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靠阴谋起家，得以篡周建隋继承大位，故而害怕他人耍弄阴谋诡计。他一生笃信佛法，教育臣民一心向善，自己却并未放下屠刀。尤其到了晚年，执法极为严峻，加上喜怒无常，变得残暴嗜杀，以至于过于杀戮。杀人的理由更是千奇百怪，开国功臣大多被他或杀或贬，所剩无几。

杨坚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晚年猜疑之心更甚，常做出荒唐恐怖之举。杨坚曾令左右侍臣护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有的州官县官馈赠他们一些小物件，如鹦鹉、麖皮、马鞭之类，杨坚得知后大发雷霆。

一日，隋文帝信步行至武库（泛指储藏器物的仓库或掌管兵器的官署），见武库中杂草丛生、荒芜不堪，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下旨执拿武库令以及此前接受馈赠的人，摆驾出宫至开远门外，天子亲自裁决，死者多达数十人。

经历此事，为了防患于未然，禁止所有官员贪赃受贿，杨坚苦思冥想，竟然创造出“钓鱼执法”的高招。所谓“钓鱼”，顾名思义就是撒下鱼饵，等鱼上钩。具体做法是，暗中派人向刺史、县令等官吏贿赂钱财布帛等，不少官员见钱眼开，一时糊涂，经不起考验，若是发现某人收受财物，则立斩不赦，绝不宽宥。其他官员则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再也不敢以身试法了。

隋文帝有时残酷无情，有打人的嗜好，经常于朝堂殿庭上打人，一日之中，多达三四人。有一次，杨坚觉得行刑者下手太轻，他认为行刑者有私心，当即下令斩杀行刑者。

开皇十年，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规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文帝坚却置之不理，只要他一声令下，武士们即可当众杖击。被打者轻则皮开肉绽，重则一命呜呼。

一日，宰相高颎实在看不下去，就带领群臣至朝堂请罪道：“陛下养育众生，致力革除弊端，而百姓无知，犯罪者不息，致使陛下处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请求归隐，以避位让贤。”

杨坚一听高颎等人要辞职，觉得事态有点严重，回头向身边的领左右都督田元问道：“朕的杖刑重吗？”

“重。”田元有心劝皇帝收敛，遂如实作答。

“具体怎讲？”杨坚再问道。

“陛下的杖粗如拳头，比普通杖具大得多，捶打人三十下，如同普通杖具数百下，故而多致死。”田元用手比划道。

“从今以后，殿内撤去杖具，以后欲有处罚，各交付有司。”文帝虽面露不悦，但因高颎等人以辞职相劝，又不好发火，只得尴尬地下令道。

事后，杨坚仍一如既往地凭个人好恶在朝堂上杀人。一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道：“陛下过于宠信高颎。”

杨坚当即大怒，命人杖打他，而殿内已无杖具，遂用马鞭笞杀李君才。从此，殿内又放置了杖具。

没过几天，隋文帝怒不可遏，又要在殿庭杀人。兵部侍朗冯基苦苦劝谏，文帝不从，竟于殿庭内将人活活打死。事后不久，文帝亦后悔，便好言安慰冯基，而迁怒于不敢进谏的臣子。

开皇十七年，三月丙辰（初九），隋文帝下诏准许律外施法，诏书曰：“分职设官，共理时务，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则难以限期举事。……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因过失而触犯刑律者，可于律法之外酌情处以杖刑。”

于是，各级官吏上下驱逼，动不动就捶打犯人，重复施以重刑，致使冤假错案日增。天下官吏皆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

是时，尽管杨坚一意推行严刑峻法，然而罪行不止，京城治安亦不断恶化，光天化日之下，盗匪公然抢劫，小偷小摸更是层出不穷。文帝引以为患，问群臣处置之法。然而，杨素等大臣尚未发言，杨坚就自问自答道：“朕知之矣。”

隋文帝下诏称：“有能告发盗贼者，没收盗贼家产，以奖赏告发者。”诏令颁布后，短时间内，甚有成效，内外宁息。

其后，地痞无赖之徒发现有利可图，便故意等候富人子弟出行，且提前在路旁丢弃财物，路人一旦拾取，则将其擒拿并送官，并诬陷路人为窃贼，以领取奖赏。大抵被陷害者甚众，不少人专以诬陷他人为能事。

由于天下盗贼繁多，隋文帝又下令，凡是偷窃一文钱以上者，皆处死于闹市，暴尸街头。商旅更加不安，因为怕抢劫，他们都早睡晚起，天下百姓人心惶惶。

此后，随后，杨坚又接二连三颁布更加严酷的法令，曾有四人共盗一根屋椽，三人同窃一个瓜，事情败露后即被处死。真是史无前例的重刑！

新法令颁布后，民怨沸腾。有几个人劫持执法官吏，对他说：“我们并非盗财之人！但为冤枉至死的众人而来。你为我们上奏皇帝，自古以来，建国立法，无论哪朝哪代，没有因偷盗一文钱而死的。你若不将我们的话转奏朝廷，我们会再来找你，到那时，你就别想活命了！”

这个执法官立即入宫奏告杨坚，隋文帝听后，犹豫半天，这才说道：“那就废除盗取一文钱而弃市之法。”

若有官吏失职，杨坚更是亲临杖杀。按律，季夏（农历六月）乃生长之月，不可杀人，处决罪犯应在秋后。某年六月，隋文帝龙颜大怒，欲动用杖刑杀人。

大理少卿赵绰苦苦争谏道：“季夏之月，正是天地生长万物之时。不可在此时节杀人。”

“六月虽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然在炎热之时有雷霆震怒，朕效法天道行事，有何不可！” 杨坚辩驳道，遂下令杖杀惹怒他的人。有言官劝谏，亦杀之。

大理少卿赵绰守法断狱，常与隋文帝争辩罪囚生死，因赵绰之功，被判死刑又被赦免者颇多。天下臣民惴惴不安，唯恐触犯法令。

隋文帝晚暮之年，尤其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开皇二十年，下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处。杨坚晚年猜忌，对臣子用法严峻，视生命如草芥。

某年春节过后，有人向杨坚打小报告称，正月初一大朝会时，御史监师没有弹劾穿戴与佩剑不整齐的武官。

杨坚认为这是对自己不敬，就向御史监师怒道：“你身为御史，为何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立即命人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进谏不可，隋文帝以袒护罪臣的罪名杀了他。

隋文帝杀人的由头颇多，官员因各种小事被砍头的数不胜数。左领军府长史考校不平，将作寺丞因延误了征收麦秆，武库令因署庭荒芜，独孤师出使后收受西域商人送的鹦鹉……杨坚访察知道后，皆亲临刑场斩决他们。

不过，隋文帝偶尔也会“发善心”。一次，文帝派遣亲卫大都督屈突通前往陇西检查太仆寺掌管的牧场，查出各牧场隐匿不报的牧马共二万余匹，文帝怒不可遏，将斩杀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一千五百人。

屈突通进谏道：“人命至重，陛下奈何因畜牲之故而杀一千余人！臣敢以死请命！”

“你这区区一条命，抵得过一千多人的命吗！”文帝瞪眼怒骂道。

“臣愿用自己这条命，向陛下换取一千余条性命。” 屈突通又顿首请求道。

过了一会儿，杨坚这才感悟道：“朕不明事理，以至于如此荒唐！幸亏有卿的忠言，才未铸成大错。”于是，慕容悉达等人皆免死定罪，并提升屈突通为左武候将军。

仁寿年间，隋文帝用法更加严苛，且变得喜怒无常，不再依据科律量刑定罪，而是凭借凭自己的好恶决定群臣的生死，将皇权凌驾于一切之上，一些佞臣正好钻了空子。

此时尚书右仆射杨素正被隋文帝重新，而杨素善于玩弄权术，又感情用事，公卿大臣无不心怀畏惧。杨素与鸿胪少卿陈延有矛盾，一日，杨素途经蕃客馆，见大门敞开，庭院中有马粪，几个掌固（属官官名）正在毡毯上玩樗蒲（赌博游戏）。

鸿胪少卿掌朝会仪节，负责管理蕃客馆，杨素觉得公报私仇的机会来了，就立即向隋文帝报告。

隋文帝历来恩少威多，果然火冒三丈：“鸿胪寺主客令（掌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宾客事务的官员）不打扫庭院，掌固因私戏而弄脏官府毡毯，还有什么罪状比这更甚！”当即下令于西市棒杀主客令及其属官，陈延遭到鞭笞，被打得奄奄一息，险些丧命。

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援用法令条文苛细严峻，每次随班申报死刑案件，均能顺承帝旨。文帝大悦，对他们委以重任，每有诏狱（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朱门指使杨远、刘子通二人主审。

杨、刘二人善于察言观色，察觉皇帝不高兴，则将案件判重，无特殊罪名而死者，不可胜纪。杨远又能附会杨素，每于途中迎候杨素，都将囚犯姓名告诉杨素，然后任由杨素判定罪行轻重。因此，被押赴市曹斩首者，莫不在途中高呼冤枉，仰天而哭。

就这样，越国公杨素欺侮戏弄朝臣，隋文帝亦不能知悉。

仁寿三年（603年），有一位年轻人，怀着“济苍生之心”，西游京城，谒见隋文帝，进献《太平十二策》，力主“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以为如此便可 “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此人便是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县）人王通。

文帝退朝后与公卿共议此事，公卿不悦。隋文帝授王通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然而，王通并不满意，且得知自己的计策不能为君臣所用，遂赋《东征歌》以寄志，弃官而归。

《东征歌》诗曰：

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

王通退居河、汾（黄河、汾水）一带，潜心钻研孔子整理的“六经”，学问有成，就以著书讲学为业，弟子远道而来者甚众，受业者以千数，时称“河汾门下”，后世鼎鼎有名的薛收、房乔、李靖、魏徵等人都是他的门徒，从王通受王佐之道，而这些人都是唐初功臣。

这王通，字仲淹，乃是隋朝大儒，人送雅号“王孔子”。他生于开皇四年（584年），一说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曾祖父王虬，北魏并州刺史，人称晋阳穆公。祖父王彥，人称安康献公。父亲王隆，于隋朝开皇初年，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是杨坚的私人秘书。王隆向隋文帝上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文帝所称道。

王通出生时，其父王隆隐居铜川，父亲将其生辰占卜拿给祖父王彥，王彥看后感叹道：“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于是取“通”为字，寓意有通达天下之志向。

王氏家学渊源深厚，王通从小深受儒学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堪为人师。

王家人才辈出，王通有个弟弟王绩，也是自幼好学，博闻强记。开皇二十年，十一岁的王绩游历京都，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座公卿称赞他为“神童仙子”。王绩自号“东皋子”，后来成为初唐著名诗人。

话说王通隐居黄河、汾水之间，兴学讲道，曾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王通著述颇丰，据杜淹记载有：《礼论》十卷，《乐论》十卷，《续书》二十五卷，《续诗》十卷，《元经》十五卷，《赞易》十卷。但都未能印行于世。

后来，朝廷多次征召王通，他却屡征不仕。杨素甚是器重王通，曾劝他出仕，王通却说：“通有先人之破草庐足以蔽风雨，薄田足以喝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修身以治天下，四时和顺，五谷丰收，通也受赐多矣，不愿出仕也。”

有人向杨素中伤王通：“他实在怠慢公，公为何敬他？”

杨素以此来问王通，王通答道：“若公可被怠慢，那我就做对了；若公不可被怠慢，那我就做错了。错与对，得失都在我自己，与公无关”杨素听后一笑了之，并待之如初。

弟子贾琼曾问王通：“如何平息诽谤？”。

“不争辩”王通答道。

“又如何止往怨恨？”

“不争论。”

今天我们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亦称《文中子》）。《中说》一书，虽非王通所作，却是他的学生薛收和姚义编纂而成的一部语录体著作。

王通曾声称：“无罪可赦之国，其刑法必公平；横征暴敛之国，其财力必削弱。”

又说：“罪莫大于好进，祸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大业末年（617年），王通卒于家，因他从未做过大官，不能获得皇帝赐谥。王通的数百名门徒聚在聚在一起商议道：“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

“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

于是，弟子们为王通追赠私谥“文中子”。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有许多可贵之处。他以恢复“王道”为目标，倡导实施“仁政”，主张“三教合一”等。儒家文化之所以始终处于主体地位，非但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消亡，反而能博采众家之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都源自儒家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而王通则是其中的开拓者之一。

正因如此，王通去世后，以“先儒”身份从祀孔庙东庑（正房东边的廊屋。古代以东为上首，位尊。）。

如今，在山西省万荣县通化村还存有文中子祠，正殿内有三尊塑像，从左到右人分别是王绩、王通、王勃。王绩乃王通胞弟，而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正是王通的孙子。

王通是隋末大儒，也是著名的私人教育家。他信奉仁政，劝君主心系黎民，善待百姓，却与隋文帝不相为谋，隋朝将来的国运，就不言自明了。

隋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法网越织越密，上至功臣勋将，下至小吏庶民，被冤杀者无数。他自以为翦除了一个又一个心腹大患，江山足可万年永固，却万万没想到，在他咽气十四年后，其子孙就如同鱼肉般任人宰割，而杨隋江山也改朝换代为李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