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对于朝鲜半岛而言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中朝方与美韩方在这一天签订了《停战协议》，持续三年有余的苦难战争，终于结束了。

对于长期困扰和平谈判的两个核心问题之一，即关于外国军队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的问题，中国政府采用了灵活务实的态度，不管你撤不撤、什么时候撤，反正我们按计划撤！于是到1958年底之前，我们把最后的5个师，撤的干干净净。而美军却从此赖在了韩国不走。

另一个关于志愿军战俘的问题，是一直胶着的大问题，最后双方达成的妥协方案，是尊重战俘本人的“志愿”，他“愿意”去台湾就让他去台湾，愿意回大陆，就释放回大陆，哪里也不愿去的，还可以去“中立国”。

实际上，这个方案，充满了美韩仇视中国的阴谋，在巨济岛战俘营，21341名战俘，无数人被胁迫去台湾。

五次战役中，因饥饿而正昏睡的陈文基，被美军用枪托砸醒，就成了俘虏。他发现，战俘之间，正在上演着“国共内战”。

“亲共”还是“反共”，不同立场的战俘们，壁垒森严。“反共”的战俘，多为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被收编，所以有的要求前往台湾。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坚决要求回大陆。

李正文就是坚决要求回国的一员。党团员们秘密建立了“回国小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与美韩监管人员、反共人员进行着殊死斗争。战俘营，成了国共斗争的新战场，大规模的殴斗时有发生。

1951年10月，当“反共”派决定在“双十”升旗纪念，其他人则携带木棍，在前一天晚上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试图夺取旗帜，殴斗中，双方互有死伤，随即被赶来的美军阻止。

这甚至让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感到困惑，他们没想到，在战俘营中，战斗还要以这样的方式继续。

争斗的焦点是争取更多的支持，双方都希望能将更多的战俘拉到自己一边。

在“回国小组”开展斗争的同时，“反共”战俘发起了“刺字运动”，每一个被控制的战俘都得在身上刺下文身——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又或者“青天白日旗”。不愿意刺字的战俘，会在夜里被叫出战俘营进行“教育”，有的第二天被发现淹死在厕所里。

“亲共”的战俘，也会发起“打坏人”运动，经一位狱中党组织领导人批准，被处死的坏人就有17人。

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难以独善其身。

大学生程立人有着“校长”的绰号，被俘后他当了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但“校长”的政治态度过于暧昧，他想骑双头马，两面讨好，却难以得到两方的信任，殴打与羞辱，让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在美军开办的学校里，曾经念过书的陈文基成了战俘们的临时老师，他用着“校长”编写的教材教战俘们识字，许多战俘都是文盲，他首先教他们的，是写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停战半年后。

1954年1月20日，战俘开始遣返。坚定的归国者李正文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陈文基，则登上南下的汽车。而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的大学生程立人，选择留在原地，和其余11个人一道前往“中立国”印度。

北行、南下，还是前往异邦，从此开启了这些战俘们不同的命运模式。

回国的7110名战俘们，被集中关押在辽宁昌图县金山镇的“归管所”，被不厌其烦地要求交代问题。随后，调子越来越高，没负伤的战俘，被责问为什么不跟敌人同归于尽，负了伤的人，被质问为什么不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跳崖自尽。凡抽了敌人的烟、身上刺了字的人，都被视为叛变，而只要供认过部队番号者，就算是出卖军事机密。

最后，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1959年反右运动时，一位复员后在奶牛场工作的战俘，出于对组织的信任，向领导坦白了自己被俘的历史。领导大惊又大喜，在职工大会上，兴奋地宣布“奶牛场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则成了“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开除公职的战俘决定去北京上访，他挤上红卫兵串联的火车，要去天安门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狱。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怀疑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1954年，李正文从辽宁昌图寄给战友汪元昌一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

尽管他那时在一轮轮的政治高压下，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诉汪元昌，他有多高兴能回到祖国。

两年后，汪元昌在四川广元见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战俘都被取消军籍复员回家，无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重新回去当学生，也好谋个教职。

“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身负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说，离别的时候，他再三问李正文，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后者迟疑了许久才告诉他，他想要一件衣服。

汪元昌将随身携带的衬衣让他穿上。李正文个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却很满足，连声道谢。这让汪元昌突然觉得很难过。

汪元昌再见到李正文时，“文革”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那时，汪元昌转业到地方，是财税局的官员，李正文是小学老师，同时还在地方剧团拉二胡。但无论学校还是剧团，都已经停业闹革命，他一个人生活，局促而潦倒。

直到1980年，随着“文革”结束，中央下发了对朝鲜战争被俘归来人员，重新复查处理的74号文件，对战俘的不公待遇，才开始得到纠正。

可是，当县武装部两个干部登门找李正文，告诉他要填个表落实政策时，他却不在家。于是那俩干部给邻居留了句话，要他们转告李正文，回来后立即到武装部，有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事，他们却没说。

李正文听了邻居们转告的话，联想到这一生不平凡的遭遇，认为活到现在，还在纠缠当战俘的问题，活的真没劲，太累了，他就拿根绳子，自行解脱了。

消息传到武装部，那俩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老李受了一辈子的委屈，都活的好好的，为啥一听要落实政策，反而自杀了呢？”

两年后，李正文的战友汪元昌才听说了这个消息，他大骂：“拜托！你是去给人落实政策，就明确说是落实政策，他妈的不要故弄玄虚，动不动就喊人立即到政府机关报到好不好！受惯了打击的人心灵很脆弱，真心伤不起啊老大！”

而包括陈文基在内的来台战俘们，都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到台湾的那一天，被定为台湾的法定假日“自由日”。

当年，这些争夺来的大陆士兵，被视作国民党的一次难得胜利，在台北“总统府”，赴台俘虏们按要求，集体向“蒋总统”排队欢呼致敬。

来台两个月后，这一万四千多人集体加入国军，并写下决心书，“在领袖的领导之下，战斗！战斗！进军！进军！直捣北平城，打下莫斯科！”

台湾曾对这些战俘做过统计，其中文盲接近一半，真正受过合格教育的少之又少。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被编为普通士兵，驻防台湾各地。

1966年，陈文基娶了一个高山族姑娘为妻，一年后，考入陆军财务经理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会计。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台湾安然生活下去。1950年代，一位驻防金门的战俘，准备游泳回大陆，终于游上岸后，却发现不过是回到了原地，而他则因体力透支晕倒，被巡逻的士兵发现，被处以死刑，通报全台湾。

更多的“反共义士”则过着更艰难的生活。由于台湾规定士兵不能结婚，许多的战俘直到四十余岁退伍时，还只是孤身一人。他们文化水平低，没有生存技能，不会讲闽南语，融入不了台湾社会。孤家寡人，成了许多战俘一辈子的伤痛。

在台北，台湾为这些老兵修建了白鸡山庄，又叫“荣民之家”，鼎盛时曾有超过3000名战俘住在里面。

回乡探亲成为许多战俘的愿望，1987年，2000名穷困的赴台老兵举行了游行示威，因为甚至筹措不起路费归家。

最终，这些老兵们，用30年前发给的“战士授田证”换取了5万到15万（新台币）不等的路费。好多光棍，采用的办法是租个全套的老婆和子女照全家福，然后孤身一人踏上了回家之路。

不少去台老兵，此生也就这唯一的一次返乡祭祖机会。面对祖先的坟墓，他们悲凉的心情，有几个人能真懂？而活着的大陆亲人们，因为贫穷，莫不希望能借机发一笔海外横财，可是，又有几人能如愿呢！

当年，这些“授田证”曾经承诺，当光复大陆后，会让每人分到出谷2000斤大米的田地。但最终，这成了张“空头支票”。

当然，也有个别的战俘成了人生赢家。程立人是主动投降敌人的，这让所有的战俘都看不起他。大陆不敢回，台湾去不了，他无奈选择去了印度。一年后，他又辗转去了阿根廷。奋斗三十年后，他在阿根廷拥有60万亩土地，而且有两家上市公司，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宝商，富可敌国。

没错，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他真的成了阿根廷总统的妹夫。以至于贵州省人大一位领导要去拜会他，请他回家乡看看，还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面呢。

无疑，这些战俘们的遭遇，只能说明，一个游子回家的路，有多么的遥远而漫长、艰辛。

但对于班师凯旋的志愿军官兵而言，回国之途，真是阳关大道。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征，威风凛凛地回国，之后基本上都打开了一帆风顺的人生事业模式，除了个别例外。

这里我们拿两个著名的战斗英雄来看看。

先说胡修道吧！他是四川金堂县人，12军31师91团5连战士。他的成名，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是在上甘岭战役中，11月5日，范佛里特向597.9高地发动了凶悍的攻势，作为一个新兵，他和另一个新兵滕土生，被安排跟班长李锋，一起坚守3号高地。

在当时，为了让新战士尽快适应战场，志愿军采取了“一看、二打、三带”的方法，即由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上阵地，第一次老兵打，新兵看；第二次新兵打，老兵在一边指导；第三次或让新兵自己打，或由老兵带着新兵打。

由于是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干，年轻的胡修道起初还有些心跳。当敌人第一次向阵地冲来时，胡修道紧握爆破筒的手渗出了汗水。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班长一声令下，胡修道就没命地往敌群中扔手榴弹、手雷、爆破筒……直到班长抓住他的手腕，他才知道敌人早已被打退了。

不久，两个多排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胡修道和班长先集中火力向分散的敌群两边打，迫使敌人往中间挤，再往前面猛打一阵，让前面的敌人爬不起来，后面的往前拥，等敌人挤到一起时，突然向敌群投手榴弹。这种被称为“包饺子”的方法果然奏效，直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四散逃命。

后来，班长被调走，滕土生也受伤下去了，胡修道变成了一个人守两个阵地，他跑来跑去地打，打得天昏地暗，杀的日月无光，就在最后他准备拉爆破筒跟敌人同归于尽时，大部队上来了，敌人溃逃了。

第二天，连长表扬他打的好，一个人消灭了280多个敌人，他听了，自己也不敢相信，因为他早已杀红了眼，从来也没去数到底打死了多少。不过，他先后打退了41次从排级到营级的进攻，这个倒是记得的。

为此，他立了一等功，是特等功臣。

不得不说，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英雄，毛都没伤一根。可以想象得到他回国后的荣耀。他后来从班长当起，一直做到12军副参谋长。2002年逝世于南京。

但另一个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却甘愿走了一条隐姓埋名的人生道路。

柴云振，四川岳池县人，15军45师3营班长。在1951年5月的朴达峰战斗中，担任阻击任务。从5月30日到6月4日的六天六夜中，曾经在这里击退了美军步兵第25师的四十多次进攻，歼灭了1340多名敌人，击伤敌机两架，击毁敌人坦克一辆。

在最后的时刻，负伤的柴云振与一个黑人摔打在一起，敌人想用匕首刺杀他，被他打飞了匕首，那黑人高大，压着他用石头猛击他的脑袋，连砸了二十多下。柴云振用右手挖掉了敌人的眼珠。那鬼子落荒而逃，柴云振捡起他丢掉的卡宾枪将其击毙。此时，三营已经全军覆没。

柴云振是被友军救走的。在战地医院，秦基伟曾经下令要尽最大力量抢救他。于是他被专机转回了国内抢救。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身在包头医院，医护人员都认为他能活过来，是一个奇迹。养了一年多的伤，他也不知道部队在哪儿，就回乡下种地了。三十多年来，他当过生产队长，大队长和公社副书记，一直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是特等功臣、一等功获得者。

1980年，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成都访问。金日成说，四川出了好几个著名的战斗英雄，黄继光（中江）、邱少云（铜梁）牺牲了，胡修道（金堂）在部队很好，赖永泽（绵阳）也找到了，唯有柴云振生死不明，希望能找到他的下落。

于是邓小平下令寻找英雄柴云振。秦基伟动情地说，我已寻找他几十年，此生不找到他，死不瞑目！

武汉军区经过四年的寻找，最后试着在《四川日报》登了个广告，恰好，这则《寻人启事》，被他的儿子看到了，就拿着报纸来找他，问报纸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他？

“不是的，”他说，“人家找的是柴云振，我叫柴云正。”

在四川话中，这两个字的发音，没有区别。

一般来说，后代都希望前辈有点啥光辉事迹，以使自己脸上有光。在儿子的坚持下，柴云振终于与广告上的单位写了封信联系。很快，上面派人来照了许多相，先拿回原部队进行辨认，接着，武汉军区又把他接过去。

这一天，在隆重的接见仪式背后，实际上给眼前这位老人组织了一场“大考”，难度系数相当高。

原来，为了核实眼前这位，是不是当年朴达峰战斗英雄，有关单位特地将原部队的军、师、团级干部，从各地全部请来，夹杂在其他年龄相仿的军人之中，让柴云振辨认。柴云振一见，立即走上前去，叫出了原15军政委谷景生，45师师长崔建功及向守志、唐万成、黄以仁、李万明、聂济峰、王银山、张蕴玉、刘占华等诸多领导的名字，并且将这些人当时在志愿军中的职务，说得清清楚楚。

从此，柴云振成了活着的“烈士”，后来享受副县级待遇退休。他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那些军功章，而是从朝鲜和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拿回的手绘“遗像”。

那么，502挑夫班过去那帮人马，回国后分别去了哪里呢？这里先简介一下。

吴一凡搞侦察荣立了二等功，提拔为营参谋长，但他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左臂负了伤，手术做的不理想，导致手臂抬举有些困难，不能360°旋转了。伤好后，他被安置到028基地某分厂担任党委书记。

这是一家兵工厂，最初在大巴山的山沟里制造航空炮弹，后来迁到成都远郊，改为制造火箭炮弹，六十年代后期，国家搞三线建设，又迁到川西山区改为制造弹道导弹。九十年代又改为制造精确制导炸弹，迁回了成都。由于他是保密单位，一直以来，公开对外只有个5028邮箱，他不找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是无法找到他的。

向春风自从去了某坦克部队，就再也没有跟大家联系过，他的联系对象只有502医院的那个叫冯欣茹的女护士。回国后，他驻防过河南，安徽，最后驻防到江苏，总算不动了，稳定下来。

1958年建军节，他与冯欣茹终于完成了爱情长跑，结了婚。

向春风本质上是一个文人，所以后来他把热情和精力都投到了创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调到了南京军区搞创作。随着名气的提升，八十年代初，他被调去北京，在总政一家杂志社当编辑部副主任，后来当主任、副总编、总编，成了军级干部，而冯欣茹也从上海一家小医院，调到了北京的大医院工作。

老鲁回国后，被有关单位政审了一段时间。鉴于他被军内劳改过，同时因为反特有立功表现，最后结论为保留党籍，承认军籍，转业安置到河南一家农场工作，控制使用。

这个结论意味着，他可以吃国家粮，但当不了先进模范，也当不成领导，随便他如何努力也白搭。

袁子弹当然不可能讨朝鲜的朴春惠做老婆，后来他也想通了，这婆娘害人不浅，自己算是栽在她手上了，现在就是她免费送上门，自己也没食欲了。完成政审后，他被勒令回吉林原籍务农，他倒也没啥可说的，高高兴兴地回了乡。

由于他有一门过硬的手艺——开车，没多久，他就在当地的运输社找到了工作，后来运输社不断扩展，就成了县里的运输公司，他成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职工。

袁子弹的强项，除了开车，还会泡妞，所以他的副驾座上，不同类型的女人，历来就没缺过货。到1956年，花心大萝卜终于发芽了，又一个女人不放过他，于是就被迫结婚了，从此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邓祿喜回国在内蒙坐牢，判了十年，由于表现好，一路减刑，到1960年，终于刑满释放，让他回甘肃原籍。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他出来一看，社会上到处都在饿死人，这情形比当年在朝鲜战场大迂回大撤退还惨，他想了想，还是在监狱里待着，条件更好点，不然一定会没命的。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唱着歌儿，去偷农业社的集体财产，是一头老母牛。这样写，有人会怀疑他要对老母牛欲行不轨，其实不是的，他真的是去偷牛，而且是唱着歌去的，因为他生怕革命群众不能察觉他的偷盗行为。

果然，属于革命群众队伍一员的集体饲养员，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听见邓祿喜唱着歌儿朝牛圈去了，知道他很擅长勾引动物，跟老母牛进行感情沟通，立即就提着棍子追进了牛棚。

他大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我要誓死保卫集体财产！”

邓祿喜对他笑笑：“你别紧张，把棍子放下吧，我这是准备偷牛来了，你把我捆到公社去，我自愿伏法，就想判个刑，混碗饭吃，老子已经饿坏啦。”

饲养员眨巴着眼睛，半信半疑地问：“就这么简单，不搏斗一下？”

邓祿喜说：“不搏斗了，老子真的饿坏了，没力气。”

那饲养员发飙道：“这现场太假！这样吧，你得先把牛牵走，我假装没看见，然后我追上来，把你打一顿，再把你扭送到公社。”

邓祿喜：“真打？”

饲养员：“不真打，你能吃得上牢饭？”

后来邓祿喜把牛牵着走了二三百米，饲养员发一声喊，社员群众们纷纷赶来助阵，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他终于又被判了十年，拿到了吃不饱但绝对不会饿死的国家级饭票。

张国力在回国政审的时候，他就强烈地自我辩护，要求查清案底，平反、恢复党籍、军籍和职务、待遇。可是作为当事人，他的辩护词显得相当苍白无力，于是他提出来，应该找505医院的董秋云护士调查了解真相。

直到有一天，政审人员告诉他，董秋云同志已经牺牲了，张国力当场就傻了。于是，他的党籍、军籍、干部职务，一切归零，只剩下光溜溜一个人，回到了山西大同乡下。

自从搞火线运输左腿受了伤，他走路的姿势，总是显得地球有点高低不平。尽管如此，这个老游击队员，还是拿起锄头扁担，撸起袖子加油干，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

好在善有善报，一个小寡妇认为，作为老游击队员，他变修也坏不到哪里去，更何况在朝鲜战场还为革命流过血，就毅然地嫁给了他，从而让他也享受到了人间真情，和家庭温暖。

至于叛徒赵光荣是死是活，他早已进入另一个人生频道，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的出现是在四十年后，当年灰溜溜夹着尾巴的叛徒形象，早已被身披霞光、头顶光环的归国华侨富商造型所取代，此乃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