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开皇十年，高智慧等人相聚作乱江南，隋文帝派遣杨素出兵镇压。不久，杨坚收到次子杨广的家书一封，其内容如下：
儿臣跪禀父皇、母后膝下：
阿摩近闻江南多乱，父皇遣越国公讨伐逆贼，不日必可获胜凯旋矣！
三弟阿祇（扬州总管秦王杨俊）身处叛乱之地，彼生性柔弱，崇信佛法，不喜杀戮，定难以自安。儿臣每念及此，忧心如焚。
儿臣窃以为招怀江南，仅用武力平叛，收效甚微。须恩威并施，威惠兼举。
越国公既已振扬威武，还需普施恩惠。阿摩不才，于兹自荐，愿勉力前往，招抚江南黎庶。
父皇、母后尊意如何？伏望示知。诚惶诚恐，儿臣草上。
“阿摩既愿替朕排忧解难，又顾念兄弟手足之情，为臣为子，难能可贵呀！”隋文帝读信后乐上眉梢，向独孤皇后感慨道。
“江南乃是非之地，归附时日尚短，是否应将阿祇调离，令阿摩缓些时候再赴任呢？”
“自古乱世出英雄。阿祇懦弱，难以度过难关。阿摩此时毛遂自荐，该让他南下历练，经略江南了。”
“既然陛下发话了，那就早作部署吧。”独孤皇后浅笑道。
于是，隋文帝下了一纸诏书，以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改镇江都，每岁一朝。又以扬州总管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即调换了杨广和杨俊的藩地。
二十二岁的杨广临危受命，再次前往江南，以皇子身份坐镇扬州，随他同行的还有将军郭衍、宇文述等人，都是他临行前向隋文帝举荐的人选。
此时，陈朝故地反隋叛乱四起，晋王一行人遭遇叛军，杨广命郭衍为总管，先领精锐万人屯扎京口（今江苏镇江）。郭衍于贵洲南与反贼交战，击败叛军，生擒叛军首领，大获舟船粮草，以充军用。接着，郭衍出兵讨伐东阳、永嘉、宣城、黟、歙等诸地叛军，尽平之。因功授蒋州（今江苏南京）刺史。
江南叛乱虽声势浩大，铺天盖地，但陈王朝已然不复存在，江南地大小山头林立，各不相连，群贼无首，难以统一作战。平叛统帅杨素先弱后强，各个击破，颇见成效。
不同于杨素武力镇压叛乱，晋王杨广更注重招抚怀柔，他剿抚并重，以抚为主，攻心为上，招抚叛者。
有吴郡世族名士陆知命，字仲通，富春（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乃南朝世代官宦之家。其父陆敖，陈朝散骑常侍。陆知命生性好学，通识大体，方正耿介，不依附权势。出仕陈朝为始兴王行参军，后来任太学博士、南狱正。陈国灭亡，居家闲住。
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杨广镇守江都，得知陆知命在三吴地方甚有声望，便延请他出面晓谕叛者。陆知命欣然领命，一番舌枪唇剑，招来十七城叛者纳城投降，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
陆知命以功拜仪同三司，朝廷赐以田宅，复用其弟陆恪为汧阳县令。可是，陆知命以为陆恪并非百里才（能治理一县的人才），上表陈辞谦让，朝廷许之。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杨广的功劳并不亚于杨素。
自从晋室南迁，南方人自视为衣冠正朔，而北方人却视南方人为蛮夷，出身关陇的隋文帝亦如此，隋初的“关中本位政策”打压南方世族，引发江南叛乱，导致南北矛盾尖锐。
江南叛乱虽然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隋朝的敌视情绪，无疑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江南平定之后，杨广肩负镇守重任，他息武兴文、方应光显。杨广从开皇十年出任扬州总管，移藩江都，至开皇十九年离任入京，镇守江都整整十年。
晋王杨广自幼聪慧好学，善属文，其文初学庾信。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晋王妃萧氏乃西梁公主，是昭明太子萧统的曾孙女，家学渊源极好，具有极高的江南文学素养，并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杨广。杨广喜好文雅，对江南文学极为推崇，在思想上与江南诗人较为接近，又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
故而，初到扬州，杨广即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他派晋王府咨议参军柳辩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这柳辩，字顾言，襄阳人。初仕后梁，梁亡入隋，熟悉江南士林。很快招引来旧陈才俊一百余人，充任晋王府文学，杨广皆“以师友处之”。
其中，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晋王杨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著，时人称之为二陆（指西晋陆机、陆云兄弟）”，也被杨广罗致。王慎、王胄兄弟博学多通，出身琅琊王氏，虽地位不如往昔，亦被杨广引为学士。
杨广大力罗致江南才士，就连佛家史料也有记载：“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点收集”。为了更好地拉拢江南人士，杨广不仅学习江南的诗风文风，还效法东晋名相王导，言习吴语，学了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这些举动，大大缓和了江南士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拉近了杨广和江南士人的距离。
另外，杨广在礼学界也曾做出一笔贡献。
陈朝著名儒士潘徽，字伯彦，吴郡人。天性聪敏，年少时受《礼经》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尚书》于张冲，讲《庄子》、《老子》于张讥，并通大义。他尤其精通三史（《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善属文，能提出主张。陈朝尚书令江总甚敬之。潘徽精于礼学，在江南名气颇高。
当年，隋朝和陈朝每年互派使者，往往对使者精挑细选，唯恐有失。有一年，隋朝遣魏澹出使陈朝，陈人派潘徽接待他。魏澹在北齐时曾和魏收、阳休之、熊安生同修《五礼》，撰《御览》，也是礼学专家。
魏澹出使结束，将回去返命，书启于陈主，其中有言：“敬奉弘慈，曲垂饯送。”
潘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拒绝其书启而不上奏。于是二人之间展开有关“敬”字的论辩。
魏澹立议道：“《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高。'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汝以敬为轻，有何证据？”
“汝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不可谓极重敬字。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更是雷同，'敬听'、'敬酬'，何关尊贵！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吾略举一隅，未为深据。”潘徽诘难道。
潘徽引经据典，有理有据，驳得魏澹哑口无言，遂从而改焉，将“敬奉”改为“伏奉”。潘徽在外交辞令上获胜，张扬了陈主尊威，故而名声大噪。
后来，隋朝灭陈，潘徽成为州博士，秦王杨俊闻其名，召为学士。一次，在随从杨俊赶往京师的途中，杨俊令潘徽在马背上作赋，仅行一驿而成，名曰《述恩赋》。杨俊览而善之。复令他作《万字文》，并遣他撰写集字书，名为《韵篡》。
如此名人，晋王杨广自然要罗织到幕府里。杨广复引潘徽为扬州博士，令他与江南诸儒撰写《江都集礼》一部。潘徽是《江都集礼》的总编，他精心挑选江南文人执笔，江南士人亦纷纷加入。
不久，《江南集礼》完成，多达一百二十卷。对于这项文化盛事，江南士人评价极高，表现出对杨广的支持与认同。杨广复令潘徽作序，其中写到：
“礼之为用至矣。大与天地同节，明与日月齐照，源开三本，体合四端。……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晋王握珪璋之宝，履神明之德，隆化赞杰，藏用显仁。地居周邵，业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收杞梓之才，辟康庄之馆。……振领提纲，去其繁杂，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礼》。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数，用比星周，军国之义存焉，人伦之纪备矣。……”
虽然时过境迁，江南士人已是亡国遗民，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轻视粗鄙的关陇武夫。而晋王杨广对他们优礼有加，尊崇宽大，极大地满足了江南士人的自尊心，使他们乐于进入晋王幕府中效力。
在此过程中，萧妃以及兰陵萧氏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的齐、梁和傀儡政权后梁皆出自兰陵萧氏。因此，当时在南方百姓心目中，萧氏乃堂堂天潢贵胄，为“吾君子”，这种观念甚至存续至唐朝。
杨广的江都藩地还有不少北方人士，一时间幕僚众多，谋臣如雨，猛将如云，南北人才济济一堂，各有千秋。
其中，于仲文以行军总管之职出兵讨伐高智慧等叛军。当时三军缺粮，米价猛涨，于仲文便私售军粮，收入囊中，事情败露被除名为民。
明年，即开皇十一年（591年），于仲文恢复官爵，率兵驻扎马邑，以防备突厥。几十日后作罢。于仲文有将领之才，故而晋王杨广常留意他。这时，杨广正在江都招贤纳士，便上奏请求于仲文去江都，隋文帝乃令于仲文督晋王军府事。
随着与江南士人的频繁接触，杨广以及随其南下的北方人愈发熟悉六朝文化。纵观隋朝一代，杨广可以称为南方文化的最大保护者和最佳宣传者。
【小剧场】
杨广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南控，他热爱扬州，称帝后曾三下江都，亲自为扬州的旅游事业代言。
清朝诗人宗元鼎，江都（今属扬州）人，曾写下《炀帝冢》一诗：
帝业兴亡世几重？风流犹自说遗踪。
但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