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琳茨这几天都睡不好，她的精神状态已经处于极度紧张的时期，她食欲不振，无法集中精神思考更多的问题，她没法获得正常的睡眠，于是她非常依赖米歇尔心理医生的心理暗示治疗。这几天她都在其诊所度过的，当然她也知道不可能免费获得好处或者更多的资源，她甚至在诊所担任了来访者登记员的工作。对于来访的人士，她会首先与对方详谈，通过详细的了解之后，然后记录在案，再向米歇尔汇报来访者的具体情况。

其实这些工作，米歇尔一个人也能完全应付，可是她心疼这个孩子，一直处于十分焦虑的状态，坐立不安，她很清楚，她需要分散注意力，例如找点事情来做。弗琳茨不断地强调自己无法在课堂上像一个无辜者那样上课，她看着黑板会出神，看到老师会想起自己惨死的母亲，看到同学会想起自己悲惨的过去，因此她不得不寄情于工作，哪怕是担任很细微的职位，也是她获取精神上寄托的唯一途径。这段时间里，她不可能回学校，她只能一心一意地工作，然后慢慢等待法庭的消息—指控自己的父亲，就那样站在法庭上，只是站着，恶狠狠地指控他—那副穷凶极恶的嘴脸是她没有想到的可能。

那一天随时会到来，她既期待也很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期待的是，她仿佛意识到，只要自己出庭作证了，就能解决内心存在的阴影；害怕的是，她无法想象父亲得知自己指控她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反应。

他一定会很伤心，很失望吧？最起码她是这样想的。

米歇尔给她倒了一杯咖啡，这些咖啡是从德国进口的一种小豆，经过开水的泡腾以后，咖啡会变得越来越香浓，但是口感极其苦涩，一般人加糖是无法忍受的，最起码亚洲人是不喜欢那种苦涩的口感。因此这种德国进口的咖啡豆只会供应给欧洲、非洲以及中欧地区。

米歇尔是拉丁美裔，她喜欢德国的一切，尤其是柏林，她渴望以后能在柏林过上退休那样的生活。爱尔兰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就是安全度不够高，尽管已经独立，爱尔兰空军仍然会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

我们暂且称呼这种行为—极端主义的行动影子。

弗琳茨尝了一口德国咖啡，貌似没有反应，很快就接着尝了第二口，眼睛瞥着桌面上的杂志，她突然意识到米歇尔在盯着她看，她连忙放下咖啡的杯子，好奇地问着：干嘛这样盯着我看？

米歇尔愣了愣：没有……我只是觉得……那么苦的咖啡，你是如何忍受的？我自问已经很能忍受苦涩的味道，但是首次喝这种咖啡的时候，我还是完全喝不下去，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慢慢适应这种苦涩的咖啡。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你竟然很轻易就接受了这种口感的咖啡。

弗琳茨苦笑着：我也不懂，为什么会喜欢苦涩的咖啡，大概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其他的感觉了。

米歇尔当然明白她所说的那些事情：放轻松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弗琳茨低着头，很苦闷地说着：你不懂的了，没有什么事情比指控自己父亲更为糟糕的了。

米歇尔只能鼓励她：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做，或许会留下很多不好的影响，也许这些影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残酷的战争，我们每一天都在战争，与不同的敌人在进行着战斗，我们要的只不过是自由罢了。

弗琳茨点了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

米歇尔接着说：我可以答应你，等这一次的事情结束了以后，我再给你做长期的心理辅导，当然不收取你任何费用，不过放假的时候，你要过来帮忙。

弗琳茨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这算是等价交换吗？

米歇尔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我可不这么认为，众所周知，我需要一个聪明又机灵的私人助手。

两人很有默契地笑了，这时候诺曼警官慢悠悠地来到门口，轻轻地敲响了木门。

米歇尔靠在弗琳茨的耳边说着：你瞧，战争马上到来了。

弗琳茨苦笑不得地说着：我的天啊！

由于第二天就是出庭作证的日子，诺曼特意挪用了公款，为弗琳茨提供了酒店的住宿，这酒店专门是为证人出庭作证而建立的，希来伯酒店是联邦政府投资建设，但只是占了40%的股份，虽然所占股份并不多，但是仍然可以让身上肩负出庭作证责任的证人优先获得居住权。

也不知道诺曼是不是间谍电影看多了，他产生了一种“他人会被迫害妄想症”，他坚持调动联邦政府的部分军队埋伏在希来伯酒店附近，以策万全。对于他来说，弗琳茨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尽管他已经将证人列为保密行列，他仍然担心消息会泄露。这个证人是十分关键的一步，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出错。因此在出庭作证的前夕，他表现出了处处小心翼翼，非常谨慎的令人崩溃的状态。

在出庭作证的前夕夜晚，他亲自在酒店的房间里陪伴着弗琳茨，他与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很显然她的心思并不在这里，她常常眺望窗外的风景，回答问题也很不专心。

他们聊了过去的文明，聊了美国目前所经历的灾难。

他不敢想象，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年纪幼小的女生，竟然懂得如此之多的历史。

她对这些倒是不觉得奇怪：对于一个少女来说，除了上课就是躲在房子里阅读，她懂的事情很多难道不应该是正常的？

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很严肃地站着，低着头问：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懂得太多，反而会很不开心。其实你不应该接触这些东西。

她很平静地陈述着：如果你真的希望我避免接触不开心的东西，你就不应该逼我出庭作证。

他毫无歉意：这些事情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你是唯一的知情者，你应该出庭作证。

她再次强调着：他可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在我的记忆中形象非常不堪，他仍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无法想象是他摧毁了这个家庭，我更加无法想象他会是一个冷血的屠夫。

他貌似也出神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想象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的名单已经递交至法官那里，明天你就要出庭作证，你已经没有逃避的可能。

她趴在窗台那里，很无聊地玩弄着窗帘，两眼发光那样，自言自语：什么都替我选择了，这也叫为我好？你难道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难道你可以为了法律的公义去伤害其他人？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法律精神，那么我可就要大跌眼镜了。

他愣住了，他发现自己再也说不过她，他拒绝继续交谈，站在窗口面前吸烟，很不耐烦地用脚跺响了地板。

她对他的存在极度不满意，开始了逐客令：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

他还在坚持着自己的行动：不！不行，你是最重要的证人，我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她威胁他：如果你还不离开，我随时可以改变初衷。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还不能强行逼人出庭作证吧？

他很生气，也很无奈，法律确实很讲究人权，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方不是真心诚意想要合作，说不定她会像二战时期的意大利那样，在最关键的时刻倒戈相向，要么就是临时退缩直接不作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最糟糕的，可能会直接给控方带来难以想象的影响。这案件是他亲手处理过的，他不能让这宗案件出更多的意外。因此他只好忍气吞声那样，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他离开她的房间，手里拿着香烟，掸了掸烟灰，走到楼下的大厅，阿MAY跟在他旁边质问着：怎么样？她的情绪还好吧？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你给我屏蔽附近地区的所有信号，我要让她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络。

她深感疑惑：可是现在……

他立马作出停止说话的手势：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她与我谈条件，无非就是想利用法律来约束我的行动，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要警惕。境外势力我们仍然要提防。我们受命于联邦政府，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

他的目光慢慢充满了疑惑与不安……

在出庭作证的前夜，似乎特别平静，每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那一夜的命运仿佛早就注定了。

早上，联邦法院的车辆开到酒店门口，在警察的陪同下，弗琳茨上了车，这一次她再也无法对沿路的风景产生兴趣，她闭上眼睛，就像虔诚祈祷的少女那样，祈祷着担心发生的事情永远也不要发生。但是她又怎么会知道，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呢？

车辆很安全地将她送到法院，所有人仿佛进入了一级戒备那样，手里拿着装备，很谨慎地陪同着她进入了证人的等候室之中。

普通法院

辛波斯卡弗摇摆不定，在走廊上显得很焦虑，她已经尽量克制住内心的慌乱。

诺曼迫不及待跑去法院找她，向她做出一切没有问题的手势，示意她可以放心。

帕特丽夏饶有兴趣地说着：怪不得你那么有信心，非要与我对抗到底，看来你是掌握到了十分充分的证据。不过没用，没有人比我更懂辩护了。

帕特丽夏笑着笑着，率先走进了法庭。

弗琳茨此时正在等待着庭警的通知，焦虑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断地徘徊着。越是距离开庭的时间，她就越是慌乱，她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可以克服那种恐惧，但是她很快就发现这些只不过是自己的过分盲目信心所导致的现象罢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就紧张得不行，在她再次走动，身体出现了大幅度的摆动的时候，从她身上抖下了一张照片，那是她小时候的照片，属于过去时光的一种纪念。

她蹲下去捡起了照片，目睹了父亲在小时候的伟岸形象，那时候的他双眼充满了慈祥，温柔的说话方式，忽然大笑的嘴脸使她的回忆得到了唤醒。她傻笑着，手里握着这张照片，双眼陷入了沉思，她貌似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也找到了前进的指路明灯。

就在那一瞬间，她做出了一个十分令人叹息的决定—临阵退缩。

随着法官的木槌敲响，法庭内的听审者纷纷站了起来，朝法官鞠躬着。

书记员宣读着：马科列夫案件现作第三次公开审讯。

约翰·温斯洛普：检控官，你可以开始传召证人。

辛波斯卡弗站起来，双手摆在了腰间的位置，温文尔雅地说着：法官大人，我要求传召本案的目击证人……出庭作证。她目睹了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是一个绝对诚实可靠的证人。如果没有她，这宗案件是不会产生结果的……

就在这个时候，安娜慌里慌张，神色凝重地跑了进来，朝着法官点了点头，然后在辛波斯卡弗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她听完之后变得惊讶无比。

法官催促着她：主控官，请你继续传召证人，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辛波斯卡弗勉强地展露着笑容，很艰难地说着：没错，我们接下来要传召的这个证人是十分关键的人选，她可以带我们找到事情的真相，重新复原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是很可惜，就在刚才，我接到一条十分不幸的消息，控方证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不知所踪，因此案件无法再继续审讯。在这里，我恳请法官大人允许控方将案件押后三天再度审理。

帕特丽夏很严肃地站起来大喊反对：辩方在此之前已经给了足够多的时间，让检控方去寻找证据与证人，现在控方证人突然失踪是控方的工作失职，不代表这样可以拖延审讯的进度，这样对我的当事人是十分不公平的，因此我强烈反对控方将案件押后审讯。

辛波斯卡弗不甘示弱地反驳着：法官大人，控方绝对没有浪费纳税人的时间的意思。只不过是目前出现了一点点的小问题，我们需要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况且控方已经一再强调，这个证人是本案最关键所在，因此我认为绝对有必要押后案件审讯，否则所谓的公平审讯就无法展开。

两人同时强烈地要求法官支持自己的建议，法官很不耐烦地敲响着木槌：鉴于本案件出现突发情况，本席现在要入内堂商议相关的事项，有请控辩双方进入内堂。

所谓的法庭内堂其实就是用来处理律师与检控官发生的矛盾的缓冲地带，所有不同的司法意见都只能在内堂里进行辩护。在历史上，最漫长的司法辩护是在1968年的皇家司法制度相互辩护的案件，当时的精英律师们在内堂里辩护超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该案件审讯时间已经横跨了四个年头，最终才尘埃落定。

约翰·温斯洛普很不满意地叫嚣着：检控官！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辛波斯卡弗低声地解释着：我的证人在即将出庭作证的几分钟之前突然消失了，看样子她是临时产生了恐惧而逃离法庭的。

约翰·温斯洛普摇了摇头：听着，我不关心你的证人跑去哪里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案件还能不能继续审理？

辛波斯卡弗勇敢地保证着：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只不过要等到我找到证人之后才能继续审理。

约翰·温斯洛普惊讶地问着：这怎么可能？我不可能答应你这种荒谬绝伦的要求。如果你的证人永远都不出现，我们这个案件是不是就要永远押后审理了呢？

辛波斯卡弗皱着眉头说着：很显然这种荒谬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帕特丽夏从刚才进来到现在，倒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低着头默默吸烟，到现在为止，她已经抽了两根烟，她把剩余的烟头丢在地上，用脚踩灭了火苗。

她好奇地问着：你一句找不到重要的证人就要把案件无限延后？我觉得你在故意戏弄我们。

辛波斯卡弗很激动地说着：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约翰·温斯洛普很不高兴地说着：既然是这样，控方的证人要出席，但是案件不能押后，你可以先让其他的证人出庭作证，我允许你保留一位证人的位置，同时案件押后三天审讯，如果三天过去了，你的证人还没有找到或者不能出庭作证，那么我就不会考虑案件继续往后押的可能。

帕特丽夏还想挣扎一次，但是约翰·温斯洛普却不允许她发言：本席已经决定了，不用再多说。检控官，我希望你的证人到时候可以准时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