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英听完高昶旭的话，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当然希望高昶旭现在就跟自己一起，走出检察院的大门，先恢复人身自由再说。

至于恢复名誉，那是以后的事情。而且即便是要恢复名誉，人在外面，享受着很多的自由，才可以做更多的事，才可以给自己恢复名誉，争取时间，也创造必要的条件。

如果人在检察院，要想做到这一点，那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即便是检察院真的查你查错了，要叫检察院当众给你恢复名誉，何其困难！人家带你走，就肯定有带你走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几乎是唯一可以获得自由之身的渠道和方式。

如果你坚持要叫检察院查清楚，证明你自己无罪，让检察院当众给你恢复名誉，那就等于是在明白无误地向检察院叫板，向司法部门挑战，那就有赌气的成分了。

问题是你自己可能是在赌气，但是作为人家办案部门办案人员，想到的却是在公众面前，在社会上的自身声誉问题。你自己能量再大，毕竟势单力薄，是以个人的力量来抗衡司法部门的力量，司法部门的权威，这里面的难度，当然可想而知了。

作为社会历练，社会经验，都比高昶旭丰富得多的周培英，他深知其中的道理。但是要想说服高昶旭，尤其是当着办案人员，来说服高昶旭，又有许多不便之处。

比如说，办案人员讲无意之中发现了高昶旭的其他线索，这个线索到底是什么？办案人员不讲，检察长更不方便讲。那么这个线索是真是假？就只有高昶旭知道了。即便是高昶旭想要告诉周培英，在现在的场合，现在的时间，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高昶旭说到的恢复名誉问题，却也使周培英有了某种共鸣。就像他们电解铜厂的遭遇一样，当时如果不是高昶旭挺身相助的话，那自己的厂子，很有可能，就变成别人名下的财产了。

虽然自己知道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是你不可能见一个人就向人家诉说一番。把自己变成祥林嫂，别的人也不一定相信，因为毕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同样的道理，如果高昶旭就这样走出检察院的大门，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还是待罪之身，也还是取保候审，尾巴还留着，什么时候人家愿意揪你的尾巴，就会来揪一番的。

更何况，能揪你尾巴的人，不仅仅是办案人员，不仅仅是司法部门。你的下属，你的同事，包括你的上级，都有可能利用各种机会，来拨弄一下你的尾巴，给你足够的羞辱！

设身处地替高昶旭想一下，处在他那样的地位，又是那么年轻，如果真的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他这个营业部总经理还能不能做得成？即便是能做成，影响在部属在上级的心目中，已经定了格。也许，上面会考虑叫他挪动一下位置，这是最好的结局。

所以，周培英权衡各种情况，问高昶旭，“你确认你要这样做吗？作为老大哥，我对你的建议是，先取得人身自由，其他的，以后都还能说。”

高昶旭也理解周培英的好意，“论社会历练社会经验，我都不如你。按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来见我，并且做通有关方面的工作，为我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我从内心深处深深感谢你。”

“但是，同时刚才我说的那些，也确确实实是我的心里话。我现在想的，不是就这样走出检察院的大门，而是要证明我自身的清白。对于这一点，请老兄相信我，我不会自欺欺人，假装自己是一个英雄好汉。我知道轻重，也知道分寸。”

“但是我更知道自己的清白，这一点请周董放心。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跟领导讲一下我的愿望，只要办案人员证明我是清白的，就希望检察院能当众恢复我的名誉，还我一个清白。”

高昶旭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周培英知道再劝高昶旭，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周培英就告辞了高昶旭，然后返回到检察长办公室，把高昶旭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

检察长听罢，沉默无言。待了一会儿，检察长说道，“说起来呢，高昶旭也是受牵连算是误伤吧。误伤这个事情，有时候也很难说清楚。”

“比如打仗的时候，两军交战，你不一定是死于敌人的子弹，有时候会是自己的炮弹把你打死了，也有可能是友军无意之中打死了你。”

“比如，原来咱们一位名气非常大的元帅，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世人瞩目的大捷之后，被友军的冷枪给打伤的。”

周培英听了检察长的话，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年纪轻轻的营业部总经理高昶旭，怎么突然能跟大名鼎鼎的元帅相挂钩呢，相类比呢？

不过周培英毕竟是经得多，见得多，听说的也多。仔细想一想检察长的这些话，话中有话，其中似乎也包含了难言之隐。

但是从他的话中，周培英也听出了另外的意思。就是检察长现在对于高昶旭这个事情，也有着自己的苦衷。所谓的误伤，有时候也许是无可奈何之举。

如果真的是误伤的话，那么高昶旭的坚持，也就自有他的道理了。只是，检察院能不能做到否定自己，真正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给高昶旭恢复名誉？周培英对此，还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周培英就说，“现在的情况，其实检察院办案人员和高昶旭，你们双方最清楚，我这个第三者却是云里雾里。不过我有一句话，如果事情真的能像高昶旭预想的那样发展，误伤也好，怎么着也好，最后能证明他确确实实是清白的，你们检察院能不能在公开场合，给他恢复名誉，说明他是清白的？”

检察长点点头，“这一点没有问题，我们检察院办案向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如果最后证明，高昶旭是清白的，考虑到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我们是会在公开场合，比如召开营业部全体人员大会，把事情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在这个范围之内，恢复他的名誉。其他的形式、范围，我们就不敢保证了。这一点，我相信，你也同意我的想法。”

检察长有这样的表态，其实也出乎周培英的意料之外。周培英就紧紧握住检察长的手说，“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以后的事情，那就看高昶旭究竟有没有给我说谎？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做到了仁至义尽。”

告辞了检察长，周培英给黄安家打了一个电话，只是简单告诉他，“现在我打探清楚了，高总经理确实在检察院配合调查。尽管他人在检察院，但是有关方面，也侧面透露，他只是受到牵连而已，跟其他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他人现在，人在看守所，而高总经理他在检察院。我见到了他，该说的话都说了，他也坚信自己无罪，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