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了周拂海的使绊，又有汪精卫作为后台的支持，我又充分利用税警团的权力与杜月生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黑道势力相互配合。一时间，我暗中和杜月生合作经营的三鑫公司在南京、上海一带黑白通吃，风生水气，财源滚滚，日进斗金。

在掌握了税警团之后，我才清楚了税警团在当时的沦陷区里有多么大的权力。---税警团负责对南京伪政府辖区内所有经济实体是否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违法经营等行为进行查处，尤其还担负有负责查处所有政府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未经过政府授权而偷偷经营、倒卖战时政府控制物资的权力。

而在当时，倒卖战时政府控制物资是和贩卖毒品一样有着最高利润的勾当；另外，由于日本人和南京伪政府对所有沦陷区里的企业及各种经济实体的税赋都定得非常高，如果这些企业及各种经济实体不偷税漏税就根本赚不了钱。所以，当时沦陷区里的所有企业及各种经济实体几乎都存在偷税漏税行为，而南京伪政府对偷税漏税行为的处罚又十分严厉：可以处罚其偷漏税额的5----100倍罚款，同时还可以对相关负责人抓捕判刑。

税警团据此可以非常轻易地控制这些企业及经济实体的生死-----税警团要谁“活”就能够让谁活，税警团要让谁“死”，这个企业和老板立刻就会倒闭破产甚至锒铛入狱。

可想而知----当时身兼税警团团长和汪精卫秘书的我在汪伪南京政府里面有多么牛逼！

所以，我暗中和杜月生合作经营的三鑫公司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垄断经营，而且还大量囤积、经营、倒卖战时南京政府控制的各种紧缺物资----称为“官倒”乃实至名归。所以，这个三鑫公司想不发横财都难。

因此，在之后的时间直至抗战结束，我通过杜月生和三鑫公司不仅为重庆国民政府组织输送了大量的战略紧缺物资---粮食、棉花、汽油、药品以及军火等，同时还为重庆送去了大量的黄金、法币和中储卷以及其它外汇。

这些对我重庆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支持极大，让戴笠和蒋介石感到非常满意。

不过此时的我在南京也仍然还谈不上毫无顾忌。

虽然我最终搞定了周拂海，去除了我开展地下活动的最大障碍，但这时的76号和李士群却又冒了出来。他们屡屡破坏影响我的行动，尤其是在李士群担任伪江苏省的省长后，三鑫公司在江苏的经营业绩很不理想。

76号和李士群还经常暗中侦查三鑫公司经营、倒卖战时南京伪政府控制的紧缺物资的情况。

由于得不到周拂海的支持，李士群竟然直接向日本人报告我和三鑫公司的有关“违法”情况，虽然这些都被我一一化解，但还是让我好几次都处于十分被动难堪的境地。

----此时，李士群和76号已经成为了我为重庆政府组织输送战略紧缺物资和开展地下活动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