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中华民族抗战时期的第二号大汉奸，汪精卫的政治继任人，曾经先后担任过汪伪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行政院长、政府主席。是抗战时期除汪精卫之外最臭名昭著的特杆汉奸。

陈公博的一生，可谓变幻莫测摇摆不定的一生。----他早年曾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一大代表，尔后又脱党而去，然后投靠蒋介石并且跻身国民党中央要员行列，曾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宣传部长等职，是蒋的座上客，深得蒋的信任。但是后来，他又背叛蒋介石改而追随汪精卫潜逃南京组建亲日傀儡政府，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

---探析陈公博一生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无不给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博览群书的年青人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出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其实，从小，陈公博就接受的是非常纯正的中国传统教育。

从9岁开始至15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

梁雪涛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

不过，对于中国传统教育必学的四书五经，并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但实际上，少年和青年时的陈公博可谓非常好学，尤其是对各种小说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他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可谓博览群书。

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阅读小说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接着又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

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这样又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

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普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春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其实，青年时期的陈公博，其好学和求真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的确是值得敬佩的！

四十六、中共代表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开始其大学学习，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

陈公博在北京大学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

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1920年10月20日，陈公博联络一些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广东群报》，由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期间，陈公博经人介绍结识了陈独秀。

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经过多次酝酿，终于组建了共产党广州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

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此时的《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还负责主持共产党广州支部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种党内争论，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因而其----“心内冷然”，从而导致其----“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但是，此时已经“心内冷然”的陈公博，并没有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脱离中共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之后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困惑，于是他准备出国留学。

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

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支部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此时，负责广州支部党组织宣传工作的陈公博却公然破坏党纪，竟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的叛乱行为。-----这理所当然遭到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

但是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他立即就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迅速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加入国民党。

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就受到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很快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

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

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迅速火箭般串升跃进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对他的信任和提携密切相关。---当然，凡事祸福相依，这也为他日后的叛蒋投汪降日埋下了伏笔。

不过，在国民党内，其实蒋介石也一直非常器重陈公博。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了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员和江汉关监督。

之后，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又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此时，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由此也可见当时陈公博在蒋心中的重要地位！

然后，蒋介石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要求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就成为了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

反复无常

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而此时见风使舵的陈公博又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中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武汉国民政府****后，陈公博随汪精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但他们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精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

1927年10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精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介石与汪精卫又重新联合，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

“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精卫、陈公博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