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唐第一个全面的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为了应对内部涌动的暗潮，李弘益选择了先下手。他下手的目标自然是留在关内的世家大族们。
关内世家，以韦、杜为首，号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虽然经过朱温的残害，两家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毕竟依旧是瘦死的马儿。
长安万年县东有诸韦的聚居处，称为“韦曲”，而城南则有诸杜的聚居处“杜曲”。李弘益至长安，四处分散的长安百姓纷纷回归，这两大族也被拆分，迁到了关内各地分散居住。
韦庄成为宰相，韦氏一族立刻拿出了千年世家绵延不绝的看家本事，放家族中奴仆为良民，以官方时价让出了大量的土地，并分散家族各房，搬迁至关内、河西各州县，十分配合。
韦氏的无条件配合让李弘益很是满意，他决定将韦氏树立成为一个典型，代表着新时代大唐的新型家族，于是吸纳他们从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养殖业、工矿业等，而韦氏则派出了家族子弟，前往各大学任职求学，可以说对于李弘益的新政毫无任何意见。
然而杜氏则完全不一样了，唐昭宗时被李茂贞逼死的宰相、追赠太尉的杜让能次子杜晓，当初被朱温挟持到洛阳，以左拾遗入为翰林学士，并迁膳部郎中。等到朱温篡唐，他被拜为中书舍人，成为了大唐翰林学士入仕伪梁的第一人。
大约杜氏仍然幻想着两面下注，无论大唐和伪梁最终是谁得天下，他们杜氏总归是不吃亏的。这种自汉以来世家保命的传统办法，在李弘益这里彻底失效了。
杜氏还沉迷在旧日时光的美妙幻想之中，李弘益入长安，就属杜家是最为不配合的，不但放奴磨磨蹭蹭，寻找各种借口，还隐瞒土地，甚至连李弘益为了配足朝廷官员，要求杜氏族人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也是极其不情愿。
似乎有了一个伪梁国的中高级官员，杜氏在大唐出任官职是对他们才华和血统的一种侮辱了。这让李弘益等人很是不爽，唐昭宗为了对抗天下藩镇，借助世家的力量，结果这些人非但没出什么力气，反而大肆吞并关内土地，一心只想获得更多的利益。
就像大唐刚立国时山东世家不配合唐太宗的政策一样，对于世家们来说，朱温祸乱大半个天下，甚至屠杀清流名族，清河崔氏就被朱温屠得几乎消亡，然而许多世家们并未觉得面临到了灭顶之灾。
他们甚至巴不得天下乱起来，这样就能够恢复大唐立国三百年来被打压前的局面，一如南北朝时期，重现往日之荣光。
李弘益对于这些贪得无厌的世家大族们已经厌恶到了极点，这帮死而不僵的社会蠹虫们，处处以耕读传世标榜，现在又通过利益置换，获得了工业商贸权，却越发地不知足起来。
掌握了土地，就掌握了粮食，在这个时代乃至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意味着多少人生存的命脉；掌握了经典解释权，也就掌握了读书的权力，掌握了智力资源的分配权，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做官的途径；再拿到李弘益给他们的参股工业、金融、商贸等权力，这意味着什么，已经不需要多说了。
李弘益不愿意杀人，他想要快速地平定天下，对于掌握着土地和奴仆人口的世家大族，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笼络态度。在他心里，如果这些家族都愿意像韦氏一样配合，他并不介意出让更多的利益出来。
然而以杜氏为主的世家实在太贪婪了，他们依旧想借助了曾经超然的地位，无视法度，恣意妄为，比如杜家在终南山麓的一处果酒园子，强迫未成年的少年，也就是童工来干活，因为成年壮劳力都去酿酒作坊做事去了。
当地官员小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是李弘益的地盘扩的太快，极度缺乏中低层的官吏，于是不得不继续任用原本的那批人。若不是松孝德的侦骑司，只怕连李弘益都被蒙在鼓里。
大怒的李弘益重新整顿了吏治，刷掉了一大批的基层官员，然后以各部为单位，举办了数次吏员考试，彻底将基层的小吏全部更换了一遍。
这一次宗教司欲设宗教法，有些世家又开始蠢蠢欲动，于是李弘益决定要出手了。负责办事的是松孝德，于是第一个“杀鸡儆猴”的那只“鸡”就被挑选了出来，正是被强行分拆至坊州的杜氏一支。
坊州刺史是张承奉，坊州是关内小州，张承奉也知道，自己能做到一州刺史，完全是李弘益看在母亲张氏的面子上，他心里明白，这辈子估计也就在一州刺史上打转转了，想要高升，基本是没有可能了。
但是总要为子孙后代考虑，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李弘益对他的防备，张承奉决定要做一件事，于是他很快就联系上了松孝德。
张承奉时常宴请黄陵县的文人以及有头有脸的地位人士，很快就与杜氏等世家代表混熟了。于是他故意装作喝醉了酒，每次都会发几句牢骚。
毕竟曾经是归义军节度使，哪怕大家都知道，张承奉在大唐的地位也就那样了，可总是有些有心人，认为可以联合哪些对李弘益不满的人，然后推翻李弘益的实际摄政地位，迎天子李柷亲政，这样大唐的一切就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于是杜氏这一支就很倒霉地栽了，侦骑司收买了杜家的一名奴仆，偷偷在柴房藏了几具铠甲，胡乱埋了几张报废的劲弩，然后那名奴仆跑到了刺史府衙击鼓报案。
早有准备的坊州城防军连同侦骑司校尉官，立刻冲入了杜家，搜出了所谓证据，扣押了杜家近百余人。
至于邠州永寿县的杨氏，出自弘农杨氏，据说祖上与前隋宗室扯得上关系。朱温这几年疲与应付李克用和杨行密，但是他也知道在潼关以西虎视眈眈的大唐，于是听从宰相柳璨之言，私下里联系关西世家，妄图引他们为内应。
只是绝大多数的密探都被大唐军情司和侦骑司联手拦下了，杨氏因为自家有商队，带回了一块朱温册封的“大梁邠宁节度使宣节军都指挥使检校兵部尚书蒋国公之印”。
杨家并未将这块印叫出来，然而依旧被侦骑司买通了一名侍妾，得知了这个消息。邠州永寿县的校尉官顿时兴奋了起来，这可是大功一件，说不定就能够升任都尉了，于是立刻上报。
于是一前一后，这边杜家全家被捕，那边杨家也被控制了起来，官方立刻通过《长安周报》刊登消息，广为传播，将杜、杨两家安上了“不轨”的罪名。
李弘益没有继续纠缠在这两家的事情上，按照大唐律例，“不轨”可是谋乱的大罪，该如何判，自有刑部、大理寺、监察部出面，少不了杀人、抄家、判教坊司、流放三千里。
李弘益的目的是震慑哪些不安分的人们，若是杜、杨两家起不到威慑的作用，他不介意再找更多的“鸡”来。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托了兵部尚书徐绾的关系，送来了另一方朱温发给的大印。
来的人是博陵崔氏的一支，朱温倒也大方，直接给了个“大梁齐国公陇右节度使岐州刺史”一职，反正这些地盘都不属于伪梁国，他随便张口封出去就是了，只要能扰得大唐内乱，那就达到了他的目的。
与清河崔不同，博陵崔是真正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且他们对朝廷的配合还是不错的，于是李弘益又让他们让出了二十万亩土地，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这件世家谋乱的大案才过去没几天，《长安周报》连同朝廷的通政司一起，刊印了新出台的《大唐宗教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对宗教宣传、传播、宗教场所、教徒人数以及宗教仪式等方方面面做出了限制。
对于大唐流行的宗教各教派来说，可谓是彻底套上了一个难以轻易摆脱的枷锁。最倒霉的自然是佛教，至于主要流行于河西的祆教，反而影响最小。李弘益的真正目的其实有两个，第一个自然就是佛教，第二个则是目前还未传入的绿教。
作为一名曾经生长在共和国西北边疆的社会主义新青年，李弘益自然之道绿教在未来的发展大势，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先从法理上断绝绿教广泛传播的可能，然后再以武力，将绿教挡在中亚以西。
而驻守成都的韦庄，则在定戎军都指挥使、剑南道最高军事长官周成，以及改名为奋戎军的原王建养子王宗竞所率领的投降军队配合下，开始在蜀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同时韦庄也开始对剑南道大唐所掌控的各州县的规划建设结果进行了统计，因为李弘益主导的大唐第一个五年计划马上就要到验收成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