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宣告成立，但是这个靠着日本军刀的支持组建起来的政府却是一个地地道道、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它最初成立时所需的钱当然只能来自于它的保姆----日本人，不过之后对于它的运转，日本人就不愿意再“出血”了。-----你既然已经“成人”了，就自力更生吧。

很显然，日本人是不可能做亏本买卖的，他扶持一个傀儡政府起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其帮助维护其占领区的地方秩序，稳固后方，另外一个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让其帮助自己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意图。也就是说，日本人千辛万苦、费尽心力扶持起来的傀儡政府，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从这个傀儡政府处获得战争需要的资源和资金而不是养一群各怀鬼胎的汉奸。

当然，日本人不出钱，但它却给傀儡政府出了另外一样东西------政策。

什么政策？就是让你印钱、拼命地印钱！-------因为只有这个办法来钱最快！

日本人才不会去关心你中国会出现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之类的后遗症。

于是，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一种新的货币产生了-----“中储卷”又称“宁钞”，作为汪伪政府在沦陷区的法定流通货币。

“中储卷”由南京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中央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就是那个对“变脸”艺术研究得最好最透彻的变脸状元周拂海。

周拂海担任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行长后，的确就按照他的日本主子的意思------拼命地印钱、印“中储卷”，用“中储卷”替代沦陷区一直流通的原国民党政府的法定货币------“法币”（不是法国的货币，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就叫法币）。

另外，为了扰乱重庆国民政府地区的金融秩序，伪“中央储备银行”还大肆印制假法币，并且让这些假法币大量渗入重庆国统区流通，一方面窃取了国统区的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另一方面又让法币迅速贬质，引起重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沉重打击国统区的经济。

这些措施的确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不仅危及了国民政府“法币”的地位，还造成了法币的迅速贬质和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为此，重庆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挽救“法币”的地位，平抑物价，保护经济。一方面，向英美苏贷款，努力稳定国统区的货币和经济。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协议，1939年6月，再次和苏联签订了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协议。

1938年12月，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援助，就是所谓的桐油贷款，金额为2500万美元，1940年3月，作为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信号，美国又提供了两千万美元的“锡贷款“。

1939年3月，为了维持法币的币值，重庆国民政府向英国政府贷款500万英镑作为法币安定基金，12月，英国再度提供法币安定基金500万英镑，并另行提供500万英镑作为其他方面的开支。

另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也采取以恶对恶、以卑鄙对卑鄙的办法对付伪南京政府-------既然你能够印假的法币渗透进入我国统区流通，那么我也可以印假的中储卷打入你沦陷区流通搞乱你的经济。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敌对政府以政府层面大规模有组织地印制他国的假币案例了！从这次重庆政府和南京伪政府的货币战争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一个国家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和货币同在战场上打败这个国家几乎同等重要。

此外，重庆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发动沦陷区的老百姓不买“中储卷”的帐。这一措施很快就得到了沦陷区尤其是一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的老百姓的积极支持。

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不与伪“中央储备银行”来往，全上海市的大小商铺，都不准流通“中储卷”。

的确，你随便拿出一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纸就来买我的粮食、棉花、水果、蔬菜--------我不干！

但是，你如果要打死我或者炸死我，那么我就只能被迫------干。

汪伪政府就是这么干的：你不干，不愿意收我的“中储卷”，我就打，一直到打到你愿意干，打到你愿意收我的“中储卷”为止。

为此，时任汪伪警政部长兼“76号”特工总部主任的李士群，派出大批特务，携带大量“中储卷”，往各大公司、商店购物，强迫对方收下，如果对方拒绝接受，那就对不起了，轻者是拳头、匕首、铁棍招呼，重者是手枪、手榴弹，让你轻则重伤，重则死亡。

靠着这些特务卑鄙恶劣的流氓手段，“中储卷”在上海市面逐渐开始流通。

这让重庆国民政府感到十分紧张，于是，戴笠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予以打击，阻止“中储卷”的发行和流通。

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随即在上海针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展了一系列的暗杀行动。

军统特工首先杀掉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

过了几天，军统特工又袭击了正在营业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打死打伤了6名正在里面上班的银行职员。

一个月之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设计科长楼侗、储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稽核科主任万鼎摸、财政部科员等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骨干陆续被军统特工暗杀。

同时，军统特工还对那些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生业务联系的商家及储户进行警告，让他们远离伪“中央储备银行”转而选择其他银行。对那些不顾军统警告，继续与伪“中央储备银行”发生业务联系的商人或者助纣为虐的经济汉奸，坚决进行制裁。

如当时上海的经济大佬之一盛植文，被日本人和汪伪政府拉拢，助纣为虐，为“中储卷”在上海的流通摇旗呐喊，积极充当开路先锋，并且准备担任上海沪西中日经济促进会主席。军统遂对其发出警告，要他拒绝出任沪西中日经济促进会主席一职，不要当经济汉奸。但盛植文不听劝告，执意要和日本人和汪伪政府配合，充当经济汉奸。

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随即决定对盛植文采取制裁行动。就在盛植文拒绝接受军统特工警告的第二天下午，盛植文从他的公司下班回家，他刚打开车门，两个年轻人就从对面的公路朝他走来。盛植文也并不是个呆瓜，他立刻就感觉到这两个年轻人一定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他发狂般地往家跑。这时，那两个年轻人追上来掏出手枪向盛植文一顿乱射，把盛植文的身体打成了蜂窝状。盛植文最终倒在了离家不到10米远的地上，那两个年轻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中储卷”来扔在盛植文的尸体上，然后扬长而去。

这件刺杀案让上海滩那些同伪“中央储备银行”有业务联系的商家和经济汉奸人人自危，心惊胆战。

经过这一系列的暗杀行动，使得本就业绩惨淡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就基本濒临破产了。“中储卷”在上海根本无法流通。

上海毕竟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日本特务和“76号”的报复是迅速和残酷的。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拂海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命令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对重庆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内的四家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进行残酷打击，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报复。而且他们不是用暗杀，而是采用明杀的更加恐怖血腥的方式。

于是就在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设计科长楼侗被军统暗杀的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汪伪“76号”特务公然闯进重庆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内的四家银行里抓走20余名银行负责人和职员，并且全部予以枪杀。

面对汪伪特务的报复，军统也决定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对抗，他们再次派出三名特工携带利斧，混入上海大华医院，将在那里住院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活活劈死。

汪伪“76号”特务闻讯后立即闯进中国银行抓走12名银行职员，并从中枪杀了3人。

之后，凡军统特工暗杀一名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业务人员，汪伪“76号”特务随即就杀死三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或者农民银行的职员，实行“以三抵一”的报复。

重庆政府和南京伪政府为了各自的货币利益，让军统特工和“76号”特务在上海的各家银行里杀得难解难分，把整个上海金融界搅得血雨腥风，短短几个月里，双方的银行负责人及职员都死伤过百，谁都组织不起足够的人手开门营业，两边的银行相当于同归于尽。

另外，由于双方都由政府组织，大量印制对方的假币并且渗透进入对方控制区流通，使得双方的货币都迅速贬值，从而引发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双方的经济都濒临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