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小说的时候总免不了不断地查阅资料，《史记》上的内容是很少的，关于嬴政、蒙恬、李斯、刘邦、项羽等等人物各有一传，加起来不过十万字。单凭这些个资料去写一本两百万字的小说，实在是有些纤薄。所以在写《破阵子》的时候，我查看了不少版本的《秦始皇专》和《楚汉争霸》。

秦国一统天下到汉朝建立这一段时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小说内容都没什么区别。大多数作者都是根据《史记》进行演义，通过一些杜撰的细节将史记的历史大段落给连起来便成了小说。内容上大同小异，文学性也都在一个水准。

知道最近开始看《大秦帝国》，才知道《大秦帝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以秦国为背景的小说，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孙浩辉老师的小说在以细节描写和确切的史料见长。细节描写表明了孙老师深厚的文学素养，而翔实的历史描述则表明老师在写小说的时候有着极为端正的史学态度。这两点，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细节描述要基于对历史的把控，只有史料烂熟于心，行文的时候才能够从容自如。所以说《大秦帝国》的两个优点，实际上是互为里表的一点。我本身对于历史就没有多少研究，要想写出《大秦帝国》这样的小说简直比登天还南。

但出于对历史人物的喜欢以及对汉族文化精神的苛求心让我不断地写下去，春秋战国，秦国汉国，之后还会继续写下去。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渐渐树立我历史观的过程。

在操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明明看到《大秦帝国》这样已经足够一个读者了解他想了解的一切有关秦国历史的小说之后依旧要再写一遍这历史，更多的不是想分享这一段历史故事，而是想要表达我的一些个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通过对历史的评判而表露出来的，是通过行文只是对单个人物的歌颂与批评表达出来的。

单纯的讲我在勤书网写的所有历史小说，它是抛开历史事件本身的细节，围绕单个的人来组织的小说。重点在于人物性格的挖掘，在于人物命运走向的必然性分析，在于人生幸福是什么的根本讨论。

（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太史公的终极追求。我读的书越多，越发现这一句话背后隐藏的那一刻心有多么的淳朴而崇高。太史公为什么要用在他那个时代前所未有纪传体来写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这一段时间，我在不断地思考关于一些哲学问题，关于形而上，关于道德。到目前为止，我大体上是认同尼采和庄周的态度的。这两个人完全地否定道德，认为道德就是一切不公平与黑暗的源泉。而基督教开头所讲述的亚当夏娃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被上帝认为有罪，这罪责便是知道了道德。我知道这种看法是片面极端的，但是越深刻地感受生活与阅读，越发现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我将尽可能批判这个论点，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办法完全否定它。

中西方文化的差别，我以为在意出发点不同，一个是以“人”为出发点，追求个体的人的极致自由；一个是以“人类”为出发点，追求整个人类的繁衍生息与存续。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个体心理学与大众社会学。个体的人与团体的人有什么区别？《存在与时间》、康德的三大批判以及尼采叔本华这些人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求知了，反倒是《娱乐至死》、《乌合之众》这些个已经渐渐被西方主流学术抛弃的东西还是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我想要继续学习西方主流的相关资料，但是没有这个条件，最近在学英语，希望以后能够看懂专业的英文资料。现在我只能自己不断地提问然后自己回答，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思考一些深奥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以为能够发反驳尼采和庄周的东西还在儒家那里，这儒家当然不是心学、理学或者洛学这些个出离孔子思想而自成一派的东西，而是完全的孔子本身的思想。跑开《论语》之中封建性的落后内容，会发现孔子本身有着一颗至善至纯的心，但是他自己对于“仁”也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作为后人，应该努力把他的思想更进一步地分析清楚，而不是胡乱添加成为一个看上去五花八门的大杂烩。

而“仁”是以人为本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儒家的学说都是从自我要求出发的，我想要明白的是仁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两点孔子反复论述，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单单是关于“仁”的定义就足足有一百多条。所以建立一个有体系的儒学思想来批判尼采这种反道德主义，第一步就需要明确“仁”的定义，而明确这个“仁”的过程，自然就能够把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到，这也是互为表里的。

单纯的以本为本，是不可取的。一本《论语》一万多字，也用不了多少功夫去细看。到目前为止关于《论语》的批判总结，落在“官必不仁”、“仁为务本”、“礼之将行”、“义之所举”和“仁亦中庸”这五点之上。但是总结出来之后需要论证，论证又很难了。

“仁”是以人为根本的。所以想要论证，还要从人出发，从人类出发，对这两个概念有自己的理解。

《史记》这本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根本的。单纯的就老子的《道德经》而言，我看了两遍，以为所谓的道家思想，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矛盾转化观念与方法论，有且仅有这两点。《史记》的道家思想就是这样。这一点从《太史公自序》中就可以看到。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一段文字把儒家、墨家、法家等等都论述了一遍，最后主讲道家，可见太史公以为道家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切实有效的思想。单单就是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化之前，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太史公的地步。

以往我以为《红楼梦》是最伟大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对“单个的人”进行了最深刻的分析，在反封建的主题之下表明了作者对人生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现在我以为《史记》更高一筹，太史公的立足点要更高。作为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依旧对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孜孜以求，这不得不让我佩服。

但是太史公虽然有方法，但是依旧没有得出结论。看史记的感觉就仿佛看易中天老师的《中华史》，总觉得作者思绪万千，掩卷的时候却根本没有看到作者得出了什么结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我以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保证人类整体和谐的情况下达到个体的幸福，换言之，道德究竟应该怎样行之有效地规范引导人走向幸福。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用到道家思想，也就是马克思的方法论。但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只是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他清楚的告诉我们，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方法论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人类历史从来不曾改变，社会不公平从来不曾消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数人的幻想，在他之前便有人对未来的社会有过讨论与畅想，但是马克思自己的实践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实践都表明，他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我以为解决的途径在孔子那里。

马克思的方法之所以有问题，是他假定了社会大和谐一定在物质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问题是我们等不到物质大发展的那一天。在贫穷的落后的物质资料不均衡的如今，我们也想要社会和谐。打个比方，现在一个人要饿死了，马克思说他想要不饿死，必须要吃肉，只要吃一斤肉他就会饱，就不会死。问题是现在没有肉，没有肉他就必须要死吗？我以为可以吃蔬菜，可以吃水果，可以吃五谷……肯定还有其他的方法。

所谓的方法，便是在以人为出点的自由与以人类为出发点的自律之间，在满足人自私本性的和认可人类需要崇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需要中庸，儒家思想不正是中庸吗？

（三）

前言的第二部分，讲的是我写小说的动机，其实我还不能够准确概括的但是已经隐约成形的历史观也隐藏其中。

找到问题答案的方法在于中庸，而实际这个方法的切实举动便是研究历史，从研究历史中的人开始研究整个的历史。如此，我的历史是极为功利而又目标明确的。这是太史公的方法。

这是我所有历史小说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