立中队时，他被任命为中队（有一个时期称为“民兵师的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就是中队（或者连队）的第一把手。

社会上的人，历来都是三六九等。在那失去了理性，把荒唐说成奇迹的大跃进环境里，趋炎附势的人胡作非为，一路飙红；大部分人无可奈何，只好随波逐流；一些“不识时务”，试图反抗的人，便被严厉打击，如果没有自己死掉，便会被作为“绊脚石”消灭掉。已经当上了干部的人，要是被认定为“绊脚石”的，便会编派个理由“搬掉”。张亦汉便是遭遇被欺骗的手段“搬”掉的。

张亦汉虽然当着一把手，因为是个诚实农民，无法跟着大跃进的狂飙旋转，只能是天天叫社员们（普通农民）下田劳动，他自己也干在其中。

狂飙中的干部们狂妄的行为，张亦汉不仅反感，而且非常憎恨。他经常说：“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何必要学疯狗，乱咬人呢？”这样，他成了干部中的“另一类”，于是绊脚石的“罪名”随之而来。由于他一贯兢兢业业，他的上司与属下，在找不出他任何错误的情况下，经过周密策划，欺负他不识字，以给他办“救济款”为由，代他写了“要求退党”的申请书，说是为他办理救济款写的申请。在他毫无知情的情况下，把他逐出了干部的行列。

那一天，张亦汉连队食堂里的吴会计，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笑嘻嘻地来找张亦汉说：“张指导员，营部给您安排了一笔救济款，叫您写张申请。我知道您不识字，替您先写好了。现在，请您盖个私章，我给您交到营部去。”

吴会计叫吴先利，是食堂干部中最“中庸”的人，一直没有做过令人憎恨的事，对张亦汉也比较尊重，张亦汉对他印象很好。正因为这样，他被选为了“搬掉张亦汉”的“炮火手”。当时，吴先利所以那样做，其实也是“身处其中”不自由的原因。

当时大跃进的狂飙掀起不久，有钱还能买到东西；再往后，就算有钱，也没有用途，当然也没有“救济款”的事了。这样的好事张亦汉从来没有遇到过，因此半信半疑，说道：“吴会计，这救济款的事，我怎么没有听说呢？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吴会计将早就准备好的言辞搬了出来，说：“我也是昨天去营部开会，营部吕教导员告诉我的。这一回救济款，营以下的几个指导员、连长们都有。不过，吕教导员说，您工作踏实，应该写个申请，好多安排一点。我这才给您写了来。”

张亦汉觉得吴先利这个人做事还算靠谱；对自己也还尊重。因此，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他看了看写满字的纸，审慎地说：“我看人家写申请要救济，也不是一回两回了，都是只有几行字，你给我写的这张申请，怎么有这么许多字呢？”

吴会计说：“为了给您多争取几个钱，我还能怕费事吗？不写具体一点，怎么能争取到多一点的救济款呢！”

张亦汉听了，又说：“营部什么时候想起我老张来了？真让我感到意外，还意外得不敢相信呢！”

姓吴的做贼心虚，吓得几乎乱了阵脚。吞吞吐吐了一会后，还是欺负他不识字，又镇定下来，使了个欲擒故纵的法子，说：“张指导员，您不相信我了？那我就走了，您再找别人写去吧。”说着，抿了抿嘴唇，拿起这张纸要走。

张亦汉见了，果然放下心来，说：“吴会计，你别要见怪啊。既然你说是真的，我不能不相信你。你为我写了申请，劳心费力的，我应该要感谢你呢！”说着，拿出了自己的私章，任姓吴的在这张纸上盖起来。本来，一般的申请只要盖一个私章就可以了；可是，这张申请，吴先利却盖了四五个章，几处写错了的地方，也都加盖了他的私章，末了，还叫他按下了红手印。

张亦汉“写”了他以为是领取救济款的申请后的第五天，营部派来了一位干部。让张亦汉觉得奇怪的是，这位新来的干部不仅不与他这第一把手联系工作，他本来的属下，每天“无事也要三本奏”的，现在也不来打他的照面了。更让他吃惊的是，他在食堂里打糊水，无论拿多少饭票，打回来的总够他一家人喝饱，因此没曾觉得太饿肚子。现在却是拿多少饭票，只能打多少糊水了。仅仅一天下来，他的两个孩子，就饿得像是饿狼，每到喝糊的时候，总是你抢我夺。接连几天里，张亦汉只好把这点糊水全让孩子们抢吃了，他自己只是喝了一点润喉的水，几乎是无食可进。

更加奇怪的是，连部里的干部、食堂里的炊事员们，全都有意识地回避着他。先几天，他虽然饿得难受，还有支持的力量，免强地忍着。第三天，他已经饿得精神恍惚，眼睛放花，连走路都困难了。早晨他去食堂里打糊时，这位从来不曾求人的硬汉，居然低声下气地对执掌瓢把子（打糊）的炊事员说：“请你稍微多打一点吧。”炊事员白了他一眼，打给了他饭票的糊水后，便甩下瓢把子走开了。

张亦汉这才意识到：他自己的地位难道变了？因为这些干部和炊事员们，对他惟恐巴结不上，哪会回避他，更不敢向他白眼的！于是，他觉得应该要向上级讨个说法。

张亦汉来到营部，找到了吕教导员和吴营长。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你自己的事，自己还不清楚吗？倒还来问我们——你不愿意革命，已经申请退党了，我们也派了人去接替你的指导员职务。党组织看你一贯老实，没有追究你中途不革命的罪过，这就是对你宽大了。你还要找我们干什么？”

张亦汉听了，如堕入了五里云雾中，问道：“我什么时候申请退党了？”吕教导员拿出他盖着私章、按着红手印的退党申请书说：“你看，白纸黑字，我们还能冤枉了你吗？”

吴营长说：“老张，党组织已经通过了决议，给你退了党。你现在是普通社员了，回去要服从领导，好好劳动。不愿意做党员，也要做个好社员啊！”……张亦汉气愤得发昏了，他们还说了些什么，居然一派茫然，没有听进去。

张亦汉回到家里，冷静了以后，想想吕教导员拿给他看的那张纸，分明就是吴会计给他写的救济款申请，这才明白自己被欺骗了。他去找姓吴，想要问个清楚。可是，在食堂里却不到，被告知，回他自己家去了。

张亦汉明白，当不当这个指导员倒是其次，可是，没有了这个职务，就没有了喝饱糊水的现实，却是天大的事！当时食堂的饭票是五天发一次，现在是第三天，他为了多打一点糊水，已经所剩不多了，自己饿着肚子，孩子们还如狼似虎地嚷嚷着要吃……于是，他想去找更上一级的领导申明情况，又实在没有力气。这样，他连气愤带饥饿，当即便睡倒了。

第二天早上，他勉强爬起来，到食堂里打了一点糊水，俩孩子又抢着吃了，他仍然没有吃又睡下了。他原来的属下，一位矮小的姓艾的副连长，来到他的床前，乌七八糟地训斥他，并把他从床上拖了下来。张亦汉抖抖瑟瑟地站着，艾副连长跳起来打了他两个脑份（巴掌打在脑袋上），张亦汉站不住，倒了下来，艾副连长又在他腰间狠狠地踢了两脚，再用随手带的棍子，捣了他两下，说：“不当干部就装狗熊；老子打死了你，也算是搬掉了大跃进的绊脚石！”张亦汉实在是不能动弹了，艾副连长将他打倒在床前冰冷的泥地上后，愤愤的、却是欣欣然地扬长而去了。

张亦汉被艾副连长暴打后的当天夜里，便在饿殍的行列中，挤进了阎王爷管辖的境界——结束了他浑然的、四十二岁的生命。这个时候的大跃进，正处在“风头”上，他的死，当然没有任何人问一声“为什么”。

其时，花名册上五百二十多个人口的张亦汉连队，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了，而且每天还死好几个，埋死人居然有个“专业队”。由于死的人多，用尽了可以装殓的材料，多数人已经白宕埋掉了。埋人专业队的人明白，张亦汉忠厚本份，当着干部，从不欺负老百姓，又被骗得丢掉了干部，结束了生命，实在可怜，不忍心白宕埋他。想方设法找了几块烂门板，装殓了他的尸体，抬到才翻耕过的冬板田里，搬些土垡，码了个土堆。于是，众多的新坟堆中，又添了座平平塌塌的张亦汉坟墓！

张亦汉死的简单，只是因为一张自己不明白的纸；张亦汉死的平常，只是许许多多饿殍中的一个。张亦汉的死，是时代的特征，是在特殊环境中，寻常死法的一个人。营部、连部干部们得知张亦汉死了，随心所欲了，便欣喜地说：“我们又搬掉了一个大跃进的绊脚石！”

【资料】

从逃港中看大跃进的情况

大跃进是全国性的运动，所造成的灾难，也是全国性的。这里收录的资料，说明了国内人们为了活生，出现了大批“逃港潮”事件。窥一斑可见全豹，从这篇资料可以看到当时国内的整体情况。

【资料】香港人拯救大陆饥民2017-07-01 时代精神

1962年香港人为救大陆饥民，组成了排山倒海的人墙挡住了港英军警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反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人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带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收录】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