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高昶旭嘴上说，对于冯天娇起诉不起诉郑雅明侮辱诽谤罪，他不加干涉。但是在高昶旭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希望冯天娇也能跟自己一样，不跟下属对簿公堂。

毕竟从身份上来说，冯天娇现在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以前当人事经理的时候，不管位置有多重要，从职能定位上来讲，人事经理也仅仅是一个中层干部而已。

但是现在冯天娇有了新的身份，她是升格后的开发区办事处经理，从职级上讲已经是营业部副总级的领导了。同时还是部务会议成员，也就是说是营业部领导了。

作为部门经理，基本职能是执行单位领导的意图，其实只是一个传动环节中的一个齿轮而已，只是这个齿轮是一个具有承先启后作用、既被别人带着转，也带着别人转。

而领导就不一样了。如果说领导也是一个齿轮的话，那么领导是一个主动齿轮。这样，领导一定要自带动力，而中层干部是可以自己不要动力的，动力直接从领导那儿来，这就是区别。

所以如果冯天娇仍然是人事经理的角色，那么在跟郑雅明的矛盾中，她跟郑雅明算是平级是同僚同事。这样在身份上两个人是平等的，即便是真闹到对薄法庭的那个地步，大家也不以为奇。

但现在冯天娇的身份，已经是部领导了，跟郑雅明这个办事处总经理，在身份上就已经不平等了。现在不管郑雅明同意不同意，他都要接受冯天娇的领导。

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冯天娇跟郑雅明对簿公堂，那么即便是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头肯定是有看法的，是不服气的。觉得堂堂一个营业部领导，怎么能跟自己的下属去打官司呢？

可是高昶旭也知道，正像李经理对自己说的那样，冯天娇虽然是营业部的领导成员，但从身份上来说，她也是普通公民，也跟其他公民一样，有着自己的荣誉权。现在她的荣誉权受到了部属的侵犯损害，他当然有权站起身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权。

当然，高昶旭他自己也跟冯天娇一样，有着自己的名誉权，只是他对领导的名誉权的理解，可能跟冯天娇有些不一样。高昶旭也是听了韩行长的教诲后，才认识到作为一名领导，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拥有相同的名誉权。这叫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当领导，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要有接受别人批评挑刺，以至于故意的抹黑泼脏水。

当然，冯天娇是刚刚提拔到部领导的位置上的，她对于部领导的概念，可能没有高昶旭理解得深。她在人事经理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这个位置给她的身份认同带来了一些惯性。在惯性的作用下，冯天娇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已经是领导者的身份了。

不过，所有这些也都是高昶旭自己在心中默想，在口头上他只能对李经理说，“我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向郑雅明提出诽谤侮辱的自诉。但是对于冯天娇，我不能替她下保证，她有她的情况，她有她的想法。你作为监察室总经理，作为内部处理郑雅明问题的第一道关口，你可以把跟我说的这些，再给冯天娇说一遍。至于她提不提出来对郑雅明的自诉？由她自己决定，她决定以后，咱们再看情况，进行下一步的程序。”

李经理就去见冯天娇，李经理介绍完跟公安局接洽的有关情况，也叫冯天娇看了公安部门下达的对郑雅明的处理决定。

冯天娇作为原来的老人事经理，对于员工的处分情况，甚至比李经理还有熟悉。但是冯天娇并没有跟李经理谈起，应该如何对郑雅明做行政处分的事情，而是若有所思地说，“郑雅明这个伪造裸照的事件，给人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当时，它造成的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应该说比同龄人比同僚，算是幸运了许多。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这一次能够顺利升格，也算是春风得意。但是，辩证法好像就是，人有一得必有一失。”

“从职务上我升格了，这对自己来讲，是职场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值得高兴。人在高兴的时候，就容易晕头转向，容易乐极生悲。”

“其实，这些天我自己也想通了所谓的乐极生悲的道理。乐极生悲，虽然是一句成语，但是却饱含着人生的哲理。这个乐极生悲，从辩证法上来讲，人高兴得过了头，到了顶点，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就会变成悲。”

“这是从主观方面讲，从客观方面讲，你在这方面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全部东西，在你得到想要东西的同时，你必然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郑雅明这个伪造裸照的事件，其实就是给我敲了一个大警钟，他使我一下子猛醒过来，知道虽然这一次蒙承大伙的错爱，我顺利升格，晋升为营业部的领导成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我顺利升格。”

“而我的顺利升格，势必造成了某些人的失意，无形之中挡了别人晋升之道。虽然这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故意，但在客观上造成了别人的停滞不前。”

“所以招人忌恨也就顺理成章，只是这一次郑雅明闹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仅仅是向上级行上级部门写匿名信，发泄自己的不满，我倒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不仅写了匿名信，同时还故意伪造了裸照。他不仅伪造的裸照，而且把裸照发给我的家人，这就有点太卑鄙无耻了，这就超出了同事之间闹矛盾的界限。”

“即便是同事之间的矛盾，如果牵扯上男女关系作风问题，就太有杀伤力了，太容易对别人造成伤害了。现在的郑雅明不仅拿这个问题伤害我，而且要伤害到我的家庭，我的家人。”

“如果说我在无意中，挡了了郑雅明的道，他对我产生忌恨，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他这种忌恨尽可以直接发泄在我的身上，哪怕跟我当面吵架打架，我都可以理解，我都可以谅解他。毕竟从客观上侵害了他的利益，妨害了他的职场生涯。”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把伪造的裸照，发给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蒙冤。你也知道作为男同志，最为在意的不是金钱的损失，不是官场的失意，而是头上戴的绿帽子。”

“郑雅明这种行为，就是故意拿起一顶绿帽子，戴在我爱人的头上。我爱人他有他的交际圈子，有他的职场生涯。他给我爱人寄的裸照，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可以想象我的爱人要承受多大的思想压力？他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呢？”

“所以刚一开始识破了郑雅明的裸照以后，我爱人就找了一帮小兄弟，准备以暴制暴，好好地教训一顿郑雅明。当时我虽然对郑雅明的作为非常生气，但多年的人事工作历练，使我勉强保持了理性，说服了我爱人放弃了以暴制暴的构想。当然，后来我也把这情况告知了高总经理，高总经理也是立主理性对待，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对方的高度。”

“以暴制暴的想法被否定以后，我爱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甚至自学了一些法律知识，咨询了一些律师朋友，他准备到人民法院对郑雅明进行起诉。”

“但是郑雅明狠就狠在这里，明明大家都心知肚明，认定是他制作了裸照。不管是常识判断还是逻辑推理，都指向了他，但就是苦于没有过硬的证据，怀疑毕竟只能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