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的干部们还以为这位“钦差大臣”首先会表扬红二军团浴血奋战的业绩呢，未料只字不提，似还有否定之意，啥都不是了，红变灰色了，人人心头一凉，寒意袭身。

这仅仅是感觉，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没有人给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是党中央派来的呀，是领导咱们的，崇拜权力信任上级的传统观念占上风。

会后，夏曦及时起草了肃反计划，称“肃反”为红军目前最突出、最紧迫的任务，并准备设置独立的肃反机构“保卫局”，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

夏曦将计划上报中央王明。王明是肯定加赞赏。这一切凭个人主观，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形成。夏曦似色盲，草木皆兵，看谁似都有问题。他的思想自然传染到他的没脑子的执行者。

农村也开始遭殃了，富农的财产被没收，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也被没收。打击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

红军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搞得太过火了，这样搞下去还叫什么革命？”“这搞的啥子活路嘛！”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又能怎样？

部队所在处，总有一个幽灵，一个身份特殊的人。他名叫姜琦，深得夏曦信任，政务处长，具体主持“肃反”工作。成了夏曦一人之下、红三军之上的人物。他随身带着个小本子。一双眼睛似贼，只要他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上，然后经夏曦点头，就将谁逮捕、处决。二人似阎王、判官转世乱世。

“火线肃反”很快扩大到红三军各师、团、营，直至基层连队。战场上，几个战士将负伤的一个干部背下了火线，姜琦一翻小本子，本上有名，马上宣布：“这是个反革命，立刻枪毙！”不由分说，令执法队举枪杀害。

有一天，夏曦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带两营人马，战绩竟如此之大，连打几个胜仗，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关向应苦笑道：“你太过敏了吧？卢团长是什么人，北伐战争参加者、陈赓的战场救命恩人、放牛娃出身、参加开辟创建湘鄂西苏区，屡建奇功，劝你别抓他了！”

夏曦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经关向应一说，夏曦才没抓卢冬生。

但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师长段德昌就没这么幸运了。

保卫局审讯室，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被严刑逼供，受不了皮肉之苦，胡诌他与中共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既是同乡，又是同伙。

接下来，遭殃的不仅是杨国茂。

苏区肃反进行了四次。成千上万红军干部甚至战士、家属都被扯出一串一串受到株连。连夏曦的“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湘鄂西省委组织部长杨成林也感到自危，给夏曦留下一张条子：“我绝不是国民党，今后也绝对不当国民党。”然后化装成渔民，暗夜出走，不知所终。

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红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各级指挥员，地方政权领导和无辜群众被错杀多达7000人，加上蒋介石的疯狂围剿，红军实力损失大半。

时蒋介石得知共产党苏区大规模肃反现象，兴奋地说：“意外收获，效果大过我有心栽花，娘希匹，我应当给共党王明、夏曦发张金边大奖状、授中正剑！并致以真诚的感谢，老实说，共产党每次犯错误，我国军才有打胜仗的机会！”

被怨死的湘鄂西红军大干部有：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红7师师长王一鸣、红七师政委朱勉之、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均、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陈曾红、红8师参谋长胡慎、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等。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

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这传言来自夏曦公开表态，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

夏曦的肃反，反得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3个半个党员 他自己身边四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三个!

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曾救过夏曦性命，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任职的贺炳炎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以解脱。

对于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段德昌与他进行了斗争，当面指责：“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夏曦因而觉得，段德昌是他推行路线的主要障碍，决意除掉段德昌。

1933年4月下旬的一天，夏曦派人通知段德昌到中央分局驻地金果坪开会，段德昌情知有变，但仍镇定自若，安排好工作，告别亲人，然后赴会。

果然，一到分局，段德昌就以“改组派”、“逃跑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贺龙闻讯赶来，拍着胸膛对夏曦说：“我了解段德昌，我担保段德昌不是改组派！”

夏曦一意孤行，威胁贺龙：“你担保他，谁又能担保你呢？这是中央分局的决定，你敢反对？”贺龙眼见战友蒙冤，自身难保，悲痛万分地抚摸段德昌身上的伤痕，深情地与战友话别：“德昌，我胡子保不了你，对不起你，但党和洪湖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贺龙为何不拿出魄力，态度不坚决？他也出身不干净彻底，怕受牵连。

1933年5月1日下午3点，段德昌被押至金果坪江家村的山坡上，夏曦宣布段德昌的所谓“罪行”和执行死刑命令，夏的心腹姜琦命令开枪。段德昌喝道：“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

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震撼夏曦不用子弹。”

段德昌又深情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

山坡上，杜鹃啼血，阴风阵阵。一位威震湘鄂西的红军高级将领就这样被冤杀了。他太爱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党了，以致对夏曦只有幽怨没有愤怒。

江琦发明了20多种刑罚，其中像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不死即残。

然而掌生杀大权的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竟被查明才是真正的国民党特务。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能不气恼吗？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夏曦终于被批判，中央也下令禁止肃反扩大化，纠正极左行为。

1936年3月2日，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向西北方向出发，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却坐卧不安。他派人到席大明部，劝说他们一起北上，却无回音。此前，红二、六军团攻克了毕节县城，收编了几股地方武装千余人，并将这些人编入新成立的抗日救国军，由开明绅士周素园老先生担任司令。席大明部被编为第一支队。红二、六军团出发前，开明绅士周素园坚决表示同红军一起北上，若能拉走席大明部当然更好。此时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多一兵一卒也是有用的。出于这一希望，夏曦与周素园、抗日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三人坐在河岸边等了很久。周、邓二人都劝夏曦，不要对席大明抱太大希望，因为席大明带有明显的家族武装性质，武器也是当地2000余户共同出钱买来保家的。红军不远离黔西北，席大明部还有可能一起行动，如果远征，他们是不会跟着走的。不久，派去联络的人匆匆赶回，告诉夏曦说，席大明不愿意跟红军走。

夏曦不甘心，马上过河，妄想亲自出马去说服席大明。他走过了七星关这个毕节通往活动区域的隘口，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红六军团长萧克得知政治部主任夏曦未归，派人前去搜索。下游河滩上，发现了夏曦的尸体。这个曾经名满三湘，亲身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却又对自己的同志大挥屠刀的人，被埋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那一年他35岁。

夏曦究竟是怎样被淹死的？天知地知。不过，有人听见枪战声是事实，身上没有中弹。

变态，神经质，不懂得人无完人之道理，追求极端纯粹性，如此一个幼稚无知狂怎么掌上共产党红军大权的？可见共产党之初的年轻幼稚。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不假，但哪有那么多敌特份子？若有那么多卧底，红军岂不早夭于摇蓝中？

王明之后便是张国涛在长征途中的左倾肃反行为，徐向前的妻子就被上司张国涛极左杀害。

红军没有被整垮整散，崇高的共同信仰始终粘合着崇高的人，最终纠正、反醒沉痛的教训，屡踣屡起。

真正该杀的是夏曦，杀一千次都不为过。按夏曦本人变态畸形的逻辑，单凭他重用国民党大特务江琦的失察之罪，就可以拷打他是蒋介石亲自派来搞垮红军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