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凤岐在山西任职时，依然心系民族发展，吕凤岐是真正的至诚君子，他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交往颇深，在交往中，吕凤岐接受到一些新思想。在一个时代里遇到一位志趣相投的人是一件幸事，杨深秀赠予吕凤岐一幅山水画，虽然后来友人杨深秀遇难，但吕凤岐一直妥善保存这份画作，一是为了借画作怀念杨深秀，二是留给女儿吕碧城临摹，学习君子的风骨和人格。

杨深秀为什么让吕凤岐这么敬佩呢？杨深秀身上到底有什么优秀的精神品质呢？

杨深秀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是山西闻喜人，吕凤岐曾在山西任学政，二人都在山西，这或许就是缘分吧。杨深秀十二岁时成秀才，二十一岁时中举，榜列第三名经魁，且精通中西数学。二十二岁参加同治十年（即1871年）科会试，没有考中，杨深秀不气馁，拜师求教，钻研汉学，尤其喜欢《公羊传》。

1877-1878年，也就是光绪三四年，北方多地出现亢旱，山西最为严重。山西发生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杨深秀心系家乡，毅然决然放弃了科举考试，请假回乡。学而优则仕是文人一贯的追求，功名固然重要，但家乡的灾荒更让他挂心。

杨深秀在1871年科会试落榜后就一直留在京城刻苦钻研，7年的寒窗苦读眼看着就要熬出头了，很可能飞黄腾达、仕途通顺。文人中举之后有多么喜悦呢？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后》里写过这样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杨深秀一定日夜期盼亲身感受孟郊的喜悦，可是人不能忘本，飞黄腾达也罢、仕途通顺也罢，人的理想抱负说到底不就是为了给黎民百姓带来福祉吗？家乡山西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自己为了赢取共鸣而充耳不闻，这绝对不是杨深秀的品格，他绝不允许自己做这样自私自利的人。

当时的灾害有严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文里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灾情严重，影响巨大，山西京官和士予牵挂家乡，纷纷捐献银两赈灾，更有许多有识之士请假回晋省加入赈灾行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杨深秀也在其中。

他精通数学，又熟读经史，满腹学问，很快就成为了此次赈灾行动的领袖人物。家乡县令和父老乡亲们看到杨深秀回乡赈灾，内心激动无比，甚是感激。杨深秀不负众望，迅速展开行动，团结官商士绅，兴利除弊，积极组织赈灾，历时两年之久才顺利结束。

赈灾过后，杨深秀考虑到灾后乡民穷困这一情况，与几位士绅共同商议减少乡民的驿费负担，县令非常支持他们的提议，并快速执行。乡民对杨深秀等人大为感激，连连称赞。杨深秀造福家乡的美名一时间传遍晋省。

灾后一年，晋省巡抚曾国荃责令各县重修县志，县令回想起赈灾过程中杨深秀才能突出，因此将修县志的工作交给了杨深秀。杨深秀主笔续修县志，修县志困难重重，“作志有三难：一日体例欲精则难；二日考据欲核则难；三日文章欲洁则难。”意思是修县志既要精炼简明，又要考据精确，还要文章表述雅练，尽管如此艰难，杨深秀仅用半年时间就将新县志修成了，他新创了《志斟》、《志补》、《志续》三种体例，总共十二卷，又对地形图作了大改革，“废黜八景，分裂四图，限以棋局文，参以罗经向”，每格纵横为十里，较为准确。不得不说，杨深秀对晋省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每一分付出都透着他对家乡深切的眷恋与大爱。

对于这样有才能、有学识、品格高尚的人，吕凤岐自然愿意与其深交。山西是杨深秀的家乡，1882年张之洞来山西主政，后来吕凤岐又来山西任学政。由此看来，山西就像一根纽带，把这三个有才华有抱负的三个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张之洞来主政之初就大刀阔斧地革弊兴利，杨深秀借此机会向县令提议免除“公堂礼”摊牌，革除这一弊政，振兴孱弱的文风。“公堂礼”摊牌的意思是新进生员每到岁、科两试时分摊考棚费和送礼费，这一重负免除后，士子们拍手称快，孱弱的文风迅速得到了恢复。

当时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张之洞与吕凤岐的观点颇为相似，商议之后于1883年创办了令德堂书院，这是晋省非常有名的学术机构。令德堂和晋阳书院同为全省士子的最高学府。张之洞大力建设令德堂书院，特聘晋阳书院的山长王轩做令德堂书院的总校主讲。杨深秀等人被聘为分校兼协讲，杨深秀在两个书院里讲《尚书》时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深受学生好评。杨深秀在讲经时以春秋的《公羊学》启迪学生，教导学生们要从八股文里走出来，学习改制立法，学生深受影响。

杨深秀、张之洞、吕凤岐都为山西的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三人志趣相投、观点相似，思想达成共识，虽然历史上对于吕凤岐的记载并不多，但从他与杨深秀、张之洞的交往也足见其人品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