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随汪精卫左右、潜伏南京伪政府总部5年之后，我终于下了要刺杀汪除去他的决心！

一方面是由于戴笠的命令，另一方面，汪和日本人越走越近，尤其是他下令对示威游行的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并导致了鲁红娟的死亡，让我终于对汪彻底失望了---我痛恨汪的软弱、痛恨他对日屈膝无硬骨，痛恨他跟随日本人起舞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他也应该对鲁红娟的死承担责任！

于是，我终于决定兑现我当年对戴笠作过的承诺----刺杀汪精卫！

但是，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或者说什么手段在不被人注意和发现的情况下杀死汪精卫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过了几天，我因为感冒头痛到南京金陵医院就医，当时负责医院领导值班的金陵医院的外科主任宋春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正当我在和宋春风闲聊时，有一群人来到医院大吵大闹，好像是责怪金陵医院的医生医治病人不当，造成了病人的死亡。

我当时询问宋春风这是怎么一回事，宋春风说是因为他前一天为一个病人做了一个手术，但是却失败了----这个病人当时就死在了手术台上了。因为这个病人几年以前受过枪伤，子弹在他体内一直没有取出来，最近，那颗留在他身体里面的子弹的铅毒在他身体里面扩散开了，子弹的铅毒让他的各个器官都衰竭了，所以手术失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个情况让我灵机一动----汪精卫不是曾经被人行刺也受过枪伤吗？而且当时击中他的子弹也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面的啊！----在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所以这颗击中汪的子弹就一直留在了汪的体内。

铅毒扩散

之后，我又向宋春风询问了一些子弹留在一个人身体里面的潜在危险，以及如何防止、又怎样能够激发，----留在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子弹的铅毒在其身体里面扩散开来的办法等等知识。

之后，经过反复考虑权衡，我决定从汪的旧伤处着手---下毒，通过刺激，让那颗留在汪身体里面的子弹的铅毒在他身体里面迅速扩散开来，最后让他病入膏肓无药可治---要汪的命！

确定了行刺的方法之后，我又开始思考行刺的具体步骤。----如何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施毒杀死汪精卫。

最后，我决定对汪下毒分两步走，分两次进行，决不能盲目地心急求快和操之过急，以免被发现而功败垂成。

----我设计的这两步走行动计划：第一次下毒，让他旧病复发---子弹的铅毒扩散；第二次下毒，在他已经中毒旧病复发的基础上，然后再找机会再次对他下毒，让他最后病入膏肓----子弹的铅毒扩散到全身而无药可救。

在确定了采用下毒的刺杀方法以及实施的步骤之后，我就开始寻找对汪下毒的机会。其实，对汪下毒甚至其他暗杀他的机会，对我来说真是唾手可得的----我毕竟是他最信任的贴身秘书！

所以，接下来，我就利用每天在办公室为他泡茶的机会，把能够引发他体内子弹铅毒的药悄悄放进了他喝的茶水里面。

这样，几天以后，汪的身体就开始出现状况了！

汪精卫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遇刺，那颗子弹一直留在他的体内。之后，虽然其背部不时有轻微的疼痛和麻木之感，但一直都并无大妨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

可是，从1943年12月起，汪的背部就开始出现阵痛，并且很快就由阵痛发展为剧痛。---这当然要拜我对他的下毒所致了！

这样，汪就不得不怀疑是那颗留在他体内的子弹在作怪了，于是他就产生了要取出那颗子弹的愿望。当时，汪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遂决定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

黑川之后对汪做了二次体检。黑川检查后认为：“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

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子弹的铅毒在继续扩散！

终于，汪又不得不再请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和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医后藤镣枝为自己诊治。

桃井和后藤在与汪会晤后的12月15日，汪即决定“赴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背上留弹”。检查结果，桃井与后藤便决定为汪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时间定为12月19日上午。为此，18日汪便“休息并料理各事”，为手术作准备。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确实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者可能致死，轻者也能致残。但汪认为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

关于手术的经过，汪在1944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记有：“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

第二天上午10时，汪即出院，“回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汪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即下楼，“与亲友度除夕”。1944年元旦，汪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要求南京伪政府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做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

当日汪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

-----这一切好像说明，汪在手术后，身体情况良好。

但是，上述现象正是一种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情况却很快急转直下。----因为那颗子弹的铅毒在他的身体里面已经扩散开了，而且他仍然一直在喝我为他泡的茶水。

1月9日上午，汪在出席了所谓对同盟国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身体即感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火田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

此后，汪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当时一般都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至21日，创口更感奇痛。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

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他的日记也就记到1944年1月25日。

分析原因，我第一次对汪下毒后，可能是子弹的铅毒扩散终于触及到了汪的中枢神经，之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背部疼痛难忍，一时大小便失禁，用了各种药物均不起作用。

-----对汪第一次下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