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来到太原，在我和刘一的面前闹了那么一出之后，刘一始终和我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似乎比过去走的远了一点，但是却没有完全断了联系。至于父亲那边，我甚至在一次他打来的电话中，明确的告诉他，我和她分手了，换来的没有同情和安慰，而是对成熟和果断的大加赞扬！

爱心社的活动，我还一如既往的参加。这样也好，我更像是专注的做好事，而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随着长期和人文学院的接触，我似乎找到了真正的方向。

大二开始后，我们的实验课程开始大量的增加，按照老师的说法，到我们毕业那天，死在手里的老鼠应该数以百计、兔子数以十记才对。不管在实验台上我们的手法多么残忍，用剪刀把青蛙拦腰剪作两截，或者用两个手指将小白鼠的脖子活活扭断，这都不足以让我抵触。

直到那天，讲到病理胚胎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带进了陈列室。陈列室的门打开之后，并不像解剖实验室那样带着让人昏厥的福尔马林味道，这里的空气干净的像是被过滤的。只是陈列架上，从小到大，从一个月到十个月，各种大小、各种畸形的标本被展示出来，我突然感到强烈的不舒服。

但是为了学习我必须强迫自己去看，而且要仔细看，实物的深刻印象有助于记忆课本上黑白分明的字体。但是，有一个标本，按照标签上的介绍，是一个七个月大的胎儿，已经具备所有成熟胎儿的外形，但是他的母亲在孕期无节制的抽烟，令他的脑袋像是被斧子劈掉了一半。也不知道在这透明的玻璃瓶子里浸泡了多久，已经变得像水母一样透明。

突然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从胃里狠狠的冲击上来，刺激了所有的神经，我的鼻子似乎也捕捉到了空气中的刺激性气味，我强作镇定慢慢向室外走去，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第一次上解剖课时，两个女生呕吐的画面。我仿佛看到了她们嘴角的唾液，令我自己感受到的恶心又强烈了一倍。

记得当时老师就说，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尸体，那么我们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或者准确的说是外科医生。老师说那两个呕吐的女生，要么尽快适应，要么将来只有两条路，选择内科或者走上讲台，当一个纯粹的理论家。

男生一直以来都被老师们当作是外科的方向来培养的，因为男生多数具备“心狠手辣”的特点。可如今，我却有些畏惧，这种畏惧来自与什么暂时不清楚，但是这种畏惧，远远比上学期期末看到那丢人的成绩还要让我恐慌。我甚至想起前几天的一节课上，一位老师走上讲台后，打开课件却迟迟说不出话

后来，竟然违反校规在讲台上点燃了一支烟，随着两道白气从鼻孔里喷出，他才缓缓说道：“同学们，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在急诊科值班，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是高速路上收费站的。一辆拉煤车，司机疲劳驾驶，冲进了收费站，把女孩子拦腰撕成两半。”

说到这里的时候，台下的我们无不倒吸一口冷气。

“送过来的时候，女孩的肠子黑糊糊一片都干了，但是她还有一丝意识。她竟然对我说，大夫，救命！按照临终关怀的原则，我应该尽量安慰她，让她走的轻松一点。可是我知道，伤成这个样子，神仙也救不活。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抢救都放弃了，她很快流着泪水就再也没与声音了。”

教室里瞬间死寂一片，似乎我们都成了死人。

“同学们，老师实在太累了，你们自习吧。随后我把这节课的考点给你们划一下。”说完老师不再看我们而是对着窗外抽烟，就好象在寻找那个我们素未谋面的女孩的灵魂，是否飞上了天。

突然，我明白了，虽然在解剖课上，面对一具冰冷的尸体，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而此刻对待畸形胚胎我却脑海一片混乱，或许是因为我不能接受畸形，往深的说，或许是我无法面对，那不美丽的人生。

这堂课虽然后来在我闪躲的眼神下结束了，但是我却萌生了退出的念头。也许学业我还是会念完，我得对得起母亲亲自来一趟为我夺回来的学位。但是，我觉得我无法走上手术台了。回到家里，我没有给刘一打电话，还是选择了母亲。

“咋了？钱花完了？坚持两天吧？等你爸开了工资给你汇，这两天妈妈手头紧。”母亲的语气颇有点不耐烦。

“妈，我觉得我当不了医生。”我拿起从别人手里借来的一根烟学着想要冷静一下。可是刚吸了一口，却被呛得连连咳嗽，而且好像喉咙里塞进了一团着火的棉花，烫得我嗓子都要哑了。而我的情绪，却根本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更加慌乱了。我总不能去找老师，要点吗啡吧。

“怎么了这是？这才刚上大二就打退堂鼓，那你后面那三年怎么办？瞎混日子？因为啥？”我听到母亲似乎让什么人稍等一下，十有八九是某个学生家长。

“我实在受不了了，今天看了些特别的东西，恶习的实在受不了了，差点吐了。”说到这里，那个胚胎似乎架着失控的动车撞进了我的脑子里，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我似乎还听到了那个胚胎的笑声，比美国恐怖片里的声音更加惊悚，甚至有些血腥。

“唉，遗传啊！”母亲无奈的说，“和你爸一个样儿，你爸也是见不了那些血糊糊的东西。当初他给你选这个，我就怕你坚持不下来。可现在咋办啊？总不能放弃吧？当医生多好的事，多少人巴结。这样吧，你和你爸好好说说，晚上我让他给你打个电话。抽时间多给爷爷去几个电话。”

晚上七点，父亲准时打来电话，“怎么了呀？听你妈说的怕乎乎的，一个男孩子，遇到点事就是找你妈，还动不动就不想上学了，你想干什？”

本来已经消失的画面再次从脑海里浮现，甚至都改变了我的脑回路，我强忍着恶心，没把晚饭吐出来，但也没有力气和父亲争吵，反而听起来成了温顺的绵羊。“爸，我实在恶心的不行。”

“恶心怕啥，男子汉大丈夫，习惯不就好了？我没听我那医学院的同学说，以前他们上课，还去那就和澡堂子的大池子似的里面捞尸体做实验，听着都恶心。现在呢？不都成了医生了，男孩子不坚强，你上了社会，能干啥？”

我的身体里实在烧不起一点火焰，思科此刻就像烂泥一样无力挣扎。“爸，你也为我想想，真的，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有他的归属。你也别觉得我只会说空口白话，为什么我大哥、二哥从小学习就不如我，对不对？很多东西真的没有道理能讲清楚。现在我看见那些东西就恶心，真的恶心。”

“不存在啊！”父亲的口气还是那么强硬，如同一根竹子，拧折不屈。“他俩能和你比，你多受你爷爷喜欢呢。那个，我还有事，先坚持一下，好吧，反正这学还有三年了，等你坚持完这三年，咱们再说。你要实在不愿意搞临床，我听说不是还可以搞实验吗？那个总不恶心吧，是不是？行了，我还有事，就这样吧。”

宿舍里的其他人对于今天的所见似乎完全没有反应，只有我发生了异常，还强压在心底避免被人耻笑。难道这样的感觉会被时间抹杀，会渐渐的在未来变成一个逗号？我不知道，此刻我连书本上的图片都有些排斥。

“嗡嗡”，手机突然震了两下，打开发现是刘一给我发的信息，邀请我明天参加爱心社举办的活动，到老人院看望孤寡老人。自从倪萍在这个学期当选了爱心社的新社长，似乎特别钟意让刘一当我的联系人。

手机的屏幕在我的视野里似乎也在缩小、在远离，我迅速按下几个字：我有点不舒服，明天看情况再定吧。

几乎就在信息发出去的同时，刘一就给我回了信息：多休息，不行就吃点药。自从暑假你打完工，就一直没休息够。这个学期你的课程多，希望你压力不要太大。学生会和社团的活动不行你就放一放。

虽然她并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句简单的“多休息”却没有从我的两位血亲口中说出，反而是了我一堆理论指导。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不需要那么多理论。我突然觉得或许在物质上，我还不能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而他们似乎也是在用金钱控制我。但是从精神层面，刘一，似乎每每能在我的伤口，敷上一帖膏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