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冯剥皮正和冯县丞在中堂猜拳，突听门外吵闹，就走了出来。见七八个家丁正跟一个穷秀才争吵，冯剥皮立即命令家丁把骡子没收！
海瑞被推了下来，骡子被牵走了。他见冯剥皮一众白天打劫，愤愤质问。冯剥皮却仍口出狂言，理论几番，冯剥皮气急败坏：“快把他们抓去见县丞兄！”
海瑞被连人带物拽进中堂。正大吃二喝的冯县丞喝道：“在冯爷门前，自然是冯爷的路，你走了他的路，他就该牵你的骡。你喧闹不休，定是不法之徒。来人，搜他的包袱！”
家丁们夺下包袱，打开看，里面放着知县的官衣、官帽和官靴。冯县丞看了，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海瑞掏出吏部文书和印信，冯县丞和冯剥皮一见，“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求恕罪。
后来，海老爷把冯县丞革了职，狠狠打了冯剥皮40大板。茶园一带的老百姓人心大快，都说：“海老爷没上任就给咱出了怨气，真是海青天哪！”
海瑞到任淳安，已过不惑之年。他上任之时，仍是秀才打扮，一不乘船，二不坐轿，而是沿途考察民情。想想从河南到浙东，要走多少路啊，虽年近半百，而海瑞一个父母官，居然千里迢迢徒步上任，实在是少见。不过这确实是考察民情的好办法，一路之上，所到之处，没有人为他造假，只要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最现实的东西。这是一个父母官的用心所在。
淳安是浙西一个山城，古老而贫困，以茶叶、竹子、林木为主要收入，而赋税沉重。又因为明朝开国之初土地没有丈量好，每亩田实际上只有八分，甚至只有五六分的，使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而比田赋更严重的是徭役，每丁少则一两二钱，多至十余两。农民会因为赋税徭役过重而逃亡。海瑞通过重新丈量土地，查实各户实有土地，再按土地数目分摊税赋；按田地多少、贫富情况来确定负担徭役的多寡，谓之“均徭”，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实际负担。对于“均徭”的“均”字，海瑞有他的理解，他认为，要使能负担的来负担，不能负担的不负担，能多负担的多负担，而不是平均分配，海瑞对“均徭”的理解，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淳安人从此安居乐业，连逃亡他乡的人也回到了故乡。
海瑞的前任，历届的知县都能享受到一种特别的津贴，就是摊派在田赋上的加收费用。海瑞就任之后，便革除了这条规定。而知县进京朝觐，依惯例，需要带去大批金银以便进京行贿，京官们也眼巴巴地盼着呢，这些费用在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费用则全部摊到百姓身上。海瑞两次去京城，总共只花去盘缠四十八两，用的是自己的钱。可以想像，有多少大官失望了，但更多的百姓欢喜了。失去和得到总是相对的，要看他更看重哪一方。他又惩治贪官，肃清吏治。他心里想的是百姓，因而也深得民心，这是相辅相成的。
一日，一个当进权贵路过淳安，流经淳安的新安江水流湍激，需要有人拉纤才能行进，他就命海瑞派人前去为他拉纤，可那是个农忙时节，纤夫都是农民，常以耕种为生，农时不可误，可是作为朝廷命官，他又无法抗拒当朝权贵的命令，于是他脚穿草鞋，率领一众衙役，亲自去为权贵背纤……
明朝嘉靖年间，社会风气腐败。达官贵人经州过县，除了酒肉招待之外，还要送上厚礼。那礼帖上写的是“白米多少石”、“黄米多少石”。但其实，这“白米”、“黄米”都是隐语，指的是白银多少两、黄金多少两。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连一些公子衙内路过，地方也要隆重接待。
又一日，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驿站官员不知道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淳安知县海瑞听说后，马上赶到驿站，见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举，顿时义愤填膺。他大喝一声：“住手！”立即命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见“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呼啦一下把海瑞团团围了起来。
胡公子趾高气扬，挥着马鞭，说：“你知道大爷是谁吗?” 海瑞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指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准在我管辖的地方胡作非为!” 胡公子手下的家丁威吓说：“狗官，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胡大人的公子!” 海瑞一听，心中早已有谱。他冷冷一笑，道：“哼，以往胡大人来此巡查，命令所有地方一律不得铺张。今天看你们如此行装威盛，如此胡作非为，显然不是什么胡大人的公子，定是假冒的!”
言罢！海瑞挥手喝令将胡公子捉下，事后，海瑞马上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家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
好在胡宗宪乃一代抗倭名将，他收到信后并不怪罪海瑞。就这样，海瑞巧妙地制服了胡公子的巧取豪夺。
淳安县有一个胡胜祖,和邵时重为了争夺山地而发生了纠纷,刚巧这时候胡胜祖得病死了;胡胜祖有两个弟弟，一名胡胜荣，一名胡胜佑，胡胜佑又有一个外甥，名邵镛，都和邵时重有争山地或争产业的宿怨，于是私下弄开胡胜祖的尸桶，用朱脂涂在胡胜祖的尸体的头部，假作伤痕。
二人来到淳安县来告邵时重打死人命。海瑞命仵作去验尸，自己亲自检验后发现“所点之朱，和以胶脂，役厘火炽，是以虽洗刷数次，盆水已红，其骨不免红色。后用磁瓦刮之，头颅硬处红去无迹，至于缝痕松糙骨红迹则有，然朱脂色与打伤色一隐一显，一凝死一流活，悬绝可辨”，因而昭雪了邵时重的打死人命的冤枉，明确了胡胜荣诸人的诬告罪行。
海瑞逐渐有了明察秋毫的口碑，因此和淳安县同属于严州府的桐庐、建德、遂安等县发生了重大案件，凡是经县、府、巡按御史等部门审理而仍不能结案的，也常移到淳安县来审理，或者请海瑞去会审。
桐庐县百姓徐继，有一个妹妹，嫁与戴五孙为妻。徐继的母亲汤氏借了三两银子给戴五孙，徐继屡次向戴五孙索还，都没有结果。
有一天吏员潘天麒带领仆人潘小毛出去公干，投宿戴五孙家。刚巧戴五孙又在门前遇到了徐继，便去买酒请徐继吃，又谈到借的银子何时归还的问题，一言不合，发生了冲突，徐继用石块打死了戴五孙。
为了能毁尸灭迹，徐继又用大石块压在尸体上，投于水底。事情闹开了，桐庐县的审讯首先便很主观地虚构了徐氏和潘天麒的奸情，认为徐氏是谋杀亲夫，拟凌迟处死，将潘天麒予以处斩。
杭州刘推官复审时，苦于奸情缺乏根据，觉得不便下结论，但还是在潘天麒身上找答案，判处了潘天麒殴斗杀人，定了绞罪。详到京里，被大理寺驳回，由桐庐县知县赵惟兴、建德县知县林以良、遂安县知县罗衮三人会审，仍旧判了徐氏凌迟处死、潘天麒斩罪，但总算把徐继这个凶手找了出来，但只是把他作为替所谓“奸夫淫妇”去杀人的帮凶而已，也拟了绞罪。
巡按御史崔楝便把案件移到淳安县审理，海瑞了解下来，知道徐氏和戴五孙本来感情很好，生了好几个小孩，而潘天麒也是有妻子的，因此觉得发生奸情的可能性不大，而以前的判决中都是肯定徐氏是串通了哥哥徐继，潘天麒是串通了仆人潘小毛，这样广事声张地通奸的，海瑞更表示怀疑是否会有这一种通奸的方式。从各方面研究探索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保全了徐氏和潘天麒的生命和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